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来,中国人,喝一杯苏格兰的威士忌”,他喊道,脸通红,满是醉意。

  我到来时,这小酒馆的二楼已挤满了面红耳热、东倒西歪的青年人,盘中的秋刀鱼、墙上的日本老电影海报,都如历史的风干物。

  我喜欢这家小店,它的装修与名字都透着股台湾式的波西米亚。当年,台北的学生运动者与党外人士出没其中,在台啤与清酒的助兴下大声咒骂、密谋颠覆。昔日的革命者仍在到来,带着半是重温往日激越,半是颓唐的意兴——民主成功了,却与他们期待的不太相同。小酒馆成了另类的博物馆,是了解台湾民主历程的必经一站。

  人群中的吴睿人散发着特别的活力,酒精让他更放松,神情更为恣意。这是他五十岁生日,前来助兴大多是他的学生,仿佛他仍是那个代联会主席。过去几年中,他在青年中的受欢迎度节节上升,成了一场新情绪与新运动中导师式的人物。

  这因2008年末的学生运动而起。马英九政府在陈云林来台时的高压措施,令沉寂了多年的学生运动再度爆发,一些对现实政治与社会不满的学生占领了当年的“野百合”一代的自由广场,自称“野草莓”的一代——既然社会认定他们像“草莓”一样表面光鲜、却一碰即烂,禁不起任何挫折,他们就要用行动展现出某种“野性”。

  不少“野百合”世代的人物以过来人的方式向新一代人提供鼓励,但没人比吴睿人更能抓住现场的情绪。

  “有一种奇妙的想象在蔓延,拥抱我们破碎的岛,受伤的岛”,他的语言满是诗意与悲情,是一串接一串的排比,并不吝把所有赞扬与希望都给予这些青年人——“黑色的野草莓悄悄从土地深处长出、蔓生,以一种温柔的坚定,拥抱我们破碎的岛、受伤的岛。让野草莓团结我们吧。”或许看起来,这言辞不过是空洞的抒情,但倘若你在现场、在影像上看到,则很难不被它打动。吴睿人迷人嗓音与诚挚而热忱的表情,让这空洞的抒情变成了剧场式的感染力。这让人不禁想起朋友对他昔日的评价——这是很好的宣传,却不是知识的批判。

  此后,他越来越频繁地卷入了各种青年人组织的讨论会,分享他对于台湾政治、民族主义的看法,他的英俊、抒情、不无表演式的真诚,轻易地俘虏了很多青年人的心。这多少有些意外的成功,似乎是对他人生的小小补偿。他总是错过历史现场,他尘封已久的才能得到少许释放。

  当他在2003年完成了耗人的博士论文回到台湾,重要的故事似乎都已完成。谁也未曾料到国民党政权竟这样容易地结束,昔日的战友则已纷纷成为新的掌权者。轻易的胜利常蕴涵着新的危机,他们又迅速被权力腐蚀。谁也未曾料到,陈水扁与他的幕僚们不仅没把台湾带入一个新时代,反而陷入了新的困境。

  “让我们回到台大研究图书馆旁的草坪上,追忆陈文成博士对祖国台湾怀抱的梦想。让我们回到义光教会的地下室,感受林家祖孙对生活,对阳光的深刻眷恋……那么我们就会有力量,有决心,要把民主运动从头做起。”吴睿人在2006年的夏天这样讲道,他与一群学者发起了“7·15宣言”,抗议陈水扁政府的政治与道德堕落。在发言中,他检讨了自己这一代人的失误,他们误以为历史在1996年首次总统大选中就终结,他们可以回归正常,却忘记了政治生活需要不断的监督与检讨。他还援引蒋渭水在1920年代的主张——台湾人解放运动不仅是政治运动,也是台湾人“作为人的人格”的道德与文化运动。因此,他提出“进步本土”与“转型正义”的概念,期望用此来激励政治与社会改造。

  这学者气的宣言,很容易消散在纷乱的媒体泡沫中。怀着乡愁归来的吴睿人,或许发现自己变成了永远的异乡人,他的情怀与思考,在现实台湾无处安放,唯有青春与记忆给人安慰。

  小酒馆里太吵了,我们什么正经话也没说,只连干了几杯。这威士忌让我想起苏格兰的冷峻天气与热烈的独立情绪,它与秋刀鱼的滋味形成一种奇妙的混合。

  他的学生递给我一本由学生社团编辑的杂志,主题是史明。在封面的黑白照片上,这个常年的流亡者表情焦灼、银发飘散、胡子花白,手举麦克风,不知正在讲什么。一种“先知”式的味道从纸面上飘散而出,就像《指环王》中的甘道夫。

