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最近几天有没有收到新的威胁和其它形式的抗议活动？
茅：最近没有。
法广：最近那次就是在长沙是吗？当时您是否在现场？
茅：是的，最近那次就是在长沙，当时我人在在长沙，但是没有在现场，我也是后来看录像看到的。
法广：看了以后是什么感受呢？很气愤吗？
茅：没有很气愤，我觉得这些人很可怜，是被洗了脑，搞不清自己的利益在哪里，他们认为毛泽东好，这实在是个天大的笑话。他们被宣传所误导，忘记了自己的利益。
法广：您个人认为这些人反对您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茅：最主要得是跟毛泽东有关，我写了一篇把毛泽东还原成人的文章，很严历地批评了毛泽东，而他们很崇拜毛泽东，这是最主要的原因。
法广：您认为他们这些人看过您的书，了解您的思想吗？
茅：他们都不了解，他们是一批所谓文革的所谓“残余人士”，文革就是无法无天，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觉得毛泽东好，就批评反对毛泽东的人，他也不考虑问题的是非在哪里，事实又是什么。他们从来不考虑这些问题的。
法广：这样的游行背后一定由组织者，而且我们知道在中国举行这样的活动一定要得到有关部门的批准，您认为他们这样做事先得到了有关部门的默许吗？
茅：他们是不是申请过，有没有得到批准我就不清楚。但是我知道他们游行的那一天有几十个警察在旁边，但并没有制止他们，也没有任何行动，旁边围观的大约也有几百人，他们自己大约有一百人。
法广：天泽经济研究所的主要工作是什么？
茅：这是一个独立的民间思想库，资金来源不是政府，则是国内和国际的基金，我也做了一些扶贫的工作，那是另外一回事，另一个组织，叫扶贫保姆学校。我做的两件主要的事就是天泽经济研究所和扶贫的一个学校。
天泽所成立的原因就是要有一个独立的，跟政府不同的声音，对中国的经济政策做客观的研究，发出我们自己的声音，我们的价值就是与政府的声音不同，因为很多政府的组织的目的就是说明政府的政策时争取的，而我们就恰好相反，因为我们发现政府的政策有错误的地方，就提出来。这样的一个独立的思想库事现在是中国非常需要的，所以我们成立了二十年还没有关门倒闭。现在天泽研究在国内和国外的影响都越来越大了，我们做的好几个很有价值的研究的观点和政府都不太一致，这是天泽所的任务。
法广：你的观点和天泽研究所的研究成果是通过那些渠道发布出来？
茅：最近这几年因为网络特别发达，所以也通过网络。过去主要就是写书，写文章和开会，到各地做报告等方式。现在跟更有利的方式就是网络的力量，我们有一个很好的网络来宣传自己的观点。
法广：天泽研究所的主要研究内容就是批评政府的政策，但是你们到各地举办活动的时候没有受到太大的压力？
茅：还是有阻力的，因为我们的观点和政府不同，所以政府就不太喜欢我们，也不能说有什么敌意。活动也受到当地政府的一些干扰，比如说我们要开会不让开，要租酒店的会议室，政府就通知酒店不准租给我们，我们办公的地点也是租的房子，但合同还没有到期，政府就让房东把我们赶走，等等，这类事情过去都发生过，但是最近这两年情况有所改善。朝好的方面发展。
法广：您认为其中原因何在呢？
茅：因为他们对我们越来越了解了，通过我们出版的书和网络上发表的文章，他们也慢慢了解了天泽所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有什么意义。
法广：最近您写了一篇文章驳斥《环球时报》评论员的文章，得到很多您的博客的微博粉丝的支持。请您介绍一下《环球时报》反对您的观点，以及您反驳的论据。
茅：《环球时报》的观点就是说我选择了做国内矛盾的焦点，我就说不明白他们怎么会得出这样的印象来，我一贯不愿意成为矛盾的焦点，而相反更愿意成为和谐的提倡者。所有的不同观点都要互相尊重，和平理性地进行探讨，来发现大家的不同点，但是现在的矛盾焦点是拥毛派用文革的手段对我进行骚扰，游行说我是汉奸，还造我的遥，这些事都是拥毛分子干的，而《环球时报》的这位评论员对这些事没有批评，反而说我受到干扰的事未必是真的。
很凑巧的是，文章发表的那天，《环球时报》的一个记者正好到我家来采访， 我把电话录音放给他听，证明的确是有人打电话来干扰我，电话从晚上十二点，一直打到凌晨两点，电话不停的打，不断骂我，所以我觉得环球时报的立场很可疑。他认为我这样一个理性的人是矛盾的焦点，而对制造矛盾的人却一言不发，所以我觉得环球时报的立场很值得怀疑。
