许章润：置身邦国，如何安顿我们的身心
——从德国历史学家迈内克的“欢欣雀跃”论及邦国情思、政治理性、公民理性与国家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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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许章润 （进入专栏）
摘要：德国历史学家迈内克反感国家社会主义，拒绝纳粹的意识形态，但于德军并吞奥地利，“收复斯特拉斯堡”却“欢欣雀跃”，认为“这是将全部的德国历史往前推进了一大步”，说明国民的爱国主义存在着“历史之爱”和“政治之爱”的重大差异，并由此折射出立国时段的政治理性和公民理性的冲突，国家理性和国家理由的严重失衡。同时，知识分子面对乱局之怠思与失思，或者，其于主流意识形态在某些方面之“两情相悦，思无二致”，以及对于国家这一法政架构的有选择的历史主义理论安排，是造成邦国神智混沌的致命因素所在，揭示了基于公民理想和普世主义的法政哲学对于邦国健康成长的重要意义。
关键词：历史主义； 国家理性； 政治理性； 公民理性； 立国进程
一、引言
我的心中也充盈着对于军队的喜悦、赞美和骄傲。竟然收复了斯特拉斯堡！ 怎能不为之欢欣雀跃！
这是 1940 年 7 月 4 日，一位德国公民写给自己同事私信中的段落。言为心声，情溢乎辞，修书者的感奋和信笔挥洒的情貌，不难想见。
是的，写信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位杰出的德国历史学家，享誉学林的大块文章的作者，弗里德里希·迈内克( Friedrich Meinecke)。当其时，德国大军节节胜利，所向披靡，欧洲的浩劫悲剧与德意志民众的山呼海啸同时上演，小小寰球，凉热两分。迈内克们的血脉贲张，组织起德意志高烧不退的万千热源。
迈公 1862 年出生，1954 年去世。漫漫 93度春秋中，历经德意志帝国、魏玛共和国、第三帝国和联邦共和国四个阶段。四种政体，逐一亲历，个人或许不幸，却为史家之幸。一生勤耕，叙史事而原世事，秉心史铸就国史；切身近观，问世道以见人心，以遐龄阅尽沧桑。创作了《世界主义与民族国家》、《近代历史中的国家理性观念》、《历史主义的形成》等鸿篇巨制。1946年，二战甫歇，山河破碎，耄耋史家五内如焚，奋笔疾书，以《德国的浩劫》祭奠，一时传诵，让万千同胞心怀戚戚。痛定思痛，作者既为历史主义辩护，并为德意志精神鸣屈，由理述纳粹的来去而质问整个西方文化本身是否存有根本性病征，三百年纷纷扰扰的现代性自我呈现进程是否同时就是一部自戕的历史？！
史界纷议，褒贬互见，作者因其思想力道，获尊德国文化的“幸存象征”，可谓善终。
上揭迈公信函所述之“欢欣雀跃”，今日读者触目或许惊心，而其实其来有自。实际上，早在 1938 年 4 月7日，纳粹吞并奥地利后几周，迈内克在给流亡中的哈约·霍尔博恩的信函中就说：“赢得了奥地利，这是将全部的德国历史往前推进了一大步，并且实现了过往的愿望和理想。”1940 年 6 月 12 日，在给女婿卡尔·拉贝( CarlRabl)的信中，迈公再度写道：“作为为了凡尔赛和约而正在惩罚法国的巨大集体力量中的一分子，你现在有了重大的历史事情要去完成。我也对我们军队正在完成的事情充满了崇敬，那远远胜过了所有的预期。短短几年之内就能建立起这样一支军队，这是第三帝国最伟大的积极成就。我毫无保留地认可这一点，但绝没有忘记那些发生过的消极的事情。”
迈公厌恶纳粹，也从不认同这个政权。实际上，1935年，迈公因此而被解除了《历史研究》杂志主编职务，不少弟子亦且被迫流亡。老人虽然足不离国，拒绝流亡，可政治上仿佛置身异邦。但是，即便如此，若此史家，一代宗师，本当高自标立，卓绝同侪，不为流俗所囿，不料却津津于纳粹铁骑的驰骋，而“喜悦、赞美和骄傲”，乃至于“欢欣雀跃”。其言词，其心情，其观念，同时说明绝非简单径以“流俗”二字就能打发的，也不是他的信函之直白陈述即可尽诠者。实际上，其思其虑，在让我们为人类心灵的深邃曲奥而惊诧莫名的同时，还至少向后人透露了四大消息。
