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之時,馬來西亞這場開國以來最有可能實現政黨輪替的大選,已進入最後24小時倒數。來馬兩星期以來,走過樸厚的小鎮和鄉郊、車水馬龍的吉隆坡,還有反對派執政下一片盛世光景的檳城,只見全國上下,國陣(國民陣線)的旗幟標語鋪天蓋地如一街藍海,卻怎麼都敵不過大街陋巷裏民眾最有力的叫喊﹕「Ini Kalilah! Ubah!」(這次要改變)、「改朝換代,告別腐敗!」由競選團隊、支持者到一般街坊,走訪過程中所遇的人,甫聞我來自香港就格外熱情襄助;熟諳廣東話的社運青年都跟我聊起反國教運動與梁振英、給我看當地華人「惡搞」少林足球與麥兜情節來諷刺政府、動員大眾的片段,教港燦如我更加體會,這片族群多元的南洋土地,與我們的文化親緣性原來可以這樣深。不禁納悶,在每逢台灣大小選舉都有政黨率考察交流的香港,何以像我慕名而至者,那麼少。

說這次大選或能促成「變天」、成為亞洲發展中國家的民主轉型範例,實不為過。馬來西亞有英殖時代建立的選舉制度,但獨立56年以來都是「一黨專政」﹕主導現時執政聯盟「國陣」的政黨「巫統」崛起於英殖晚期,其時背景,是馬來人不滿英治下的城市外來人口(特別是華人的經濟優勢)向上流動,遂以「馬來人優先」作為民族獨立運動綱領,並與「馬華公會」及「印度國大黨」結盟(成為「國陣」的前身),成功執政。但立國之後,政府一直以分化族群的政策手段鞏固執政權力,同時又持續立法收緊公眾集會自由、操控選舉制度,使各方反對派難以聯合抗衡政府。貪腐與裙帶政治自此種下,直到1990年代「巫統」政府面對政治危機,時任首相馬哈蒂爾才首次以跨種族定調國家發展。但種族行先的政治文化不改,口號就永遠只是口號,這也是為何多年被冠獨裁者惡名的新加坡立國總理李光耀,至今依然被無數南洋人稱重的原因。

朋黨壟斷公營項目濫批撥款、洗黑錢,大馬的貪腐嚴重程度,早已位列全球。個案的「多樣化」更教人瞠目結舌﹕官員以高數十倍的價錢「買貴」各項電子器材、雙軌火車工程可以「超支」36億馬幣,還有比電影更離奇的法國潛艇交易與蒙古女郎兇殺案。「明明馬來西亞是得天獨厚的國家,資源豐富又甚少天災,但財富就被少數人掠奪,國家還要不斷欠債。選前就大派福利,但卻要我們和下一代償還!」在霹靂州和豐務農的第三代華人譚先生說。

所謂反貪委會

大馬政府設有反貪委員會,但針對執政陣營的貪污檢舉,永遠石沉大海不了了之,相反,反貪委員會成為了打壓政敵的國家機器,其中最令民眾齒冷的,是2009年趙明福的離奇死亡事件。當時,雪蘭莪州的行動黨行政議員歐陽捍華,其助理趙明福被該州反貪委員會帶返總部「協助調查」,翌日中午竟被發現離奇墮樓喪生。死者家屬上訴後,官方的調查竟然拿出在死因聆訊期間從未出現過的「證物」,指稱趙明福為自殺。而據說當日趙明福要「協助調查」的,不過是有人檢舉他「買貴了旗仔」而已,就算買貴了多少也比不上火車工程與潛艇,趙明福之死反映的不止司法敗壞,也令人關注到歷來死於執法機關濫權的無名者。

