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稼祥:公天下——多中心治理与双主体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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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天下 多中心治理 双主体法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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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下为公的理想
  
  中国传统政治思想基本上是一个退化的思想,因为中国最初的政治体系就是顶峰,一开始是一个黄金时代,“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是大同社会。虽然这个大同社会只存在于传说中,但是在有相反的证据否定它之前,我们假定它是存在的。这样一个黄金时代被孔老夫子称为“大道天下”。
  它的社会状态是一个大同社会,然后“大道既隐”,大道隐藏起来了,天下为家,每个人关心自己的孩子,所有人关心自己的私有财产,私有制诞生了,这个时候还是有点夜不闭户、路不拾遗,还有一点王道。我的书里认为那是平面中央集权而不是立体中央集权,叫做小康社会,三个王道。小康社会以后我把它叫白银时代,继续衰变叫做黑铁时代,也就是五霸时代,它被认为是一种衰世,衰世是什么呢?它不是说靠人、德来治天下,是靠力量,靠政治权力和军事力量来统治,争取自己的最大权力,使权力极大化。这样一种时代是通过霸权建立起来的,霸权没有了就开始动乱,霸乱循环的一个时代。
  这样一个思想向后看,最好的时代已经失去了,总有一种失语的感觉,孔老夫子为什么那么悲伤呢?就是因为这个,他看见别人抓着一个麒麟,他痛哭流涕,就觉得更没有希望了,他有一种很悲观的情绪。这种思想事实上是一个大规模国家的必然规律,并不是一种倒退,它只是说公天下“公”的程度不行了,美好的理想丧失了。
  现在很多朋友谈儒家宪政,这个概念我不大接受。但是,如果把宪政理解为对权力的限制的话,我认为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中国在尧舜时期就有了一种不成文宪法的概念。这个不成文宪法讲的是什么呢?这个天下不能被一个氏族、一个部族占有,当然更不能被一家所占有,任何人执政一段时间都必须要退休,所以就叫做禅让制。这样一种大道宪法在中国文人尤其儒家的思想里面,可以说是永远不能磨灭的一个美梦,世世代代的儒家,谈到这个的时候都是心向往之。这样一种不成文的大道,在权力使用的时间长度上加以限制,权力行使不可以一辈子,你老了,必须让出权力。一般把它叫做一种禅让制,或者叫做垂拱而治,基本上是一种让地方各个部族自治的思想。这个不成文的宪法作为一种大道,其实为我们古代的思想家所分享,应该说大禹建立政权以后,孔子看到了大道既隐的事实,但他并不认为大道就没有了,“大道既隐,天下为家”。老子看到的东西就更加悲观,“大道废,有仁义”,仁义是大道废了以后而不得不诞生的东西,并不是一个好东西,天下为公的道已经废掉了。
  不管是隐也好、废也好,在儒家和道家的创始人眼里,大道一定是让他们非常推崇的,是一个不成文的宪法。这两家学说实际上在内心都推崇这个东西,老子认为它废掉以后再搞一个大一统的国家已经不可能了,所以他推崇小国寡民的政治体制。他认为这样一种体制虽然是小国,但是它仍然是一个共同分享的天下。为什么孔子也使用了跟老子相近的一个概念——“大道”这个概念?事实上,孔子《礼记•礼运》篇是他拜见老子以后谈的问题,他们两个在“道”上面应该取得了相当大的共识。孔子对老子的大道思想是非常认可的。他的定义就是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不得被任何个人、家族和团体持续独占,这个概念是儒家千百年来都在心中怀有的一个理想。
  