本文在现代国家成长和近世欧洲政治文化变迁这一宏观历史背景下，特别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国家间政治语境下，紧扣现代德国的立国进程这一根本问题，经由省察迈内克的思想脉络、人身经历和价值选择，就其历史学家的邦国情思和作为国民的历史理性的纠葛，有关公民理性与国家理性的德势抗衡关系，以及政治理性和道德理想主义的互动，展开思旅，以集中说明迈内克们之所以“欢欣雀跃”的复杂心理、错综学思和文化政治根源。
二、基于情思的迷思
家国情怀，本为人情之常，迈公内心，如同千万同胞，含藏着对于祖国最为深沉而炽烈的爱恋。此种情愫，置于德国 19世纪以还延续百年的立国进程之中，遭逢“一战”后割地赔款的屈辱，遂潜转为渴盼祖国复兴、追求民族强盛的国民愿景。“凡尔赛秩序”不是削弱，却似乎强化了这一愿景，而使得卧龙在田，蓄势待发而已。这是现代国民的美德和一邦成员的本意，深心大愿，无可厚非。但凡体认到自己是邦国成员，对于这一共同体心怀依恋，祸福与共，才是正心诚意，也是修齐之本。否则，反倒异常。“三心二意”、“离心离德”或者“同床异梦”，不仅说明邦国共同体未能有效招募忠诚成员，表明国家建构的失败，终究祸延子孥，而且，同时暴露了他们其实尚未达臻国民之境的游离处境，而这是身处列国体制之下，孤独个体的尴尬。一旦认同意识和认同危机遽现，它甚至会成为精神痛苦的源头，进而，引发行为失范和政治危机。“现代”的成就，特别是在历经十九世纪普遍的“举国武装”的近代欧洲历史语境下，正在于编织出“民族国家”这一巨无霸，并获秉国民忠诚的绝对正当性。经此辗转，人世间，除开通达天意的虔诚宗教信仰，我们还找不到比她更为炽烈、广大而沉厚的人类情感。因而，“收复”而非“攻占”，一词之异，道出的是长纾积怨、一吐屈辱的畅快淋漓，则迈公此时的豪迈与欣慰，或许，还夹杂着目睹眼面前的兴衰替亡油然而生的浩浩沧桑，定然如翻江倒海。十尺书斋，西风吹梦入江楼，香满枝南，人间惊早。浸淫国史，思越千古，此种情愫，迈公当较常人愈甚。不过，家国情怀不幸而政治化了，一如任凭人性全然交付于浮士德，乃至于“欢欣雀跃”之际全然忘却了他人的感受，触及常识底线，则邦国情思放纵而为毫无将心比心的仁忍恕道，以报复为指归，则难免祸福相倚，而吉凶端在时势矣！仅以“绝没有忘记那些发生过的消极的事情”曲饰而自慰以自卫，终究经不住拷问，也似乎挡不住静夜扪心的那一份惶惑。事后证明，如《德国的浩劫》所述，迈公是以“古典的德国精神”与纳粹狂潮的截然两分来安慰破碎的德意志心灵的，则其几陷迷思，争不脱的，原是那一份情缘，而成败萧何，夫复何言！
说是“成败萧何”，是因为对于邦国家园的深沉爱恋，通常所谓的“邦国主义”或者“民族主义”，不仅激荡国民情怀和民族理想，而且，其为一种心性资源，也是激扬公民理想和启发宪政文化的内在动力。如同面对祖国的连绵苦难之不能自已，恰恰引发了民初士子们的反传统情绪，而为引进西学、再造文明推波助澜，迈公们的情思和迷思———如果在此使用“迷思”一词尚不算轻薄的话，说明公民理想原来脱胎自民族情怀，暗藏着邦国复兴的深心大愿。但是，问题在于，彼时彼地，德意志学人之“欢欣雀跃”，固然源自民族主义，一种深沉的家国爱恋，可却未能进行此番转圜，拙于以公民理想救济民族理想，未能用公民理性中和国家理性。相反，在一个放逐了魏玛共和的帝国梦都，“荣耀”和“强盛”的邦国理想单兵独进，施施然，嚣嚣然。如此这般，一份情缘，两样结果，过犹不及，迷思原来源于情思，东西南北，真是难为了多少人啊！
为情所陷，端为常态，但有一类人，因为职业和志业所系，自当时常警怵，在不时提醒自己的同时也提示他人。这种人不是别的，就是所谓的“知识分子”。无论是在 19世纪以还的俄国历史背景下，还是在欧洲通用的语境中，抑或在中文世界的理解看来，循名求实，“知识分子”均意味着此种担当，脱不了这份干系。“吾侪所学关天意”，夫子自道，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而展示了一份自戕般的殉道意识。因而，看清其间的紧张，承担其间的张力，时刻警示自家当于豪情澎湃之际不忘勤挽理性之泉拂去人类心灵里的泥垢，实为职业所在，也是志业所系，因而，恰为天职，一份沉甸甸、恒具悲剧性质的人间嘱托。在古典希腊智慧看来，审慎是人类的美德，所述非无来由。由此，既然选择了这一职业，就意味着认可了自家“知识公民”这一志业定位，一种专门为邦国(如果不说“人类”的话)看守精神家园的献祭行当。此为天职，非以“世俗时代”、“现代社会”一干饰辞所能打发。实际上，这也是大众期待，恰恰是现代劳动分工的必然。“上帝死了”，可“知识分子”依在，“读书人”还在，不过这么回事。它不是矫情，亦非矫然自诩，而是人世分工的必需，实因我们人类这一物种伟大而脆弱。承受得住，在此就业；否则，不要跻身于此，落个心闲。
