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舅舅于2013515日下午一点去世。舅舅是聋哑人,每次见到我总是高兴得“哇哇”大叫,虽然我一句也没有听懂他在说什么,但我觉得自己读懂了他的一生。舅舅辛苦了一辈子,一生中没有做过一件对不起人、对不起良心的事。如果有天堂,一定是舅舅这种人去的地方。一想到舅舅能够在天堂里见到我的外婆,就感到欣慰。翻出两篇写我外婆家乡雁家湾的文章,以此纪念。舅舅,一路走好!]

 

外婆的雁家湾

 

小时候我最快乐的时光是在一个叫雁家湾的地方度过的,雁家湾是随州市万和店下面的一个小山村,是我的“家家”(外婆,读音同“嘎嘎”)的老家。那时,我们姐弟四个大多时候是和父亲住在一起,可是当运动进行到高峰,或者敏锐的父亲感觉到造反派又要拿他开刀的时候,我们就会悄悄来到母亲身边。

母亲的家庭成分好,加上解放前没有读过什么书,又和父亲长期两地分居,所以受到的冲击不大。母亲对政治不敏感,也不感兴趣,哪怕是在文化大革命的高峰期,她都能找到借口不去参加医院的政治学习。她会对那些老是叫她去参加政治学习和批斗会的人嚷道,回去问问你的老娘,当初她要生你的时候憋不憋得住!

 

医院里只有一个妇产科医生,每天都有孩子出生,连那些造反派也拿她没有办法。再说,母亲说的也是事实,她就算不去参加多如牛毛的政治学习,并不说明就能够和我们在一起,她的工作日夜不分,随叫随到。这使得我们刚刚离开父亲的郁闷,又陷入母亲的忙乱之中,放学后经常吃冷饭冷菜,甚至饿肚子。

最高兴的时候就是母亲把我们送到外婆家过暑假。每次被送到外婆家时,还没有进村子就受到村里孩子们的夹道欢迎,我恨不得马上加入他们,简直都没有时间到外婆家报到了。印象中每一次来到外婆家大院门口时,外婆都依靠在门边,手里总是拿着筛子或者扫帚,缺了牙的嘴巴笑得左看右看都合不拢。后来我问,家家,你每天就站在门口等我吗?我怎么每次来都看到你在门口呢?

外婆夸张地说,我的小灾星呀,你进村就像土匪和日本人来扫荡一样,鸡飞狗跳的,连土地爷都被你吓跑了,我还能不知道?

 

后来我才知道,是外婆养的那些鸡呀鸭的报了信。即使在全国都在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年代,外婆也照样养几只鸡,而且在后院里种上一些青菜。曾经有大队的领导专门过来,要彻底割掉雁家湾的资本主义尾巴。结果被外婆拿着扫把,连威胁带骂地赶走了。外婆有一双小脚,但发起狠来,可犀利了,她可以一边骂,一边让两个小脚都不沾地地跳起来,让声音传得很远——你们这是作孽,要报应的!

 

当然那些信仰共产主义的大队干部不是被外婆的咒骂吓跑的,而是对外婆的威胁格外忌惮。外婆说,谁要杀了她的鸡,拔了她的苗,她就带着全家人到他家吃喝拉撒。

 

在外婆家的时光,也是我最感扬眉吐气的日子。

 

从我懂事起,我就能感觉到我们家和周围其他的家庭的不同。在父亲的言传身教下,我很快闹明白了,因为爷爷拥有三十亩土地而让我们家永远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要想不被人家欺负,不被同辈孩子指着我的额头骂“地主狗崽子”的话(这句骂人的话在当时比抽耳光更加让人难堪和痛苦),唯一的办法就是收起自己的本性和人性,夹着尾巴作孩子。这可能是父亲每每讲起自己在文革所受的苦难的时候,我虽然深表同情,但内心深处其实很漠然,更不用说流出眼泪了。因为我至今没有告诉父亲,在我八、九岁的时候,就已经学会了在受到那些一边喊我地主狗崽子一边打我的人面前,老老实实地捂住头被打、被欺负。我的心灵受到的创伤,又岂是成年人能够理解的?

