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前廉署官員湯顯明

 

文 /蕭瀚

清明政治需要均衡的權利和優秀的制度,也需要有職業榮譽感的傑出政治家。當大陸政制的邪惡基因侵入香港,三者盡失,香港的清白廉潔何以自保?

香港前廉政專員湯顯明被指於2010年兩次超過「廉政公署常規的規格宴請到訪的內地檢察機關官員,其在任五年期間,花費了近 22萬元送出了約 1400份禮物,部分禮物價值超過 4000港元,送禮對象大部分是內地官員。」對於上述事件,前副廉政專員兼執行處處長郭文緯為廉署叫屈,他認為「整件事只應定性為員工對《廉政公署常規》的理解不符審計規定,不涉及誠信問題,廉署員工在事件中亦完全沒有個人得益。」

無論現任還是前廉署官員如何辯解,基本事實是湯顯明違規宴請與送禮,不管理由是什麼,在不涉及基本人道底線問題時,哪怕規則已經過時也應當遵守,更何況是廉政公署這樣的政府部門,尤其在廉政領域更當以身作則,這是法治社會的重要支柱。

此次事件真正令人吃驚甚至反感的不完全是湯顯明違規宴請與送禮的問題,更在於郭文緯替其申辯,即使有千情萬理,他們至少遺忘了自己的特殊身分,遺忘了好制度只是法治的一部分,還有一部分是人對良制的敬畏與守護。

均衡權利與創建好制度

權力原本是處理公共事務的一種支配甚至控制力量,它擁有普通公民無法擁有或者沒有資格擁有的特殊資源。由於權力的這種功能特性,因此,為善抑或為惡,結果便大相徑庭,當權力為善時,它可能匡扶正義,保護公民權利不受非法侵擾,利用得當,甚至幫助那些弱小的人們以抵禦那些強勢而蠻橫的盜匪;當權力為惡時,它便扶邪壓正,踐踏民權,由於其強大的資源支配力,從而成為最可怕的劫匪與殺人犯。因此,西方文明自古已發現基本的權力規律,就是防止權力作惡的特別重要法則是限權:若無必要,勿增權力。研究權力的主流思想家們,甚至認為權力只是一種必要的惡,因此時時刻刻提防它,將其鎖在籠子裏,只有萬不得已需要震懾與消除惡行時才能短暫地放出籠子。

所謂好制度,也就是能將權力鎖進鐵籠從而能讓它盡可能行善的制度。包括三權分立在內的政府制度設計,目的是為了將權力拆分後使其相互制衡,三項權力各行各權,各司其職,相互掣肘的同時還能保證權力之間的平衡,不至於使哪項權力一權獨大,從而不能為害黎民;而選舉制度則旨在促使人們對政治人物的品質與能力虎視眈眈,盡可能不讓權力落入品質低劣的惡棍們手中(雖然這常常會有疏漏);而開放的輿論市場則是盡可能即時和及時地監督權力;至於自由的貿易市場則能盡可能減少政府管制,將名為行政許可實為權力設租降到最低點。

為全世界所稱道的香港廉政公署,從其最終意義上說也是將權力關進籠子的一項制度設置,而且不言而喻的是,廉署也是一項權力,一項監督權力的權力,它也處於權力的自我制衡格局之中。這一權力的自我制衡是否有效,不僅僅取決於制度本身的設計,同時也取決於人民對權力的監督,取決於公民精神是否飽滿、輿論是否自由、公共理性是否發達。

政治家遇有職業尊嚴

為此,對於政治家而言,他們為什麼要從政,比他們如何從政更為基礎。為什麼要將好人選進政府當政治家,是因為好人出於榮譽的自身目的,他們會有所忌憚,有所敬畏,有所取捨,從而按照制度規範的要求行使權力。僅僅出於對監督的畏懼而遵守制度,遠不如政治家們出於個人的自律而維護好制度來得更為堅實,雖然前者也是必不可少的,因為權力所具有的腐蝕性是未掌權者無法體會的。

湯顯明事件迄今為止,令人遺憾者有四:身為廉署專員,規避法律,違規超標請吃送禮,此其一;身為前廉署要人,事件曝光後,不思反省,卻狡辯護短,更有前同行出言強辯,此其二;此事件並未在湯顯明任內曝光,難阻各界對現任廉署諸多遐想,進一步打擊廉署公信力,此其三;事件曝光後,現廉署專員白韞六文過飾非,顧左右言他,缺乏擔當,此其四。