貪腐問題也直接延伸到各大選舉,論種票程度,香港前年區選爆出的「一屋七姓十三票」實在不可同日而語;有人忽然自選民名冊中消失,又有大批外勞閃電獲發身分證投多次票,最近又有國陣「衛星組織」大搞豪吃豪飲和巨星音樂會從中買票,傳言之多,也不知怎分真假,大馬民眾對此見怪不怪。今次大選,選舉委員會面對「淨選盟」(乾淨與公平選舉聯盟)牽頭的民間壓力,不得不引進部分「防止選舉舞弊」的措施,包括不知為何是在選前而不是選後塗上、而且一經測試即被發現是可清洗的「不褪色墨水」,也首次容許監票人員監察軍警等公務人員於30日提早投票的過程,但反對派的競選工作人員跟我說,「我們的監察作用只能保障這些公務人員不是由上級代為『包攬投票』,但票箱要在警局放五天才在大選日一併點票,也是另一個擔憂。在鄉郊地區,由於涉及物流程序,票箱的安危也是一個問題」。

反貪腐、換政府,是反對陣營在今屆大選的共同訴求。其中,華人選民大多數票投民聯(人民聯盟),成為了變天的有利因素。已屆中年的譚先生便是其中之一。譚先生本來在吉隆坡從事建築,收入頗高,直至2004年,醫生診斷他因長期壓力而精神衰弱,把心一橫就回鄉買下農地,重拾起上一輩華人的耕務勞動。但不久就有發展商拿政府許可,說要收地做錫礦開發,「當時國陣正值選前,大拍心口說會跟進,選後竟然告訴我們,再耕一個收成就要走!輾轉之下我找到古瑪醫生(按﹕社會主義黨在和豐國會選區候選人)幫忙,他為我們這群面對同樣問題的農民成立了委員會,見後帶我們去人權委員會申訴、找律師上庭覆核,一拖之下,發展商那工程許可就過期了,後來又有另一家公司獲批,但這時又臨近第二次大選了,他們也不敢亂來」。

「被敷衍」的華人

譚先生面對的處境只是冰山一角,農民的合法地權問題也是民聯競選的主要政綱之一﹕「政府批地前會派人去視察,明知我們是在耕作。我們是合法公民,何來非法?為何吃我們種的菜時就沒問題,到收地時就說我們是非法?而且現在全球都說有糧食問題,為何不讓我們合法耕作,甚至像泰國般支持農業發展?」譚先生說他所住的選區,08年時很多人也投給國陣,現在形勢已經大逆轉﹕「馬華根本就沒有代表性,沒有為我們爭取權益,巫統只是利用馬華(馬來西亞華人公會)來敷衍我們華人。」

除了地權,譚先生也談到華文學校缺乏政府資助、獨中統考文憑不受政府承認的問題﹕「政府素來的馬來優先政策,令很多華人生計缺乏保障,自然也寧願子女完成學業後出國找機會。」旅居新加坡達10年、今年30歲的陳婉菁就是其中之一。今次大選,其中一個亮點是大批大馬各地「遊子」自發組織「回家投票」,屬史無前例,被外界認為是影響選情走向的關鍵。陳婉菁這次專誠回到自己的家鄉、離和豐兩小時車程的小鎮美羅投票,她回憶,「2008年大選我是首投族,當時大選回家投票的人不多,我那時回家投票,竟被標榜為愛國」。

「遊子」力量

時隔5年,隨資訊的普及與大馬獨立媒體的發展,遊子們見證過趙明福事件的公憤、「淨選盟」的大型集會和政府的強硬打壓、反稀土運動的「綠色苦行」,都自覺有義務回家投票。這已超越了個別族群的權益問題﹕「總的來說是因為馬來人優先的政策造成華人中學畢業後出國念書,相繼工作。可是最近幾年,先後聽到其實馬來大學學子也是頻頻失業,國陣常說經濟轉型成功,但人民都問,轉型成功幾乎沒有發生在你和我身上。」她續說﹕「變天也是要看馬來選民,你看淨選盟的集會之所以會成功,主因也是因為很多馬來同胞站出來。」

筆者也訪問過另一位在吉隆坡讀大學、活躍於文化社運的馬來青年Zikiri﹕「我是馬來人,但我只相信human race,相信多元文化與普世理念。種族政治太訴諸情感,也造成社會的分化。我們這一輩,不論什麼種族,都一樣面對困難。舉例來說,我們畢業生平均工資只是20003000馬幣,但現在房價已經上漲到40萬。失業率上升,也增加了治安問題。對我來說,這是政治和經濟的問題,不是種族的問題。」訪問當天,Zikiri的朋友帶來了一盒由當地民間組織製作、名為「Politiko」的遊戲卡,類似港式的「地產霸權大富翁」,旨在以遊戲形式,調侃馬來西亞的政黨與種族政治。