 

到外婆家是我的幸福时光,那里是我可以肆无忌惮流露出孩子本色的地方。外婆出身好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我的外婆在雁家湾是德高望重的。外婆的地位不是继承来的,更不是她跳着小脚骂出来和打出来的,外婆的地位是有历史原因的。

 

外婆生于一九零七年,十八岁时嫁给我的外公,来到雁家湾。外公识字,在村里有一定地位,也有几亩土地。但外公在一九四二年年仅四十八岁时就得肺病去世了,外公的去世以及随后我舅舅得脑膜炎留下终身残疾促成母亲后来去当上了一名医生。外公去世时,我的母亲只有十二岁,她的弟弟——我的舅舅只有六岁。

 

外婆三十五岁守寡,开始颠着小脚接下了家庭的担子,直到她一九九四年去世,外婆守寡五十二年里,不但把母亲和舅舅拉扯成人,而且帮着残疾舅舅把三个孙子和一个孙女拉扯大,成家立业。五十二年来,外婆一天也没有撂下早早去世的外公搁在她肩膀上的担子。

 

守寡的外婆怎样把妈妈和舅舅抚养成人,又经过了多少艰辛,当时的我自然一无所知,但村里的人却很清楚。对于这样的老太婆,村民们是很敬畏的。这敬畏就给我带来了莫大的幸福。我甚至一度认为,迷信的阿婆口里的天堂,就是雁家湾了。

 

门前的坟场和床头的棺材

 

一到雁家湾,我就像被放风的囚犯,马上跟我年纪差不多的表弟们打成一片,加上我见多识广的公社孩子的身份,过不了两天,我就成了村子里的娃娃头。唯一对我的威慑,只剩下门前的那片坟场与外婆房间的那具棺材。

 

 

我们到红薯地挖红薯,上树抓鸟蛋,到小河里洗澡,到对面山上捉兔子……真是不亦乐乎,虽然每个假期我都要挂彩,而且逞能的我至少有两次差一点淹死在村头的小河里。但那段幸福时光始终是我童年里最值得回忆的。

 

每次惹了祸,外婆都会拿起一根专门为我和表弟们准备的藤条打我们的屁股。老表们这个时候就会老老实实地站在那里,有时甚至会微微翘起屁股,方便外婆行刑。可是我就不同了,外婆打得很轻,我倒不怕疼,只是外婆心疼我们的裤子,总是要扒掉我们的裤子打,让我觉得在山村野孩子们面前暴露自己的屁股有失娃娃头的尊严。于是,我一看到外婆拿起藤条,撤身就跑。小脚的外婆就算两个脚一起跳起来,也是望尘莫及的。后来老表看到我的办法很有效,也学会了三十六计走为上。外婆先是很生气,说我带坏了老表,是个不懂规矩的小灾星。后来说着说着,就裂开缺牙的嘴巴笑了起来。对了,在我的印象中,外婆嘴巴里从来就是缺牙的……

 

外婆就是喜欢笑,整天乐呵呵的。她有时正在生气的时候,都会突然笑起来,也不知道她到底想起了什么好笑的。而且像母亲一样,她对人笑的时候,总让你感觉很舒服,好像她那笑就只是属于你一个人的。外婆这一笑,也就让我们干什么坏事都化险为夷了。当然外婆也有特别严肃认真的时候,例如有一次小表弟忍不住偷了隔壁人家的三条黄瓜分给我们几个吃,外婆知道后,一下午都没有笑。太阳落山的时候,她颠着小脚,带我们到村子对面的山上,那里有一大块坟地,村子里的老人死后大多都葬在这里。那地方让我感到害怕。

 

来到坟地,外婆一边对着一个坟头烧纸,一边好像自言自语地数落我们,说什么对不起列祖列宗,请他们原谅,要报应就报应到她一个人的身上……夕阳的余晖映照着飞舞的纸灰,加上外婆煞有介事地对那几十个高高低低、歪歪斜斜的坟头诉说衷肠的样子,让我们几个调皮的家伙有种肃然起敬的感觉。

 

外婆什么也没有对我们说,但我们知道偷隔壁人家院子里的黄瓜是万万不得的,这件事绝对和对面的坟头有某种我们当时还无法理解的内在联系。从那以后,我对对面山上的坟头就不单单是害怕,心中也渐渐生出一种敬畏的感觉来。

 

我们那一带的村子几乎都是开门见山,而那山上最好的位置肯定是一个个先人的坟头……我不敢一个人到坟场去,对那里又怕又敬,但从那时开始,那些坟场始终没有离开我的心。活人和死人住得这么近,在我幼小的心灵里留下了无法抹平的痕迹,常常促使我思索一些我也弄不清答案的问题。直到今天,当我到香港、澳门以及国外很多的城市,看到市中心突然冒出一片墓地的时候,我脑袋里就会立即浮现外婆门前的那片坟场,随即又会继续那时远远没有结束的思索。

