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识网 | 余英时:知人论世的历史研究

   2006年,美国国会图书馆颁授历史学家余英时“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2009年12月,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了《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该书厚达960页,汇聚了华人世界众多著名学者的论文,向余英时先生致敬。在前言中,余英时的学生田浩、黄进兴、陈弱水、王???匾淞俗约核?鲜兜睦鲜Γ?渲杏幸痪浠捌挠幸馑迹?ldquo;为什么这位学者的英文著作比较少,可是在哈佛、耶鲁、普林斯顿三所名牌大学任教数十年,而且是头一位获颁KlugePrize的亚洲历史学家?”

  克鲁格奖(JohnW.KlugePrize)是由克鲁格捐资,为诺贝尔奖未能涵盖的人文研究设置的、由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奖项。这次得奖,在余先生看来是机缘凑合:“许多外面的东西我认为都不必去求的。我早已决定自己的真生命便是求知识学问,我也没有别的才能。至于将来得到什么荣誉,这是自己做不了主的。我对自己做不了主的事情,一概置之不问,等于不存在一样。我只要够吃饭就行了,用不着蝇营狗苟去追求这个追求那个。”

  近年来,余英时依然健笔如椽,著述不断。2011年,余英时的《中国文化史通释》和《史学研究经验谈》在中国内地出版后,深受文化界关注。2012年,余英时最新著作《论天人之际》将由台湾联经出版公司出版,香港中文大学即将举办第四届“余英时先生历史讲座”,而中国内地也将出版多册余英时文集。

  爱好中国思想史的根苗

  余英时的父亲余协中先生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1926-1928年赴美国考尔格大学和哈佛大学读美国史。1929年,余协中继蒋廷黻出任天津南开大学历史系主任。1930年,余英时在天津出生,母亲张韵清因为难产去世。余协中伤心欲绝,举家离开天津。余英时童年住过北平、南京、开封、安庆等城市。抗战爆发后,余英时回到祖先居住的故乡—安徽潜山县官庄乡。

  1945-1946年,余英时在桐城县城舅舅家里住了一年。二舅父常和桐城名士来往,余英时从他们的交谈中,偶尔学得一些诗文的知识。抗战其间,余协中在重庆考试院做参事,父子分隔两地九年,多少年后余英时回想,父亲无形中还是产生了影响:“我对西洋史有兴趣是从父亲那儿来的。他编著一部几十万字《西洋通史》,对我很有启发。小时候看不大懂,但渐渐入门,对著作肃然起敬。因此我不光对中国史有兴趣,还对西洋史有兴趣,看看西洋史是怎么变化的,我用比较的观点来看历史,很早就跟家庭背景有关。”

  抗战胜利后,余协中受杜聿明委托到沈阳创办东北中正大学。1946年夏天,余英时从桐城重回安庆,然后到南京转北平,最后定居沈阳,其间找老师补习英文、数理化。1947年夏天,余英时考进了中正大学历史系。他回忆:“我选择历史为专业,一方面固然是由于我的数理化不行,但另一方面也是受父亲的影响。我家所藏英文书籍也以西史为主,我虽不能阅读,但耳濡目染,便起了读西史的强烈愿望。我课外阅读则由梁启超、胡适的作品开始,种下了爱好中国思想史的根苗。中正大学一年级的中国通史由一位青年讲师讲授,用的是钱穆的《国史大纲》,这是我第一次接触钱先生的学术。因此,我在这所新办的大学虽然仅仅读了三个月,但我的人生道路却大致决定了。”

  此后战局变幻。1947年12月,余英时随父亲从沈阳飞往北平,当时机场一共有三架飞机,余协中被安排在第一架,余英时则在第三架。余英时正在排队,余协中忽然招手要他过去,因为第一架还有一个空位。余英时在最后一刹那坐上第一架,结果第三架失事了。