  公天下的两个制度安排
  
  光有理想是不行的,必须落实在制度上,制度上必须要有安排。老祖宗最早的制度安排就是传说中的,湖北省有一批出土文物叫做楚简,那里面也有大量的儒家原始文献和道家文献,其中有这么一篇是儒家对禅让制给予了很高的认可,不是所有人都认为仁治天下,确实还有制度治天下。在尧舜时期,一般是四个部落联盟叫四岳,东岳、西岳、南岳和北岳,四番的部落联盟共同推荐一个候选人,经过现任首长的考察,被推举的人一般也不一定是太子党。比如说舜就不是太子党,尧实际上对他也很不放心,一个要考察他的才能,第二要把他变成自己的心腹,把他变成太子党,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嫁给他。这样一种体制我们其实并不陌生,1949年以来,实际上执行的就是一种禅让制。实际上1911年就把家天下这样一个理念给葬送了,取缔了。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想通过军政、训政到宪政的过程完成这个过渡,当然它失败了。共产党取得了全国政权,它也奉行公天下概念,不要说政权了,连财产都要公有,社会的生产资料都要公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认为一切都应该公有,某种程度上包括人的才能都要公有。我为什么把这个书命名为《公天下》,也是有这么一个取巧的想法,一个要接天气,共产主义从西方传到中国,它毕竟在中国流行了60多年,不能否认它是一个既成事实,是一个客观存在,你不能彻底把它抛弃、废除,这是不可以的;第二我们也接地气,公天下的理念实际上在尧舜之世,在儒家的正统思想里面它就是一个不断被传播、不断被继承的概念,一直到康有为的《大同书》。但问题不在于这个概念,在于怎么把这个概念变成制度安排,这是最关键的。
  1949年以来,执政党开始实施终身禅让制,这个比尧舜时期稍微退步了一些,尧舜活着的时候就让位给别人了,是没有规定期限的任期制禅让制。
  我在台湾出了本书,发现了一种第二把手更换率,这个体制必然会导致一种内生性的动乱。因为最高权力的更迭有三种模式,第一叫世袭制,第二叫禅让制,第三种叫民选制,最不稳定的就是禅让制,为什么这么讲呢?最高领导人选的接班人,必须同时是第二把手,不放到第二把手不能够有威望的。这就发生一个尴尬的情况,一把手永远都不会有安全感,他会患上一种安全饥渴症,第二把手既不能无能,又不能太有能,既不能没有道德,也不能太有道德,这就是非常尴尬的事情。竞争继承人的这样一些人,会利用首脑这样一种安全饥渴的心理,不断给他灌输说二把手不忠于你,要取代你。这样一种体制维持稳定有一定困难,斯大林体制实际上有两种制度更迭的方式,一种就是恢复了世袭制,比如说古巴是兄弟之间世袭,朝鲜是父子之间世袭,恢复世袭的都挺稳定,古巴和朝鲜现在什么事也没有,制度还在维持。为什么大禹要搞世袭制就是这个原因,父死子继制应该说是最稳定的。后来,终身禅让制变成了任期禅让制,自己主动退休,不是临死再禅让。如果这样就更糟,因为每一次第二把手更换都会导致五大定律发挥作用,只有越来越无能的人才让他越来越放心,我形容这个过程叫“开到荼靡花事了,丝丝天棘出莓墙”。
  这个制度安排在尧舜时期就坚持不下去,因为天下,三个人坐在驾驶座上来开车,尧坐了一把交椅,舜坐了一把交椅,禹又坐了一把交椅,后面还有很多接班人,拽袖子的,拉袍子的,这个车怎么开?我觉得禅让制在历史上都被家天下所取代了,中国又不能恢复帝制,只能向民主政治发展。这是我讲的第一个制度安排,就是通过不搞终身制,限制他的职权来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个制度安排就是西周时代的分权制,这时基本上就是白银时代了,家族的权力已经是世袭了,因为经过夏商两朝的家天下的安排,最后变成了平面中央集权。这种安排不是一家的天下,是大家的天下,西周分封的时候,所有的大姓氏都封了诸侯,连尧舜禹的后代都封了。西周实行了一种双都多层多中心治理的体制,双都指的是东都洛阳、西都镐京,西都是一个政治首都,也是宗教首都,祭祀祖先的,东都实际上是一个东部统治中心。西周我认为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创制双都多中心治理的,在这之前没有,罗马帝国也没有多中心治理,它是从多中心治理变成了帝国。这样的一种体制,公天下的公表现在对天下主权的占有,在空间上分享,就是多中心,时间上是世袭的,是持续的。它的公天下是有限度的,就像禅让制也是有限度的一样。这样一个公天下是空间上的分享。
  在儒家学说里面就诞生了一个公天下的制度学派,荀子在理念上就提出了兼天下的概念,就是天下兼治。他谈到周公兼治天下,分封47个诸侯。他有一个五分思想,在《荀子•王霸篇》里有个说法,叫农分田而耕、贾分货而贩、百工分事而劝、士大夫分职而听,建国诸侯之军分土而守。这是一个分田和分事的思想,不是一个统一的思想。儒家制度学派不是大一统思想,是统分结合的思想。以前人们没有太注意荀子作为制度学派的地位,这次我在研究这本书的过程中发现,一般主张制度的人都是性恶论的。荀子就是性恶论的思想,他认为人性并不善,所以必须用制度来治理。
  