 

坟场在村子对面的山上,毕竟还隔着一个小池塘和几条田埂,当时对我造成的冲击远远比不上外婆床头的那具恐怖的棺材。我在六岁时第一次遭遇了那具棺材。由于是用粗布密密实实覆盖着的,加上外婆的卧房黑灯瞎火的,我并不知道那里有个棺材。记得有一次,在和表弟们玩捉迷藏时,我爬进外婆的床底下,出来时爬错了方向,发现自己正在一具巨大的棺材下面,黑黝黝的,被两条木板支在那里,油漆厚重得仿佛要滴到我的身上,要不是六岁时的心脏很健康,我肯定会吓得晕过去。我最怕棺材了,总以为随时会有一条死人的手伸出来向我打招呼,或者把我拉进去。那天,我尖声怪叫着冲出外婆卧室,第一次体验了魂飞魄散的感觉。

 

晚上吃饭时我还心有余悸,外婆只是咧着嘴笑个不停,我严肃地看着她,她才停下来,她警告我说,不要去弄那具棺材,那是她的,她今后要睡进去的。

 

我当时看着缺了牙的外婆简直就像看着一个老妖婆,不明白这老太婆说起自己的棺材怎么会那么得意和开心。后来表弟告诉我,外婆最宝贵的就是那副棺材。外婆担心自己死后残疾儿子无法帮她购买棺材,更担心参加了革命工作的母亲把她拉去烧掉,所以就早早准备好了棺材。有了棺材后,外婆和人家说话时,中气十足,有时又谦虚地称呼自己为“棺材瓤子”——意思是她迟早要去填充那副空棺材壳子的。

 

外婆在很生气地时候,曾经把老表们集中在她的棺材旁边开现场会,外婆说,你们要再没出息,我就不管你们了,我就早点钻进棺材里去舒舒服服躺着,省得为你们操心……

 

这话让我起了鸡皮疙瘩,觉得外婆真是可怕得很,脸上笑眯眯的,对我们也挺好的,可心里就是整天想着死、死、死。有一段时间,外婆房间那副棺材仿佛压在了我的心上,让我每次经过她的卧室时都呼吸急促,不觉加快脚步。

 

后来长大一点,也经常到其他农家去玩,这才知道,我们湖北随州乡下,很多有能力的人一早就把自己的棺材准备好了,放在卧室最好的位置,小心地覆盖起来。对于条件艰苦得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农村人,最大的痛苦不是生前的饥寒交迫和水深火热,而是死后不能睡进一具棺材里入土为安。有了一副空棺材摆在那里,心里就充实多了。

 

当时我就曾经怀疑过,外婆整天乐呵呵的样子就和那具棺材有关,否则我看不出她有什么值得高兴的。那副棺材就是她的未来之家,她没有后顾之忧了。可是,那副棺材妨碍了我的自由,害得我在家里都不敢一个人到处走动。在外婆真惹我生气的时候,我曾经生出要用小刀把她的棺材划两条印来作为报复的恶毒念头,不过都因为我没胆子走进外婆的卧房而使得阴谋无法得逞。

 

那段时间我曾经认为,农村和我们的不同就在于他们离坟场和棺材这么近,朝夕相处,这使得他们从来不回避死亡。无论是阿婆还是村子里的其他老人,谈论死亡几乎成了家常便饭。外婆常常用死亡来说事,例如对于那些欺负人的村民,她会告诉他们,小心死后遭报应,小心下地狱。还别说,那些恶霸不管多么强悍,听到外婆的诅咒,都会有所收敛。

 

我对外婆用死亡来威胁人的做法还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我连棺材都害怕。但另外一种说法就让我大惑不解了。例如有一次村里一位孤寡老人在经受了好几年病痛折磨后终于去了,外婆在送葬时不但没有哭,反而笑了起来,喃喃地说,谢天谢地,她不再受苦了,她去见他,他们要团圆了……

听得我毛骨悚然。

 

外婆的大鬼小鬼和“老鬼”

 

我人生中接受生与死的第二堂课就是在外婆那里完成的,只是当时我并没有完全消化这堂课传授的丰富内容,以至至今还常常温故而知新。

 