現年63歲的湯顯明和現年 66歲的前廉署專員郭文緯,都是土生土長的香港人,郭文緯更是香港反貪史上的大人物,在多起大案重案中功勳卓著。但在此次湯顯明事件中,郭文緯替湯顯明圓場,既不明大道,亦不明小節。

郭文緯為湯顯明辯護的理由之一,是湯顯明並未從超標請吃送禮中自己獲益。這種辯護倘若放在其他政府部門、其他政府首腦或許並非完全不合情理,但放在以反貪肅貪為己任的廉署及其首腦身上則是荒誕可笑的。「打鐵還要自身硬」的道理,這兩位前廉署首腦、副首腦不可能不懂,但他們完全遺忘了這一重要的原則,可以說,作為職業政治家,他們缺乏基本的職業尊嚴,缺乏起碼的職業榮譽感。

倘若廉署也像內地那些局長本人經常落馬的反貪局一樣,怎麼可能會有公信力?以此次湯顯明事件觀之,雖然香港廉署會不會墮落到內地反貪局的地步尚需進一步考察,不能遽下結論,但這種趨勢和潛在的危險卻是顯然的。

大陸政權邪惡基因侵入香港

香港自 1997年回歸大陸之後,大陸權力無制的邪惡基因也無所不在地侵入香港。香港新聞人閭丘露薇在評論湯顯明事件時說:「香港的廉政公署花了多少年才讓香港人沒有了(吃喝送禮)這樣的習慣,但現在卻因為一個人,自己有了這樣的毛病。怪不得廉署這些年士氣低落,流失率高。」可謂一語道破天機。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有大陸這塊權力大墨缸,想讓香港保持清白廉潔,倘若沒有一些特殊的努力,確實難乎其難。

剛剛去世的撒切爾夫人在其20世紀90年代撰寫的回憶錄裏曾寫到1982年與中共談判香港問題時的憂慮,她擔心香港回歸大陸後會喪失穩定與繁榮,尤其擔心香港的制度被大陸染色後變色,鄧小平則許以 50年香港制度不變的諾言。以撒切爾夫人終生痛恨共產主義的基本立場論,她當然明白這種政治諾言只是枱面上的話,但她有心無力救香港於水火。時至今日,已經有太多資訊足夠說明香港是如何一步步淪陷的。在這一過程中,唯一可能阻止這一趨勢的,除了香港社會各界對港府一如既往甚至加大力度的監督之外,那些港府中潔身自好,有着憲政理想以及從政榮譽感的「好人」們如何將中共硬塞進政府的親共人士的破壞力量盡可能抵消掉,已成為一個愈來愈緊迫的議題。

湯顯明、郭文緯以及現任廉署專員白韞六、特首梁振英對此次廉署專員濫用公帑事件的態度,在在說明廉署身價遭疑、港人信心或將進一步受挫。梁振英、白韞六被視為親共人士早不是新聞,香港雖然有好制度——現在的媒體基本自由,香港公民的遊行示威權也大體能得保證,立法會在此次事件之後已開始介入實質性調查,並且可能會傳召湯顯明;但有這些還不夠,還得有各政府部門中的「好人」們能借制度之力而行自律與約束之效,古人說「徒法不足以自行」,再好的制度,一幫流氓惡棍是不可能玩出良治來的;好制度可能是「壞人」自相爭鬥的產物,但不可能由「壞人」一直糟蹋而不倒,好制度依然需要「好人」來維護,沒有「好人」勉力支撐的好制度,終將被「壞人」蛀空而傾覆。

墨西哥曾照抄美國聯邦憲法,但迄今沒有玩出美國式憲政,足以說明人在制度中的關鍵作用。好制度並不是讓好人們睡大覺的制度,而是讓「好人」們付出盡可能小的代價就能實現良治的制度,當「壞人」們行禍在千里的蟻穴之蝕,「好人」們就不能再憑藉好制度的天險盲目樂觀了,因為從來就不存在讓人一勞永逸的好制度。

「歷史將銘記,社會轉型期的最大悲劇,不是壞人刺耳的喧囂,而是好人可怕的沉默。」誠以馨香祝之,願香港的好制度不至於淪亡而成為馬丁·路德·金這句名言新的注腳。

(作者是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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