  公天下退化的原因
  
  公天下退出制度安排,是接下来我要讲的问题。公天下有两次退出,第一次应该是大禹登基以后,一直到商纣王被武王所取代的这一千年,公天下事实上退出了制度安排。这里面既没有禅让,也没有地方分权,但是它有一个民本主义思想,以民为本。这两个朝代之所以被孔子比较看重就是因为有民本的思想。第一次退出就诞生了有权威体系的平面中央集权的家天下,就是夏商之世,然后就出现了公天下制度安排的分权时代。后来它又再次退出,将近700年以后,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了秦朝的天下,我把它叫做无权威体系的立体中央集权,就是朕天下,它不是家天下,家庭对他来说什么都不是,实际上秦二世杀了好多他的家族人。这实际上是一人统治天下,普天下的人都是我一个人的奴隶。其后,刘邦创制了一种叫有权威体系的立体中央集权家天下,从西汉一直到辛亥革命,都是实行这种体制。当然,有一些小的插曲,比如西汉的分封,唐太宗对少数民族的分封,以及清初对三藩的分封,都是一些插曲。另外还有一些战乱时代,比如说五胡十六国、五代十国等,也除外。只要是一个完整的政治体系,基本上采用的都是有权威体系的立体中央集权家天下。
  制度退化的原因是什么?为什么从公天下的制度安排退到了我刚才说的制度——平面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或者是立体中央集权的专制国家?我简单给大家说一下。有大的河流流域不一定有超大规模的国家,比如说亚马逊河、密西西比河比我们还大,为什么没有国家呢?一是那个地方不适合农耕,亚马逊河边上是热带雨林,不是种稻子的地方,基本上就是打猎。第二是那个地方没有人文条件,印第安人尤其是阿兹特克人、玛雅人,通过屠杀来崇拜神,把人心取出来,把脑袋砍掉来祭天,人口不能繁衍,是绝对减少的。人本主义或者说世俗化,在我们国家是儒家带来的,不知生安知死,敬鬼神而远之,这是我们老祖宗的人文思想,所以人口才能繁衍。文明的扩大,大陆国家的生成,是靠人口过剩实现的,人口一多就要迁徙,把没有耕种的地方耕种了。我们这个国家有对生命的尊重才有了这种文明的心跳,我们这个民族成为世界上四大轴心民族之一,首先它是个人本主义的民族,所以它能把两河流域,就是黄河、长江流域,在大禹治水的时候就基本把它填满。否则你就不能理解为什么大禹最后到了会稽山去收租子,就是收税去了。为什么叫会稽山,实际上就是算珠子,把所有的数对起来,会稽,那个山就是这样命名的。从这个情况看,会稽山已经到了钱塘江流域了,长江流域再往南,我们祖先的分布已经非常广泛了。大部分的国家有三大依赖:水利依赖,水利是这样的,因为自然条件关系,有的时候旱,有的时候涝,有的时候堵塞了,有的时候过度泛滥了,大禹为什么治水成为英雄,就是因为水利依赖的结果。安全依赖也是这样的,这个民族聚居的两河流域非常平坦,易于农耕,易于丰收,但是也特别易于被侵略,而且我们这个民族非常不幸的是,因为它有非常富庶的人口,世界上三大蛮族像飓风一样在蒙古高原上生成,一旦生成了首先想到的进攻对象就是华夏地区。第一大蛮族就是匈奴,是世界性的蛮族,打到欧洲,把罗马帝国打得东倒西歪,俯首称臣,把所有的黄金都给了阿提拉,现在他们的后裔是匈牙利人。第二大蛮族就是突厥,现在的土耳其,突阙民族也是战斗力极强,整个欧洲被阿拉伯人打得找不着北,阿拉伯人又被突阙人打得找不着北。你想这些蛮族有多么彪悍,我们的祖先把这两个蛮族都给看紧了,尤其是跟匈奴,打了800年,这个民族能够生存下来,还能把文明绵延下来。近来有一个网友在我的微博上留言说,什么制度自信、理论自信可能是假的,文明自信还是有的。
  世界上没有任何民族能够对这两个民族打胜仗,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民族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代价就是在一定时期内必须变得和他一样野蛮才行,否则你怎么跟他打?因为冷兵器时代,战斗的致胜法宝就是肌肉和残忍。赵武灵王为什么胡服骑射,胡服才能战胜游牧民族,必须把自己变得很野蛮。最后蒙古出现,抵抗不了,整个社会被野蛮化了。所以,安全依赖就导致了需要中央有很多的资源,有很多的军队,这些都是对大规模的依赖。
  第三个就是救灾依赖,这个我不多说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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