再长大一点,当我上了四年级时,我也渐渐接受了那具空空如也的棺材,有时还会走过去用手轻轻摸一下,外婆看见后很高兴的样子,喃喃地说,哦,老鬼,我的小灾星不怕棺材了,哦,老鬼,小灾星长大成人了。

 

外婆口里的“老鬼”是她供奉的大大小小几十个大鬼小鬼里最神秘莫测的一个。已经渐渐接受了门口的坟场和床头棺材的我,随着受到的教育的增加,开始对外婆的大鬼小鬼和“老鬼”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外婆是雁家湾最迷信的老太婆,这是我读三四年级后才逐渐认识到的。我使用“最”这个词来说外婆的迷信,是想说她迷信得离谱,她供奉的大鬼小鬼足有几十个,见庙就烧香,见鬼神就拜,家里几乎每个角落里都贴着红条条,我们称它们为“鬼画符”。房间里凡是我们够不着的地方,一定有一些木雕或者泥塑的神像呆在那里。小的时候我没有注意到外婆的迷信,那是因为外婆已经把这些迷信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外婆最尊重的是观音菩萨、如来佛、玉皇大帝、太岁和判官,不过她不会轻易乞求这些位居高位的神仙的。等我后来外出工作也接触了一些民主自由思想的时候,我再次想起外婆的这些神,竟然感觉到外婆最崇拜的这几大神中已经隐隐约约含着三权分立和五权分立的影子。例如,如来佛是主管立法的,鬼神的规矩都是他定的;玉皇大帝则是行政首长,相当于国务院总理,他的手下如灶王爷和土地爷有时也搞点贪污腐败;而太岁是主管意识形态的,严厉死板得不得了;判官就是执掌司法的,铁面无情的他还亲自执行死刑,心狠手辣;至于观音菩萨估计是负责国计民生的,从外婆村里的人上访时经常乞求她给一两个生男孩的指标来判断,观音菩萨还兼管计划生育工作。

 

外婆轻易不去打搅这些“最高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最多在我动了她拜神的东西或者对她的神仙生出大不敬时,才会大叫一声“你这个小灾星,竟敢太岁头上动土”,拿出主管意识形态的太岁来压我,如果还不奏效,就去找她那条专门用来对付我的屁股的藤条,我也就撒腿便跑。

 

但外婆对于这几大神下面的大鬼小鬼就不那么客气了,她几乎有事没事都会去麻烦大鬼小鬼们。比较轻松的,也是我们这些孩子可以一起参加的就有送灶王爷、拜灶王爷。贿赂灶王爷,向灶王爷说好话只能由男人担当,外婆不得不站在一边指导我们,我们按照外婆教的祷告一阵匆匆了事。后来,我发现感谢灶王爷和西方基督徒吃饭时候的祈祷差不多,意思是感谢灶王爷让我们有饭菜吃,让我们一直能够揭得开锅。

 

土地爷地位很低,我就看到过外婆在发现菜园子干裂后对土地爷出言不逊。每年都一定不会忘记送瘟神,外婆说如果我们能够坚持和她一起把瘟神送走,这一年就不会得病了。不过,我虽然全程参加了,但心并不诚,因为如果一年都不得病,我可就没有机会到母亲身边赖着不走了。

 

如果要讲外婆的迷信,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她老人家几乎每个月都有一些迷信活动,特别是春节期间,就更加厉害了。初一不能扫地,否则把财神扫走了。初三不能吃米饭,实在受不了了吃一点,但一粒都不能掉在地上。外婆说这一天是稻米的生日(竟然稻米也过生日?),所以大家都要尊重养活我们的稻米。当然要尊重的还有河神、雨神和雷神。这些是大人的事,我们是不能参加的,不过我心里总有点惴惴不安,怀疑我两次差一点被淹死可能和外婆不让我拜河神有关。

 

每年的端午节,外婆都会把家里的所有东西翻出来晒太阳,说这一天也是有毒的。六月六日是沐浴节。连七月七日牛郎织女桥上相会,外婆也会兴冲冲地凑热闹。还有重阳节,中秋……到冬至那一天,家里再穷,外婆也会去弄两条鱼回来,把吃剩的鱼头放进米桶,表示“有余”。每年的七月三十日也正是我放暑假的时候,那一天比较特殊,外婆要供奉的大鬼叫“地藏菩萨”,是专门管理鬼神的菩萨,相当于现在的纪检委。