雖然未知Zikiri是否代表了大多數馬來青年,但明顯,「巫統」內部試圖再操弄種族議題的動員手法,對年輕一輩和城市選民,難以奏效。今次大選,260萬的新增選民中,有不少是首次投票的年輕人,這批年青選民同樣被視為是變天的關鍵。但由於國陣的「陰招」太多,朝野雙方的支持度差距愈拉愈近,是否能改朝換代,仍有暗湧。雖然首相納吉以「一個馬來西亞」為競選口號,但據反對派指,國陣過去多月,一方面透過馬華宣傳投給民聯等於支持回教黨、會令大馬成為回教國云云,另一方面,巫統卻向馬來群眾宣傳投給民聯等於支持了行動黨、令基督教主導政治力量,以圖分化選民。但由於媒體壟斷(尤以馬來語媒體為甚),加上國陣的派糖策略,在馬來人為主的鄉郊地區,國陣的支持度仍佔大多數。選前兩星期,大馬最具代表性的獨立民間媒體《當今大馬》,就遭受嚴峻的網絡攻擊,令人指向這是有目的的針對性攻擊。《當今大馬》中文版主編楊凱斌一度在facebook留言,指除了黑客和DDOS攻擊外,還有「網絡服務商故意限制獨立新聞網站的流量」;隨後,數十個民間團體和近百名媒體工作者與社運人士更在53日的「世界新聞自由日」發表聯署聲明,要求政府廢除管制媒體的法例。

談到獨立媒體與公民運動,必須把時間撥回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催生了印尼的「烈火莫熄」(Reformasi)民主運動,最終成功推倒蘇哈托下台,反貪呼聲得到大馬人的共鳴,具改革形象的時任副首相安華失勢而遭政治迫害,也激起無數人對政治改革的訴求。在1987年政府大規模打壓民間力量、風聲鶴唳的「茅草行動」10年後,「烈火莫熄」承先啟後,培養出一代又一代的社運分子,也為反對黨派與公民運動的結盟合作,提供了基礎。在筆者所到的多個民聯公眾集會上,「Reformasi」的口號,仍然迴響。

開宗名義以女性和「師奶」身分作旗幟的「淨選盟母親團」,也是另一個反映公民運動日益成熟的範例。「母親團」在檳城的北部負責人許雪君回憶,組織當初的成立緣於一群友好「師奶」於網上討論她們共同關注的教育問題。後來一眾媽媽發起以「母親團」名義積極支援社會運動,除了參與社區宣傳,也培訓其他婦女認識政治。許雪君本身是公務員,對於政府機構內的貪污習慣有第一手體會;自然,她也遇過來自家庭崗位上的壓力,但她堅持帶同自己的孩子一同參與「母親團」的活動,讓孩子從中觀察、學習。「母親團」遍佈全國的機動性與投入,令人回想反國教一役,其中一個成功的關鍵,就是動員大批甚少議政的家長表態支持,「為下一代而發聲」。

你們已經贏了

筆者在採訪期間,巧遇居港17年、但仍全家總動員回家鄉檳城投票的Posy﹕「我的兒子今年六年級,他一句馬來語都不會,未來也不一定會回來生活與發展。但我還有無數兄弟姐妹與朋友在這裏,一天我未放棄公民權利,也要回到自己的土地,盡最基本的義務。我不知未來會如何,但有了制度,一切只會更好。我覺得在香港最大的分別是,很多人未能認知到自己手中一票的關鍵作用。而香港的反對派也未能有清晰的領導方向。這有可能是因為馬來西亞已獨立了很久,很多事情『唔識都學到識』了。」筆者曾經設想過,假如是次選舉未能變天,會否令當下一片希望的民情迅即失落?但臨別前,Posy言及感激香港記者把大馬的故事帶回香港,只教我猛然儆醒自覺﹕長路漫漫,該學習的是我們。對於他們,我只能想到梁文道周一在檳城一場座無虛席的演講中,那語重深長的一句﹕「你們已經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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