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作為冷戰後期的世界領導人,從性格和執政風格的强硬上講,最相近的可能就是鄧小平和撒切爾(港譯:戴卓爾 )夫人了。這兩者分別開啓了一個時代,其政治遺產至今對我們的生活乃至明天的世界產生着深遠的影響。

一個是共產中國的最高領導人,一個是自由資本主義起源地英國的首相,看上去他們的意識形態針鋒相對,毫無共同之處。但事實上,鄧氏與撒氏卻有某些類似的執政理念,也都從各自角度對一個世界趨勢做出了歷史性貢獻。那就是,不管主觀意願如何,一個從內部,一個從外部,他們都深入地參與瓦解了世界範圍的共產主義運動。他們的出現本身是一個多世紀以共產主義運動為標誌的左派運動衰萎的表現;同時,也由於他們,這一趨勢得以强化,不可逆轉。

1979年,當撒切爾夫人走進唐寧街 10號時,不僅昔日大英帝國的榮光不再,即使是英倫三島的情景也是每况愈下。外有蘇聯帝國的壓力,內有福利過度造成的經濟疲軟停滯,這位出身中下層,一生遵奉從父親處得來的「工作、嚴格、努力」等信條的英國第一位女首相,開始了其大刀闊斧的改革,啓動了世界範圍內一波新自由主義浪潮,直接及間接地催化了共產主義陣營的崩解。

幾乎與此同時,三度出山的鄧小平開始推動其改革開放政策。與熟讀哈耶克《通往奴役之路》並奉為圭皋的撒切爾夫人不同,不喜讀書的鄧,其認識多半來自於常識、直感和經驗,來自於對毛失敗的意識形態教條的一種本能反動。當撒切爾强硬地以資本主義體制的合法手段在大規模罷工前毫不退讓時,鄧小平乾脆以社會主義制度的名義取消罷工權;當前者大力强調自由對社會活力和創造的重要時,後者在努力鼓吹「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儘管各自的出發點及背景不同,但其背後都是一種效率優先的政治和經濟邏輯,社會公正被置於相對次要的地位,世界思潮開始轉換。

當撒切爾夫人和里根在西方重新竪起市場競爭的旗幟,用自由、繁榮和創新重創蘇聯陣營時,鄧小平推動中國對文革的揭露,實用主義的改革帶來的成效,也給西方浪漫左派們上了一堂大課,徹底毀掉了他們對毛式烏托邦最後的幻想。一場世界性左派大退潮加速,直至將柏林牆衝垮,將蘇聯解體。

但畢竟,英國與中國的體制還是有根本的區別,撒切爾與鄧的理念也有某些本質的不同。由於英國的體制,撒切爾改革出現的某些偏頗,可由布萊爾的「第三條道路」來做某種補救和矯正——雖然正如法國《世界報》就撒切爾夫人去世所發表的社論所說,布氏的第三條道路也「不外乎是一種更文明些的撒切爾主義」。

而與撒切爾不同的是,鄧小平不僅相信市場,更迷信權力;「打左燈,向右轉」,說一套做一套,實用主義至上。他只允許畸形的半自由化進程,讓權力和市場雜交,這既造成了中國經濟的巨無霸,也帶來今日中國的環境、道德和社會等空前危機。毫無節制的權力機制不僅是「六四」屠殺的根源,也造成中國慢性自殺式的腐敗痼疾。公民權利的虛置,法治的脫軌,政治矯正機制的缺失,使中國正危險地滑向某種不可預測的境地。

中國到了必須清算鄧小平遺產的時候了。自由化需要繼續,又同時需要調整,這是中國面臨的獨特的雙重挑戰。而 08年的金融危機,宣告了世界範圍內新自由主義浪漫時代的結束。惡化的全球生態,急迫地召喚新的全球治理機制。共產主義烏托邦可釀成災難;視市場為萬能,也一樣可帶來嚴重的後果。國家和市場都需要重新合理地界定。

推動冷戰結束的那一代政治領袖多已謝世,而在鄧、撒改革時代成長起來的年輕一代政治家已走向前台。他們能否有新的視野和新的思維,用鄧、撒的魄力來矯正鄧、撒遺產中的負面成分,重新導入社會公正的價值尺度和新的治理觀念,為這日漸繁榮但也面臨嚴重挑戰的世界帶來新的轉折,人們亟待得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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