 

在我十岁的时候,我基本上都能够把外婆的神仙以及大鬼小鬼搞清楚了,当然除了其中的一个,那就是外婆口中经常念叨的“老鬼”。由于这老鬼好像没有固定节日,供奉他也不需要什么特殊的仪式,而且外婆说出老鬼的场合和语气都没有什么规律可循,有时是向老鬼汇报我们的生活,有时是抱怨老鬼不顾我们人间疾苦,有时甚至痛骂老鬼无情无义、撒手西归……

 

过了十岁生日,我已经被学校的社会主义教育弄成了一个不折不扣的无神论者。我已经学会对鬼神不敬,也不怕它们了,只是我开始担心外婆的事,生怕学校的老师和同学知道了我的外婆是个搞封建迷信的老顽固。从那时开始,我开始对外婆生出一些真正的不满。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上了中学,我们家因为出身地主阶级而受欺负的历史也暂时结束,我开始准备高考,自然就少去雁家湾了。但我一直没有忘记外婆的迷信,并总想找机会直面一次外婆的大鬼小鬼,用自己所学的知识教育和挽救一下鬼迷心窍的外婆。

 

考上大学准备前往报到前,我回了一次雁家湾,那时的雁家湾早就不再是我心中的天堂。我找了机会,对外婆供奉的神仙以及大鬼小鬼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但由于我都是从课本上学到的,也一时之间找不到有力的方法把那些早就深入民间的大鬼小鬼们从外婆脑中驱除。加上外婆倚老卖老,结果最后我还是败下阵来。临走时,外婆还威胁说,如果我再在她那里对神鬼们不敬,她就不许我登门了。

 

我气馁而归,但也不是没有收获,我从老表那里搞清楚了“老鬼”的身份。原来外婆称呼自己那死了几十年的丈夫为老鬼。而且过去几十年里,外婆都坚信老鬼的肉身虽然躺在对面山上的坟头里,但他的魂魄早就到天上去了。更不可思议的是,外婆甚至知道老鬼的魂灵所在的具体位置和地址,她如果在人间完成老鬼没有办完的事,死后就可以去和老鬼团圆了。那具棺材就是她通往天堂的宇宙飞船。

 

外婆在不用劳动的“天堂”呆不惯

 

外婆说老鬼住在月亮上,她今后也要去的,那里也是嫦娥那一家子常住的地方。

后来很久都没有时间回去看望外婆,直到参加工作后的一九九零年,我才再次回到久别的雁家湾。当时外婆已经八十三岁了,老表们也长大成人。外婆每天还是闲不住,忙上忙下的。我觉得她太辛苦,决定把她接到城里母亲家住一阵子,让她享几年哪怕几个月的清福。我笑着说,外婆,我正在休假,我现在要接你到天堂去住几天。

 

和雁家湾相比,母亲的家毫无疑问是天堂,家务劳动不多,母亲都包了,菜市场就在楼下,外婆如果愿意,完全可以过一段饭来张口、衣来伸手的神仙日子。可是,不到一个星期,外婆就浑身不舒服起来,她说,天堂是这样的吗?天堂不用劳动吗?那可有什么意思呀。

 

开起来外婆是劳作惯了,突然停下来,就算不生病,也会感到浑身不舒服。另外一个原因是母亲家没有外婆供奉大鬼小鬼的地方,外婆感到很不自在。唉,外婆真是身在福中不知福,我好不容易有机会报答外婆,她竟然无福消受。

有一次听到外婆在一角和她的老鬼聊天,说什么如果天堂里不用劳动,那可怎么办?她去了怎么呆得下去呢?我又好气又好笑,再次想起了外婆是个老封建、老迷信。我说,你就不要相信那些大鬼小鬼和老鬼了。

 

外婆生气地看着我,不理我。我乘热打铁地说,你的老鬼不是住在月亮上吗?

外婆没有回答,一颗牙齿也没有了的嘴巴裂开来冲我笑着,算是默认了。我冲到书架旁找出一本书,翻到美国宇航员登上月球的报道和照片,摊开在外婆的面前,大声说,家家,你看看,美国人早在二十多年前就到月亮上去过了,这里有照片为证,你看,什么也没有,你的老鬼在哪里?

