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說薄王的傾覆是奠定本届最高權力的黨內權力基礎的話,那麽現在打壓社會政治反對人士則是其必然的社會政策。

1979年12月10日,國際人權日,因為當時台灣島內政治反對力量在高雄組織示威活動,而國民黨政府進行鎮壓,引發自「二二八」以來台島最大規模官民衝突。被捕的組織和領導抗議活動的人士多為《美麗島》雜誌社人員,故史稱「美麗島事件」。當美麗島事件被捕者交付軍法審判時,為他們辯護的律師,包括陳水扁、呂秀蓮等人。如此,政治反對運動、社會精英和大眾互動起來,形成大規模政治動員,整合了島內政治反對力量,從而成為台灣走向民主化轉型的標誌性事件。2013年4月,因在北京公開展示橫幅,要求官員公開財產,袁冬,侯欣,張寶成,馬新立,孫含會,王永紅,趙常青,丁家喜等八人相繼被北京市警方拘捕,罪名是所謂「非法集會」。在舉國關心四川雅安地震災害的熱切中,這一事件引發的網絡關注度很小,但此事意義堪比當年台灣美麗島事件引發的政治效應,值得討論。

在北京「財產公示八君子」拘捕事件中,人們很自然會聯想到的基本意象是:在當代中國政治高壓的專政怒海中,這幾位以人性的大勇展現公民精神的行為,是混沌洋流中的精神島嶼。已有遲夙生、張雪忠、浦志强、周澤等律師出面,為被拘捕者提供法律服務。而在一片官媒推波助瀾的虛假抗震抒情調門中,還是有相當多的普通公民關心被捕者的命運。人們意識到,發生在北京的這起毫無依據的赤裸裸政治司法,其代表的對社會與人心的破壞力量遠大於雅安地震。如果因救災就忘掉這一嚴重事件,則導致包括救災不力在內的中國當代政治人禍,勢必升級到更嚴重的程度。

有評論者把這一抓捕事件與因《08憲章》對劉曉波的拘捕和判刑相提並論。誠然,就規模和性質而言,這兩起事件有諸多相似之處,但本次事件尤為嚴峻。《08憲章》聯絡了遍佈全國乃至海外的簽名,其內含的政治訴求至為明顯,是站在社會與基本人權的立場對當局進言。而且當時執政者不僅有 2008年北京奧運的需求,猶有花甲慶典的需要。本次習李接班,大局甫定,國內外並無迫切的政治挑戰與壓力。而要求官員申報財產,既不涉及當局政治安全原則,更無廣泛的組織行動,僅只是個別公民的合理合法舉動。如此打開專政機器,實出乎國內外意料,必有新團隊政策痕迹。

因此,相比歷來當局對政治反對人士的迫害,北京八君子抓捕事件性質特別嚴重——可以想見,即使是强力部門建議,倘若沒有最高政法領導者的許可,那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且,情形又是如此勉强。按照現行「非法集會」的罪名,八個默默舉標語拍照的人,並無嚴重擾亂社會治安,同時,也不存在所謂審批機關明令不許集會的要求。在貪腐橫行的今天,這樣的抓捕與基本民意違背,成了公然為貪腐公權背書的行動,這很難說符合執政者利益。那麽,他們為什麽非要進行如此蠻橫的行動?只能理解為,背後必有他們認為不得不如此的理由,而這個理由只能是:最高執政者要求如此!那他們為什麽會如此要求呢?

回顧 30餘年來,自魏京生始的各種後文革時期政治迫害,雖然鎮反和文革式的反革命罪逐步廢棄,但其實質從未改變,只是因為道德成本的理由改稱為「擾亂公共秩序」、「危害公共秩序」或「危害公共安全」之類而已。這些似是而非的罪名變化並沒有改變直指任何政治反對或公共表達的專政利刃。歷數微博興起以來包括艾未未案等政治打壓事件,人們對此不應有懷疑。最諷刺的是,在當前全面為雅安震區災民祈福和勸募的感人場面下,當年調查汶川地震災後重建貪腐問題的譚作人就在雅安服刑!譚及其同伴對災區建築豆腐渣工程以及災後善款使用等問題的調查,被冠以「顛覆政權」的虛假罪名,執政者以此安撫了公信危機時期蠻力維穩的基層政權。這一次北京八君子抓捕事件,從原理上說,與對譚等人的懲罰是一樣的。