德意志国民弗里德里希·迈内克，身处多难之邦，情难自抑，可见本性本情为当下事件触及，天然流露。可正是这一份天然，却将知识公民的命定天职，挤压变形，失守于所当应然，离弃了理所当然，而使知识公民完全退守为“一般国民”，公民理性终究未能抵御浅表流俗的国民理想。———本来，较诸公民理想，甚至不妨说国民理想恰恰是一种更为庄敬崇高的精神，明白大公，醇雅深厚！
因而，如为“一般国民”，此情可悯，他们不过是随诸性情而恪守本分。但是，迈公不一般，恰恰不一般，因而，便不可文饰了。其为历史学家，披览人世沧桑，洞悉“古典的德国精神”，应当明白政治与真理之间那份永恒存在的高度紧张，胡可为奠立于“意见”而非“真理”之政治所裹挟。
“意见”如流沙，风来雨去，辗转无形，不足以托付身心。“真理”若磐石，遗世独立，大音希声，晓谕我们恨爱情仇的背后尚有大是大非。如果说铁血首相俾斯麦大智大勇缔造了德意志帝国，成功赋予德意志一个宪制的政府形式，却“敲断了民族的脊梁”，就是说，空留下一整个未曾熏受政治教育的民族，却有着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和无权无势的议会这种政治架构，那么，迈公一人失守，意味着精神的全盘崩溃，整个德国的道德瓦解，文化“幸存象征”也许成立，而精神自立难立，不打自招。———幸亏，德意志尚有雅斯贝斯这样的学人挺立。至此，呼应上文，落实和还原到一个情字，则无情不成人类，多情养育了人类，伪情让人类异化，滥情加害于人类矣！
这样说，读者诸君想必已然察觉，未免太过简单化了。它看似顺理成章，实则把复杂的历史进程和文化情结于事后还原为几个干巴巴的意识形态概念，或者，套用于枯燥的心理学名词而已。不过，自另一方面而言，虽说历史的表象和过程错综纠结，而真实的精神进程还可能真的就不过是几个观念在作祟呢！而此种观念之能深入人心，甚至展现出无比的“理论说服力”，恰恰在于它们迎应了特定的心理因素，满足了时势的需求。因而，问题遂转换为：对于迈公这样的伟大心智，此刻要问的是，情感和观念，感性世界和理性世界，在近代德意志立国进程这一总体背景下，是如何交相呼应，有以然哉？！理性、历史理性和历史主义的理性观念，究竟能否应付得了立国进程中的政治解释的重担？！是啊，情有异，变无形，闪闪烁烁，迷离朦胧，邦国现世中的我们，何以看透，如何拿捏？特别是当我们寄身其中的邦国情仇，忧乐之间，山光水色，总是牵动着我们的心弦一脉之际？它们积存在心，躲闪不掉，压抑不住，需要我们勇敢地用理性来接应，从而，做出明明白白的正面回应。本节开头就说，迈公如同千万同胞，内心含藏着对于祖国最为深沉而炽烈的爱恋。类型化一下，不妨说，此爱得谓国民之爱祖国，属于“国民之爱”。与之相对，置身邦国，每个人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是公民，较诸国民，它更具公共相关性，也更具政治反思意味，因之而有对于祖国的“公民之爱”。前者得谓“爱祖国”，无条件，一厢情愿，出乎自然，想控制都控制不住；后者始为“爱国”，有选择，讲条件，源自法权定位和自我政治反思，而且，是可以撤销、允许收回的。国民之爱祖国和公民之爱国，表象无异，而定位有别，自当留意。1980年代以还，数百万华人用脚投票，飘洋过海，另觅家园。虽然置身新国，而旧邦难忘，“一提起祖国就掉泪”。———朋友，这就叫“爱祖国”，不讲条件。可掉泪的主儿还是住在新国，因为他或者她认同新国的基础设施、环境条件、政法架构、精神价值乃至于审美情操，以及分享的体面甚至于尊严，钟情于“护照的人权汇率”(借用吴稼祥先生的一个表达)，纵然“想祖国想得要死，梦里都想哭了”，也依然生息在彼，劳作在彼，取舍在彼。其于新国，这不是别的，就叫“爱国”，一种公民输诚式的认同。(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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