法广：最近有一个法国记者撰文指出中国的经济未来可能要面临着国家地方债务过高，人口老龄化和金融危机等方面的问题，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您如何看待中国的经济发展前景？
茅：这个法国记者提出的问题实际上都是十分现实的问题。中国的人口老化的非常快，最近几年已经开始出现民工荒，工资上涨的幅度也很大，中国的环境被破坏得很厉害，中国的房地产有泡沫，中国的银行也有非常大数量的不良贷款，这些问题迟早都要爆发。所以，中国可能会面临重大的危机。
但是也要看到一点就是，中国既是面临危机也和西方国家的危机不同，因为西方国家的政府都很穷，而相反中国的政府非常有钱，手里有大量的资金可以调动，所以我认为既是出现一些危机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大事，但是可能会出现大量国有资产私有化的浪潮。但从长远来看，中国的经济高速增长不可能持续下去，这里面就有中国的环境问题，人口老化问题，以及政府对长远的人权保护，就是对不论是穷人还是富人的财产保护问题上还做的不够。当然和毛泽东时代比有了很大的进步，但是和发达的国家比，中国的人权保护还是比较差的，所以有钱的人都想移民到安全的地方去，穷人没有地方去，但是由于人权，房产权等事情不断需要去上访，这些问题不解决，也会影响到中国的经济发展，这是摆在中国现行政府面前的重大课题——怎么样保护人们的基本权利。而对基本权利的保护就要取消特权，有些人因为手里有特权就可以为所欲为，重庆的薄熙来就是一个例子，杀人都敢杀！还有什么是他们不敢干呢？法制管不了这些人的，薄熙来从大连到辽宁，再到重庆期间，好多人写信告他的状，但一点用都没有，如果不是王立军跑到美国大使馆里，薄熙来到现在都不会倒台的。中国的法律现状就是这样的。所以中国政府如果不把这些问题解决好，中国的经济增长是会变临着重大的问题。
法广：习近平上台后，一直十分强调反贪腐的问题，曾经说要“苍蝇老虎一起打”，但是最近好像有没有这方面的风声了？
茅：他表现出了反贪腐的决心，这一点当然是受欢迎的。但问题是，打完了苍蝇老虎以后 ，小老虎，小苍蝇又出来了，所以问题不在政府有没有决心打苍蝇和老虎，而是在与政府有没有决心改变产生苍蝇老虎的制度，制度不改变，永远都打不光。中国二三十年以来，反贪污还是很有力量的，每年都有不少干部被揭露，但是打不光，所以不是打击贪污的决心不大，而是制度里有问题，一个好的制度就会避免贪污行为的发生，而我们这个制度是一个坏的制度，会制造出贪污来，所以光打不行，要改变制度才行。最根本的就是人权和中国的制度本身的问题。
市场经济是建立在人权基础上的，世界上好的市场都有好的人权保护，而世界上差的市场相反就没有好的人权保护。这是一个普遍发展规律。
法广：你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三十多年以来给中国人带来的最大利弊是什么？
茅：我曾经说过，从鸦片战争以来的170多年时间里，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唯一的一段中国人享受和平和繁荣的时期，我相信这句话经得起历史的检验。这就是中国人得到的好处。以前中国人经历了兵荒马乱，战争和饥饿，但最近三十年就没有。大家生活都改善了，穷人也可以吃饱饭了，但是中国过去一直都是吃不饱饭。这就是最大的利益。
最大的问题，就是贫富分化，政治上不民主，没有言论自由，制造出很多贪污，另外就是环境破坏很糟糕。环境破坏跟制度有关，因为一个贪污的政府是不会把环境治理好的，要先有制度上的清廉，然后才能谈得上环境上的干净，所以不从政制改革着手就解决不了环境问题。
所以好的地方就是生活改善了，而且中国得到了很大的改变，中国从以前最穷的国家变成世界上第二大经济强国，这是一个很了不起的成就，现在有的人不承认这个成就，说是由毛泽东批评的资产阶级当权派掌权，这个看法非常错误，现在的问题是特权者，从解放以来，一直到现在越来越厉害。共产党说了很多好听的话，但是到现在就是不敢说反对特权，反特权就是保护人权，所以保护人权是当前最大的问题。
感谢茅于轼先生接受法广专访。
茅于轼先生最近与岑科合作出版了新书《人文经济学》；他说目前，中国改革充分发挥市场的指导作用，经济增长空前成功，但社会也陷入唯GDP论。一切朝钱看，物欲横流，买官卖官，甚至连踢足 球的胜负都可以拿钱买。环境保护、分配公平、社会公益，统统让位于赚钱。所以经济学要回归人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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