 

外婆当时有些痴呆,什么也没有说。后来母亲告诉我,我销假回北京后,外婆偷偷问她美国人是否真到月亮上了,月亮上真的什么也没有吗?外婆把那书找出来,翻到我当时给她看的页码——外婆不认识字,但盯着那些照片看了很久,后来就一个人悄悄地黯然神伤了好一阵子。

 

母亲说,外婆后来还是很快就回到了雁家湾,虽然有一段时间很消沉,但不久又恢复了。每次母亲回去看望她,外婆都最先打听我的情况。母亲知道外婆想念我了,说等我回来就让我去雁家湾看望她。没有想到听到母亲说这话,外婆就急了,连声说,我知道他过得好就可以了,你不要让那个小灾星来看我,让我过几天平静日子,我会让老鬼保佑他的。

 

外婆于一九九四年春天去世,享年八十七岁。去世时非常平静,脸上带着笑容,好像是去见她分别了五十二年的老鬼。

 

外婆去世时我正在香港工作,当时正怀着要把地球走个遍的理想,朝气蓬勃,无暇他顾,没有赶回去见外婆最后一面,也没有参加外婆的葬礼。

 

外婆去世三年后的一九九七年,在我全家移民美国前,我回家看望母亲时和母亲谈起了外婆。我笑着对母亲说,外婆这人很有意思,我还没有发现有一个民间的鬼神她不去供奉和崇拜的,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的神,她都不得罪,也太离谱了吧,我真怀疑她老人家到底有没有真正的信仰?

 

母亲一开始没有说话,我想母亲受外婆影响很深,骨子里也有迷信思想。只是她轻易不敢在我们面前为外婆辩护,她怕我像平时一样一句话就把她顶回去。母亲过了一会才说,你要出远门了,我应该让你知道更多一点外婆的故事,也许今后对你会有些用。

 

于是母亲就用平静的声音讲述这个故事。

 

鬼神守护者

 

外公去世时,母亲十二岁,舅舅只有六岁。那是一九四二年,民不聊生,兵荒马乱。外公就是在躲日本鬼子住进山里时生的肺病,缺医少药,很快就死了。留下一个三十五岁的寡母,带着十二岁的女儿和六岁的儿子。

 

如果是和平时期,勤俭持家、人缘也好的外婆再怎么艰难也应该可以过一份平稳日子,可是,日本人还在烧杀抢,土匪也常常来骚扰,几乎没有一个月的日子是安稳的。在母亲的记忆中,每年都有至少两、三次在半夜被叫醒,翻身起床,提起床头早就准备好的细软,拔腿就跑。外婆一手牵一个,颠着小脚没头没脑地跑,看到哪里没有灯光,就朝哪里跑,母亲和舅舅往往是跑了一阵子,才完全睁开眼睛——

 

跑啊,跑——,母亲像讲一个童话故事一样声音平和地说,在我有了你们后,还经常作那种光着脚跑啊跑的梦,有时我出诊赶时间时,小时候跑土匪的事又记起来了……

 

母亲说,外婆再会持家,一个寡母又哪里能够喂饱三张口,吃野菜和树皮也发生过,特别是在跑日本兵和跑土匪后来又跑国民党败兵的日子里。一九四四年是最艰难的,八岁的舅舅得了脑膜炎——这个病当时是判了死刑的,按照我们家的条件,不要说买药,就是吃饭都成问题。整整一年,你外婆抱着你舅舅,到处求医问神,见到医生就下跪,见到神庙也下拜,我带着当时卖家当的全部积蓄,跟着你外婆到处流浪。

 

母亲接着说,后来不知道是哪个神医的药方有效,还是你的外婆感动了上苍,你舅舅虽然瞎了一只眼睛,耳朵全聋(后来又变成了哑巴),但命却留下来了。你舅舅的性命虽然保住了,我们家庭的情况却更加糟糕,一个寡母一边靠纺纱织布养活一家人,一边要照顾一个半失明的聋哑儿子,而且,她还舍不得让我花时间帮忙她干活,说是要我去认字学医,今后就可以治像我父亲和我弟弟的病。

 

