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一場巴勒斯坦女歌手聲援革命的演唱會上,遇到 Maroua的。那時革命的氣氛正重新燃燒突尼斯城,主角卻是來參加世界社會論壇(World Social Forum)的國際行動分子。從3月27日到30日,5000多家來自 127個國家和地區的NGO,超過 6萬人規模,近 2000個工作坊、硏討會和街頭行動,在 4天時間裏密集展開。不但論壇舉辦地 Manar大學校園,整個突尼斯城幾乎都被全球各式各樣的異議和行動分子佔領。白天在大學校園裏的各色遊行和活動,一輪一輪呈現着全球,特別是阿拉伯國家公民社會和青年們的旺盛活力。到了夜晚,連台的露天音樂會和充斥街巷開懷暢飲的行動分子又令布爾吉巴大街成了革命者縱情狂歡之地。

和大多數體型壯碩的阿拉伯女性不同,身形苗條的 Maroua走在遊行的人群裏,很安靜,並不起眼。聊多了,我才知道,這是一個突尼斯茉莉花革命的參與者,一個在革命之後創立女權 NGO的 24歲女孩,一個戴着頭巾(Hijab)講流利法文和英文的年輕心理學者,一個在我看來頗為矛盾但於她卻自自然然的現代伊斯蘭女性。

「我們早在『』之前就已在革命了。」她說。那時,我們在討論她的頭巾,討論她為什麽要用伊斯蘭教法規定的 Hijab擋住頭髮。「那不是保守的符號,是革命的符號。」看我詫異,她說,絕大多數人並不懂Hijab的真正意涵。

「我是在 15歲時决定帶上Hijab的。我的母親也戴,但她對我說,你確定麽?你還很年輕,而且並不是我戴你就一定要戴。但我說,是的,我很確定。第一,戴Hijab在本·阿里時代是革命的象徵。那時我們去清真寺,去禱告,戴上頭巾,都是被禁止的,你沒有權利去表達你的信仰。15歲是個很容易說不的年紀,戴上Hijab就是我對本·阿里說不的方式,對我來說這是個政治行動;第二,其他人戴上Hijab可能因為她們以為安拉認為女性的身體具有很强的性誘惑力,所以必須被遮蔽,我不認為這是安拉的原意。在我看來 Hijab的意義是,女人的想法比她的身體更重要。Hijab提醒人們應該聆聽女人。她值得被聆聽並不是因為她的身體,而是她確實有必須被聽到的聲音和想法。」

Maroua的解釋對作為世俗主義者的我來說非常突然,特別是她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調「革命的符號」。她看起來美麗大方,化着淡妝,帶着花色的Hijab,卻又摩登地把太陽鏡架在頭頂。「在本·阿里時代,我在警察局簽過兩份保證書,因為我戴Hijab。警察說,你必須保證你自己不是極端分子。我說我不是極端分子,這只是我看待自己的方式。但警察說,你必須簽!這是一場鬥爭,我告訴自己,我一定要戴着它,直到我死。我相信在本·阿里時代戴上Hijab的很多女性都是行動分子,都是鬥士,她們在為自己的信仰而戰,所以革命開始後,我們都加入了進來。」

茉莉花革命之後,戴着Hijab的Maroua感覺非常自在。她說她不再像美國種族隔離時代的黑人。和許多突尼斯青年一樣,她開始為雨後春笋般蓬勃發展的公民社會行動。她想努力改變社會對於女性的種種負面印象和權利損害,但她說,「我們現在行動起來努力改變社會,並不因為我們是穆斯林,而是因為我們相信變革,我們相信我們自己,我們也相信戴不戴Hijab只是個人的選擇。」

一直在强調個人選擇的自由的Maroua用流利英文告訴我的這些話,呈現出女性與革命,伊斯蘭與革命的另一重意蘊。作為虔誠穆斯林的她和她的姐姐共同創立的NGO,圍繞男女平權展開工作,既針對家暴受害者、單親媽媽,也針對農村女性選舉知識普及,女性政黨成員的法律教育,還針對男性開展女權教育。我曾問她如何看待伊斯蘭女權和普世價值中的女權的異同。她異常乾脆地說:「沒什麽不同。如果我們檢索古蘭和聖訓,就會發現很多關於如何平等對待女性的記載。在安拉那裏,女性和男性是平等的。我們和男性擁有同樣的權利,差異只存在於生理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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