問題在於,對於現行法統框架內的反貪腐訴求,從理論上說,這與執政黨的最高利益並不矛盾,而且正是新領導團隊向社會釋放變革善意的大好機會。他們為何也要如此嚴厲打壓呢?這只能說明一個簡單的事實:不管執政黨自我吹噓的歷史叙述多麽輝煌,執政黨的各級權力機構早已全面貪腐,有權力背景的貴公子們竊取了社會財富的絕大部分。因此,他們只有以損害執政黨的道德利益和公共權威為代價,在第一時間彈壓任何反貪腐的行動,而以事後選擇性的家法作為修補權力籬笆的補充措施。這也是各級中低層黨政官員敢於放手大貪,任意胡來的根本原因。

正是因為這種結構性原因,新政變革的泡沫迅速被更嚴厲的社會打壓浪潮所刺破。與此同時,一系列悄悄而持續的極左意識形態乘空氣球陸續升空。源自延安大清洗的整風及整黨之類歷史詞彙被精心包裝出街。而在領導人公共形象方面,也與薄王在重慶使用過的手法如出一轍:新的無聲造神運動與數字化的新媒體平台迅速結合,那些不久前還在為薄王唱讚歌的人,立即齊聲高唱「習大大」的高瞻遠矚和英明神武。同時,網絡紅衛兵迅速嗅到了新執政者的需求,開始以新領導團隊的名義攻擊任何具有政治反對色彩的聲音或人士。

歷史已經見證,在那些高唱入雲的為人民服務高調背後,是血淋淋的無情清洗,對社會的極度壓制。因此,在新的領袖夢想和塑造新克里斯瑪 (Charisma) 雕塑的過程中,彈壓反對者的步驟也是絕對不能少的。這就是北京八君子必須被抓捕和嚴懲的現實政治邏輯。其實,從中共的權力轉換歷史看,每一任新領導者的就位,在其鞏固和維護權力基礎的階段,幾乎都伴隨着殘酷的社會鬥爭。這種鬥爭不僅在權力殿堂內部進行,也會首先觸及社會的層面。1949年所謂「反匪」、「反霸」,以及緊接氣候的全社會性「鎮壓反革命」,67年奪權鬥爭,以及 76年的「粉碎四人幫」等等,每一次權力更迭都不只是局限於黨內的事。作為無孔不入的全能型政黨,中共的權力事務本質上牽涉社會整體的利益,因此,社會每每為之支付慘痛的代價,也是不可避免的悲劇。

30餘年來,由於社會的發育和信息傳播方式的革命,執政黨專政的機器壓力未變,刀鋒卻早已遲鈍,特別是在「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的存亡意識下,其內部鬥爭的激烈程度大减。與此同時,社會的覺醒和政治反對運動的興起,成了新執政者政治安全焦慮的首要原因。因此,新領導團隊鞏固權力的鬥爭措施從黨內更多地轉向社會,也是自然而然了。假如說薄王的傾覆是奠定本届最高權力的黨內權力基礎的話,那麽現在打壓社會政治反對人士則是其必然的社會政 策。這也是新領導團隊關於「空談誤國」說法的真實注腳,是「中國夢」這種官方最高目標表述要求的配套政策——最高領導者以全民族名義宣布的夢想目標,同時也意味着對任何政治上不同聲音的鎮壓之權。最起碼,即使顧及到國際社會與一般國民的觀感,你也必須對於公開的表達者採取殺雞儆猴似的果决措施。不幸的是,本次北京八君子就成了受害者。

然而,社會和時代場景已發生了不可逆轉的變化,對和平理性抗議者的赤裸裸迫害,社會已不可能再保持沉默。抓捕發生後,立即有數位公共信用良好和影響廣大的法律人士站出來表示提供法律支持,而更多的人則保持關注,並準備為受迫害者及其家人提供必要的援救。殺雞不可能儆猴,因為意識到自身權利,並决心正大光明來行使的公民,並不是任人宰割的雞群和猴子。相反,每一次倒行逆施的政治迫害都會讓社會再次痛感政權合法性與道德基礎的缺失,也使更大規模社會覺醒及其爆發更進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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