  1947年12月到1948年10月,余英时在北平闲居,开始接触当时中国流行的思潮,受影响最大的要算储安平办的《观察》以及结集而成的《观察丛书》。他回忆:“这当然是因为我的心灵深处是接受五四以来的现代普世价值,如民主、自由、宽容、平等、人权等等。我记得1948年夏天读到胡适《自由主义是什么?》一文(刊在《独立时论》上),非常兴奋,因为胡适在文中强调争取自由在中国有很长的光辉历史;他指出孔子‘为仁由己’便是‘自由’的另一说法,我也认为很有说服力。我一直相信中国既是一个古老的文明,其中必有合情、合理、合乎人性的文化因子,经过调整之后,可以与普世价值合流,带动现代化。我不能接受一种极端的观点,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中只有专制、不平等、压迫等等负面的东西。”

  1949年8月底到12月底,余英时成为燕京大学历史系二年级插班生,留下美好的回忆。2008年余英时为巫宁坤的《孤琴》作序,便以《回忆一九四九年秋季的燕京大学》为题。

  人的记忆才是真生命

  1950年元月初,余英时到香港探望父亲和继母。余协中原来在沈阳办中正大学时,曾决定请钱穆去教书,钱先生当时答应了,后来没有去成。余英时到了香港以后,余协中说:“钱穆先生现在这儿办新亚书院,我送你去念书吧。”当时新亚书院就是一个普通楼房的两层。余英时去考试时,钱穆亲自出来主持,只叫余英时用中英文各写一篇读书的经历和志愿之类的文字。交卷以后,钱穆当场看了余英时的中文试卷,接着又看英文试卷,马上决定录取。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以后,余英时犹豫不定,还是决定回北京。这一年夏天,余英时坐上开往大陆的火车,过了香港不久,车到东莞石龙,停了三四个小时,他的内心经历了一场搏斗:“我是跟我父母呢,还是回北京?后来考虑到父亲年纪大了,弟弟还小,也没有人照顾。我想中国人多得很,多我一个少我一个不相干。我在思想交战之下,最后决定还是回香港,主要还不是政治考虑,是个人的‘小资产阶级温情主义’战胜了革命理想。”火车到了广州,形势紧了,香港人也多了,不能随便回去,余英时就找到一个所谓“黄牛”,私下给了大概一百港币,顺利回到了香港,不复北上。

  从此,余英时决心在新亚书院读书。1951年冬天,钱穆去了台北。不久发生了在联合国同志会演讲礼堂倒塌的事件,钱穆头破血流,昏迷了两三天,几乎死去,有一段时间在台北养伤。等到1952年6月,余英时毕业的时候,钱穆还在养伤,到秋天才回来。毕业以后,余英时反倒跟钱穆谈得多一点。“我跟钱先生谈的都是怎么研究中国思想史、中国学术史。他是学与思并重,是学者也是思想家。”

  1953年,钱穆得到亚洲基金会的资助,在九龙太子道租了一层楼创办研究所,这是新亚研究所的前身。当时只有几个研究生,余英时也在其中。进入新亚书院以后,余英时就决定将来研究中国史。他也念有关西方的东西,当时就感觉到不能光看中国的东西,要有比较世界性的眼光,对西方的历史思想,后来包括政治思想方面像民主自由的思想都要考虑。

  钱穆创办新亚书院为故国文化延续了一脉香火。钱穆逝世后,余英时将纪念钱穆的文章结集成《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一书。以余英时的专著而言,标举历史人物大名者还有多本:《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朱熹的历史世界》、《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重寻胡适历程》。这些著作的重心实则投注在这些人物所处的时代。余英时在谈新亚书院精神的文章中引《新亚学规》:“中国宋代的书院教育是人物中心的,现代的大学教育是课程中心的。我们书院精神是以各门课程来完成人物中心的,是以人物中心来传授各门课程的。”或许可以由此看出余英时治学中的一些脉络。