讲到一九四九年解放了,母亲松了一口气说,解放后我去参加工作了,你外婆过了几年好日子,后来又开始张罗给残疾儿子娶媳妇,你的舅妈是一个大颈脖(严重的甲状腺肿大),结婚后两人都干不了重活,里里外外还是靠你外婆一个人操持。三年自然灾害和文革的时候,那些坏蛋又开始闹腾了,这次连跑都没有地方跑了。最艰难的时候,你外婆又是靠挖野菜充饥。我们家条件虽然好一些,可是也是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也没有帮到你外婆的忙。倒是你外婆反过来帮我们不少,每当你的爸爸受到批判,外婆都会让我们把你们悄悄送到雁家湾。那时你外婆很大年纪了,身体也不好,但仍然像个老母鸡一样把你们这些小鸡死死罩住,生怕你们受到伤害。农村闹得最厉害时,所有的鬼神都被打碎了,他们说毛主席就是人间的真神,你们这些大鬼小鬼还不滚到阴间去,可你外婆就是不肯。她成为我们村子最后一个守护着鬼神的人,那时人间已经黑白颠倒,你外婆就是坚守着她那些鬼神的规矩,不但保护了你们,也保护了村子里很多人。不过,她可想不到呀,后来到我们家,你拿出美国人登上月亮的照片,可让你外婆难受了一阵子。

 

当时听到这里的我心里很难受,什么话也说不出。

 

母亲叹了口气继续说,我也说不清你外婆到底有什么信仰。但她心中一定信个啥事,不然的话,我们今天都不知道会在哪里呢。记得有一次我们村里人跑土匪,被堵在山上三天三夜没有饭吃,大家都很虚弱,你外婆因为把所有剩下的野菜都留给我们姐弟俩吃,那一次她就掉了四个牙齿……,可是祸不单行,就在第三天晚上,土匪摸上了山。我们只好再跑,只是没有跑出多远,你外婆的小脚陷在水田里,我也从田埂上摔下来,你的聋哑舅舅也跑丢了,后面的土匪的灯光和喊叫声越来越近。

 

我当时好累,我想,这次我们再也不用跑了,就睡在水田里,哪怕是睡进泥土里,也比这样没有目的地、好像永远到不了头的逃跑要好受一些。我再看你的外婆,她的两条腿都陷进去了,她只能用两个手在那里抓着向外爬。外婆一边拼命爬,一边还在祈求她那些大鬼小鬼和老鬼们保佑我们母子三人,给她力量让她爬起来。

 

母亲声音平静地说,那一次你外婆手指甲都抓掉了,终于爬了起来,我们逃掉了。没有跑掉的几个女村民包括和我一样大的一个小女孩,被土匪带走了,再也没有回来,尸体也没有找到。

 

听着母亲平静的述说,我的心里难过得要命。外婆生于战乱和忧患的年代,回想那段历史,无论是腐败的满清遗老,还是推举三民主义的国民的政府,以及各自为政的军阀、土匪恶霸、俄国的共产主义模式和日本的大东亚共荣圈等等,除了争权夺利,就只会残害人民,对民众巧取豪夺、带来一个又一个灾难,民众实在是无法指望他们发善心、怜悯苍生的。苦难的中国老百姓在这种情况下,除了自求多福,又能依靠谁?外婆如果没有她自己的信仰和信念,又如何能够用没有牙齿的嘴巴笑呵呵地面对这一切?!

 

而自以为掌握了科学知识这把万能锁匙的我非但没有帮我开启智慧之门,反而差一点锁住了外婆通向天堂的大门。

 

那一次,在离开前几天,我心里带着巨大的歉疚,和母亲于一九九七年回到雁家湾。雁家湾已经面目全非,老表们都出去打工了,外婆的老屋里只有聋哑舅舅独守空房,小村里听不到年轻人的欢笑声,小河和池塘已经干涸……对面小山上没有了树木,但坟头却更多了。

 

母亲带我来到外婆的坟前,坟头上长出了新草,母亲一边拔草,一边喃喃地说,应该立一个碑,草长长了,怕分不清了。

 

这正是我的意思,我立即附和母亲。母亲直起腰,想了一下说,老四,你外婆最疼你了,不如你来设计她的新墓碑好吗?你说,上面写什么呢?

 

我想好了,我轻轻抚摸着外婆坟头的青草说:

 

一位母亲、奶奶和外婆走过人间……

 

[翻开这篇摘选自20073月写作的《伴您走过人间路》中的篇章,读着读着,眼睛竟有些湿润。越是深入到外婆这种底层中国人的世界里,我越是被他们的苦难、善良与勤劳所感动,也愈益为自己是他们中的一员而自豪。这样的人民,原本应该生活得更加和谐与幸福。能有机会为他们的福祉而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是我的理想与目标,也是我的荣幸]

 

杨恒均 2013.5.16 重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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