  当年震撼了吴睿人的异端人物,又传到了新一代人手中,它不再有触碰禁忌的恐惧与快感,却有一种新的陌生。于是,当年的禁书偷读者,变成了新的桥梁。翻到第28页时,看到吴睿人的文章,题目“启式与召唤”,“他们需要一个伊迪帕斯来向他们解释他们一无所知的自己的谜,向他们教导他们所不了解的他们的语言和行为的意义”。这是再典型不过的吴睿人风格,充满了故作神秘的思想与诗意。历史以这样的方式传递下来,从台大医学院顶楼的复印本到此刻的纪念专号,史明期待的目标尚未实现,它仍激发起新一代人。

  二

  第二天,我前往中央研究院拜访吴睿人。位于南港的中研院像是台北城的一块飞地,充满异乡式的不合时宜,似乎在整个台北沉浸于那忙碌、浅薄、即兴的欢愉时,只有这里还坚守着那个庞大、厚重的中国传统与思想世界。它也是个混杂的世界,土地庙与胡适博物馆并存其中。上次来时,我见到了湘音浓重的张朋园,他是研究辛亥革命的权威,说起目睹胡适猝亡的那一刻,也见到了中气十足、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哲学家钱永祥,他曾是1971年“保钓运动”干将,“台大哲学系事件”的受害者,如今不断哀叹这个岛屿在思想上的堕落——“它的眼界只能看到肚脐眼这么大”……

  吴睿人的办公室在一座双子塔式大楼里,土地公公就在它的脚下。他是台湾史研究所的副研究员。这是个年轻的研究所,直到1986年才宣告成立,它的重要性随着台湾的自由化与民主化陡然增强,在被大中华意识压抑了多年之后,台湾意识迅速的生长。

  他的办公室拥挤却雅致,堆满了书,墙上悬挂了一张日治时代的黑白照片,我们坐下来喝乌龙茶,唱机传出的巴赫的《哥德堡变奏曲》,这正是他当年在芝加哥翻译《想象的共同体》时的背景音乐之一。

  单独相处时,他的态度更为诚恳,交谈也更显迷人,声音一顿一挫、充满节奏感。似乎没有他人的注视,他可暂时收起姿态。他先是为昨天的失礼抱歉,不该用半玩笑的口气叫我“中国人”,似有某种敌对的意味。是啊,在台北,人们用“中国人”,在香港人,人们用“强国人”,来表明自己与共产党中国的不同。

  他说起缓慢、充满日本风格的桃园镇,他的那个英俊、受挫、耽于醇酒美妇的伯父,台北的师大附中里的青春,七等生与赫尔曼·赫塞,是他最爱的两位作家。

  如那个时代很多不安分的灵魂一样,文学是他的逃避烦闷、寻找自我的主要途径。前者那压抑、疏离的喃喃自语,恰似那个暧昧、沉闷时代的象征,后者对青春与成长的着迷,能击中每个少年的心。他日后对德国浪漫主义的兴趣,想必也是那个时刻埋下的种子。我明白了他那常滑向滥情的语调是从何而来,在很大程度上,他仍是个“我爱黑眼珠”的“彷徨少年”。这样一个敏感的文学少年变成了学生活动家,再变成一个精神的流亡者,又成了民族主义的阐述者,最后他变成了某种意义上的导师——用言辞鼓舞新的行动者……在这一连串角色中,文学特质始终没有离去,它带来了巨大的魅力,也成为了某种障碍,文学迥异于行动,当热情被保留、被延滞,它才有更有魅力,才能化作动人的文学特质,它是反行动的。

  他注定是个渴望中心的边缘者,即使他身在故乡、身在台湾最权威的学术机构。他抱怨台湾社会的堕落、政治与文化上的普遍平庸,他回忆起1995年随林义雄竞选时,主题竟是托克维尔论的政治精神,如今想来,这是多么可爱又可笑的理想主义。他也说起“公共知识分子”的泛滥,这也是知识与思想廉价的象征。他也对日常生活感到压抑感。“我想搞丑闻”,他稍嫌夸张的说。是啊,他本是赫尔曼·黑塞笔下的哥尔德蒙,却被迫成为纳尔齐斯,用经院的理性来驯服他过分的激情。

  三

  即使对他的戏剧化表达有了充分的准备,当我听到他用“贱民”来形容台湾时,仍吃了一惊。这说法来自几年前那篇《贱民宣言》的文章。在其中,他流露出极端的绝望,台湾缺乏力量改变现状,它唯有通过自身的悲剧来提供某种道德启发,而台湾惟有在这种痛苦与绝望中,才能获得意义与新生,用自身的悲剧来映照出笼罩在它上方的帝国的黑暗。这帝国曾是清王朝、日本帝国、美利坚,如今是再度崛起的中国。