  综合与分析并重

  1955年,余英时来到哈佛大学,第一年是访问学人,以后的五年半是博士班研究生,指导老师是杨联?。1955年之前,余英时根本就不知道杨联?这个人。初到哈佛,几个朋友带余英时到杨联?家里拜访,闲谈中感觉杨先生学问渊深。两三天以后,在费正清家中的茶会上,余英时向杨联?问道:“您现在专门研究什么东西?”传为笑话。余英时回忆:“这并不是我看不起杨先生,我根本不知道他,怎么可以乱讲话:久仰久仰。后来我写东汉士族大姓与政权,有人告诉我:杨先生写过很长而且很有名的文章,日本人都注意了。我才知道,所以我的文章写完以后,请杨先生看一看,他借给我两本日本书,说日本研究得很多。他很担心我的文章内容是他已经讲过的,等他看完说:你这个跟我的不一样。虽然是闭门造车,但是跟日本人的并没有重复。他读我的稿子时,我也同时在读他的名文—《东汉的豪族》。他讲了东汉一代,我当然开了眼界,但我讲的是两汉之际那一小段,而且特别注意‘士族’,和一般的‘豪族’也不同。”

  正式成为杨联?的学生后,余英时深感杨先生为人厚道,非常爱护年轻人。而杨先生做学问是日夜不息,非常用功,乃至精神崩溃。感慨杨联?先生“千古文章未尽才”之际,余先生说:“也不然,杨先生的论文相当多。他到四十五六岁之后基本上不能做大规模的研究了。当我初来的时候,大家都认为他是汉学界‘第一人’。我记得他病的时候,我代他教书,用他的书房,我看见费正清给他条子:你就好好休息一年,你还是第一人,放心好了。杨先生阅读的汉学范围很广,尤其在日本方面,他如数家珍。许多大史学家、文学家对他都非常推崇,像法国的戴密微。说老实话,作品不在多少。他的许多论文都有开创性,影响很大。”

  重寻学术历程,钱穆和杨联?对余英时影响深远。“钱先生给我关于中国传统学问的基本指导,要我在经、史、子、集上选取最重要的原典下扎实的功夫,必须做到‘好学深思,心知其意’的地步。有了这个基础,以后才能自己发挥。决不能书未读通,便抢着想表现,急于发表文章。”余先生说,“杨先生知道我已在钱先生门下受过熏陶,所以开玩笑地说我是‘带艺投师’。因此他教我另外一套治学方式,也就是现代西方学界的普遍规矩:基本材料当然是原始文献,但原始文献中有许多地方必须用现代的眼光去理解,读者才能明白,这就得考证和分析,不能不负责任地引用经典原文,便算了事。更重要的是,研究任何一个历史上的大问题,其中都涉及无数次一级的小问题,有些是现代学人已研究过的。你必须广读相关的他人著作,英文、法文、日文等不能放过,这些是所谓第二手的资料,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你不能不知道。所以我很有运气,两位老师各教一个方面,恰好互补,综合与分析并重。这是可遇不可求的机缘。”

  中国情怀

  余英时在哈佛大学的博士论文为《东汉生死观》,1967年出版英文专著《汉代贸易与扩张》,后来结集的英文著作有《十字路口的中国史学》、《人文与理性的中国》。1973-1975年,余英时出任新亚书院院长兼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转向用中文发表学术著作。

  担任新亚书院院长是余英时生平唯一从事行政工作的两年。1974-1975学年,香港中文大学校长李卓敏雄才大略,请余英时担任“大学改制工作小组”主席,成员中有日后卓然成家的金耀基、陈方正。患难之中,余、金、陈三人成为一生至交。金耀基先生谈到自己当时的处境:“1975年大学正在改制,学校里各方面有不同的理念冲突。这时候,我拿到去剑桥大学访问的通知,多么愉快啊!这样就没有这么多烦的事情。”得力帮手尚且如此,余先生有多“烦”就可想而知。陈方正先生则回忆:“他翩然回归,出长母校新亚书院,跟着又担任中文大学副校长,真所谓英才俊发,风华正茂,不料旋即卷入大学体制改革风波,为这所崭新学府的转型付出沉重代价,两年后就黯然返美,似乎是绚烂归于平淡了。其实,那才是他事业的真正开始。”

  在香港中文大学这两年,是余英时重新转向东方的开始。1976年,余英时在台湾出版了《历史与思想》,在中文学界可谓石破天惊。此后,余英时在台湾每出版一本著作,均引起学界的关注与讨论。中年学者黄克武说:“在台湾,像我这样年龄的人,大多经历过英雄崇拜的时代,最崇拜的是:梁启超、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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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5月4日, 10:45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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