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世界会好吗?1988年梁漱溟先生有此一问,他的回答是乐观的,我们大家在那个时候也是乐观的。经历了1989年后的一系列变化,今天选择乐观回答的人恐怕会少许多。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是当今国人的道德状况令人沮丧,官员的腐败,商人的黑心,普通民众中对生命冷漠的事例,等等。原因何在,是人性变了吗?我的看法是,第一,基本人性不会变,不要说二十几年,几千年也没有什么变化;第二,道德的基础在人性中,道德出问题不是因为人性变了,而恰恰是因为背离了人性。

  当然,什么是人性,这是一个争不清的问题。我认为有两个说法比较靠谱,都涉及人性中的道德基础问题。

  第一个说法是,作为生命,人有利己本能,但也能推己及人设想和理解别人的相同本能,这就是同情心,而同情心是道德的基础。按照亚当·斯密的说法,在同情心的基础上形成了人类社会的两种基本道德,一是正义,就是不能损人,对于损人的行为要制止,二是仁慈,就是还要助人。人性中本来就有同情心,但它是从利己本能派生出来的,相当脆弱。无论利己本能被压抑,得不到合理满足,还是利己本能膨胀,越过了边界,都不会有同情心。所以,要让同情心生长得好,就必须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秩序,其实质是保护合理的利己、惩罚越界的损人,而在我看来,这样的社会秩序就是法治。

  柏拉图曾经借格老孔之口讲一个故事。有一个牧羊人捡到一枚宝石戒指,可以使他隐身,他就靠隐身术勾引了王后,杀掉了国王,霸占了王国。格老孔得出结论说,如果能够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世界上就不会有正义的人了。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人人有隐身术,必定天下大乱,人人自危。不过,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为了自己的安全,就可能达成契约,都不隐身,霍布斯就是这样来论证契约的起源的。最糟糕的是少数人有隐身术,可以为所欲为而不受惩罚,就会使没有隐身术的多数人没有安全感,却又无能为力。这就是人治,在相当程度上是我们今天的现实。法治就是要使任何人都不能有隐身术,造成一个人人有安全感的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中,同情心最容易生长。

  关于道德的基础的第二个说法是,人不只是生命,更是精神性存在,精神性是人的本质。对于这个精神性有不同说法,柏拉图和基督教说是灵魂,亚里士多德说是理性,共同的是都认为它相当于人身上的神性,是人之为人的尊严之所在,而做人的尊严就是道德的基础。这样来看道德,实际上已经是信仰了,因为信仰的实质就是相信人的精神本质,精神生活是人生意义之所在。当然,真实的信仰是个人自觉的灵魂追求,应该是多元的。

  这就要谈到道德教育问题了。根据上述对道德基础的理解,我认为最重要的道德品质是两个,一是善良,即有同情心,二是高贵,即有做人的尊严。一个善良、高贵的人,就是一个有道德的人。可是,看一看我们今天的道德教育,从中小学的德育课到社会上的道德宣传,有多少这样的内容?大多是意识形态的灌输,使得人们对道德的根本毫无概念,更坏的作用是导致虚伪,大家都说着自己不相信的话,好人被逼成二重人格,坏人肆无忌惮地耍两面派,这本身就是一种恶劣的道德环境。所以,为了中国未来有一个干净的道德环境,要从孩子开始,回到人性来进行道德教育。

  总之,道德不是孤立的现象,它在人性中有基础,但要把这个基础开发出来,必须靠法治和信仰。道德依赖他律和自律,法治强化了他律的力量,信仰提高了自律的觉悟。道德好比一个淑女,她的力量太单薄,需要法治做她的卫士,她的觉悟不够高,需要信仰做她的教师。我的结论是,如果我们能够建立以保护个人自由为最高原则的法治社会,同时鼓励以个人灵魂追求为实质的多元的真实的信仰,那么,中国人的道德状况会好的,这个世界会好的。不过,难就难在法治和信仰,这两个东西本来就是中国传统中所缺乏的,所以,任重而道远。

  (本文为2013年3月28日在凤凰视频中国思想雅集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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