  诅咒当下,是浪漫主义者的一贯方式。在一切被诅咒的对象中,最令人吴睿人不安的仍是台湾的在国际格局中的现状,它的“贱民”地位。台湾也与他的个人处境紧密相关,知识生产逃离不了政治权力的影响。他一心想把台湾送到世界知识的版图上,但倘若台湾无法回到世界政治版图,他的努力该是多么困难。对他来说,中国代表“令人喘不过气的沉重”。“我们必须比中国学者更努力几倍,才能让别人听到我们的声音”,他提起常被忽略的台湾学者身份,“我花很大力气大胜吵,讲出自己的名字与认同,让你稍微尊重我的存在后,我们再开始聊”。他引用萨义德自勉——我要用我一生来证明巴勒斯坦的存在。于是,他一边批评台湾社会的浅薄时,一面又强调台湾所积累起的知识上、思想上的反思,中国不该小看,它不纯粹是民主与市场这一套,它有更深的东西。他也不断的重复“驯服又不太驯服的台湾人”的说法。但不管怎么自辩,他仍觉得一种被边缘化的惶恐与不满。

  “我们都说蒋渭水的斗争精神,但他也是很绝望的“,他把这个时代与蒋渭水时代相比。在蒋渭水的最后几年,台湾经济起飞、教育与文化也不断发展,昭和时代日本国内政治日趋保守,帝国体制在台湾日益巩固了,台湾独立的希望越来越渺茫。而如今,台湾则处于一种新的固化结构中,动弹不得。在东北亚区,中国民族主义日益强大、它要收复台湾,日本仍是美国附庸,在这种情况下,台湾只能依附于美国,来对抗中国日益强大的中国影响。在这种情况下,台湾独立变得日益困难,它只能变成国际格局中的“贱民”。

  我听着他这些诗化、常过分自溺的谈话,多少有点意外。大陆正洋溢着“台湾热”,人们被台北雅致、悠闲的日常生活吸引,向往于这个岛屿的民主试验,而作为台湾民族主义的最重要研究者,他却在诉说一个世纪来的羞辱,对中国的抗拒。是否作为一个“帝国“来客,我从未试图去理解他人痛苦与感受。

  他的表达不无夸张,却又无比真实。那种经济纽带可能带来浅层的融合与依赖,但一个社会深层的焦虑与恐惧,被压抑的自尊,随时可能转变成巨大的历史力量,推翻之前所有的暂时的平静。19世纪来的民族主义浪潮,不断的印证了这一点,此刻的台湾,仍处于这股浪潮中。不管是北京政权还是普通的大陆人,倘若真的希望理解两岸的症结,就必须倾听到这些焦虑与不安。

  四

  再见到吴睿人,是在一个朋友的婚礼上。他在人群中不无孤傲的坐在那里,我想上去和他说话,却一时不知如何开口。

  我想起他不久前的那场轰动一时的演讲。在一场反对媒体垄断的集会上,在很多人看来,台湾媒体正有被中国的红色资本吞噬的危险。

  他煽动性十足地对着青年人说“我们台湾青年要搞一辈子的运动”。他的谈话充满了取悦的愿望,让我想起了他在将近30年前所说“新民粹主义“。他这一代是要反抗党国的政治压力,而新一代要摆脱消费与娱乐的世界,他们通过互联网、facebook联结成新的力量,从温室中走出,体验到政治、街头与权力。

  几个月后,我读到一位左翼学者对他的批判,把他比成《唐倩的喜剧》中的人物,是知识上昙花一现的表演者,他沉溺与“政治的、道德的、美学”想象,把政治美学化与道德化,甚至宗教化,它构成吸引力,更有危险的诱惑,这完全是非学者式的,无法具体分析问题。

  这批评或许有道理。但自始至终,吴睿人对我总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我总记得他为《想象的共同体》所写导读中的一句:“对他(安德森)而言,一切既存或曾经出现的民族认同都是历史的产物,惟有通过客观理解每一个独特的民族认同(包括自我的认同与‘他者’的认同)”形成的历史过程与机制,才可能真正摆脱傲慢偏执的民族中心主义,从而寻求不同的‘想象的共同体’的共存之道”

  吴睿人个人经验与思考,正是帮助我这“帝国来客”摆脱中国这自我中心的解毒剂……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本文编辑刘波。)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墙外新闻实时更新 欢迎订阅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