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朝晖:什么是中国文化中有效的权威?

——评白鲁恂《亚洲权力与政治》一书[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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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内容提要】美国汉学权威白鲁恂(Lucian W. Pye)认为中国文化中的权力/权威是父权型的(paternalistic),具有全能、独一无二、人格表率、意识形态化等特点;由于人际关系(guanxi)盛行,“公私对立”成为中国文化中的永恒矛盾,由此导致中国政治一直强调中央集权、反对地方自主、压制文化多元、否定权力多中心等特点。
  本文从文化心理学的角度对白氏所说中国文化中的权力/权威模式进行深入的批评式检讨,并论证认为:中国文化中解决公私对立、中央与地方对立、国家与社会对立的有效途径既不是法家式的极权统治,也不是白氏所说的以充分保证地方多样性、文化多元性和社会自主性等为特点的分权主义;而是在保障集权的前提下实现分权,即努力在“合”的基础上实现“分”,寓“分”于“合”;这才是真正适合于中国文化的权力/权威模式,而不能用西方的模式来衡量。
  为什么这种寓分于合的权力/权威模式行得通呢?儒家给了我们合适的答案,即:王道政治因为能够充分尊重地方利益、社会自主和文化需要,所以将会带来一个更加统一、集中和团结的社会,也就是说能比较好地解决中国文化中公与私、集权与分权之间的矛盾。历史早已证明:白氏所谓的分权模式在中国文化中只会导致诸侯混战、永无宁日,而与之相反的法家式极权则会引起官逼民反、社会窒息,所以儒家对这二者皆持严厉批评态度(主要体现在“春秋学”、“三纲”及王道政治思想中)。从文化心理学的立场看,儒家的王道政治方案之所以行得通,是因为它能够最好地满足“关系本位”下中国人的心理安全需要。
  本文认为,儒家式的德治(virtuocracy,或 ruel by moral example)或贤能政治(meritocracy)是中国式权力/权威模式的一部分,对于中国文化习性的问题有特殊针对性。
  本文拟从文化背景出发探讨权力/权威概念在中国文化中的特殊含义。这一研究思路和我一贯坚持的多元现代性以及更重要的,人类需要多元文明观的思路一致。同时,这一研究还认为,各国有效的政治制度,特别是其中可行的权力/权威模式不可能脱离其历史文化背景来理解;由此出发,分析中国文化中的有效权威,有助于认识中国社会政治制度建设的未来方向。本文的研究也涉及贤能政治(meritocracy)的问题。但是需要提前指出,本文的探讨只是为了检讨贤能政治与中国文化背景的特殊关联,但并不否认贤能政治可能具有的世界意义,也不意味着贤能政治只在亚洲或者中国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亚洲权力与政治》论中国政治学
  
  美国最权威的中国问题专家之一[②]白鲁恂(Lucian W. Pye, 1921-2008)在其《亚洲权力与政治:权威的文化维度》(1985)一书中这样分析中国政治文化:中国人从小在家庭教育中接受了“父亲”这样的权威,这位“父亲”独一无二,无所不能;独断专行,孤独无依,他所做的一切又都是为全家着想;这样的“权威”是子女不能挑战或质疑的,质疑或挑战父权等于对家庭的背叛。这样的家庭教育,导致中国人长大后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仍然一直在寻找这样一位“父亲”——家长式权威(paternalistic authority)——来保护自己。因此中国式政治权威是“父权型的”(paternalistic),且如下特征:他无所不能,德性完备;他独断专行,不能挑战;等等。(Pye, pp. 186, 198-200)白鲁恂认为,在上述父权型权威观念形成后,中国文化中的权力/权威观就具有了如下一些独特的特征:
  1)万能政治观念。中国人心目中理想的政治权威就个人而言是无所不能的(omnipotent),就其所代表的力量而言,还必须以解决社会生活中各方面的可能的问题为最高目标,即政治要为整个社会乃至整个宇宙的秩序服务。而不是如在西方那样分而治之:政治权威只解决政治问题,宗教权威只解决宗教问题,法律权威只解决法律问题,等等。与西方不同,中国政治家往往要对全社会作巨大的承诺;在整个东亚政治传统中,政治的最高目的是解决所有问题,决不是只解决政治问题。(pp.43-45,49,183-184)[③]  2)集权主义(centralization of power)。中国人从小接受的权威概念使他们认为“最高权力必须是独一无二的”,不能容忍多个最高权力中心同时并存。因为他们担心,一旦容忍分权,将会导致帮派之争(factionalism),破坏秩序和谐。这种思想和中国的民族主义常常结合在一起加以表达。总体上说,亚洲人为自己从属于一个强大的集体而自豪,所以要求人们对国家、宗族或家庭忠诚不二。相比之下,日本长期的封建传统,使得多个权力中心并存得以容忍。幕府将军只是多个大名中最大的那一个。另一方面,日本人的多权力中心观也与其家庭结构有关。日本的长子继承全部财产制度与中国诸子均分财产不同,导致了别子为宗普遍;在日本家庭中,父权与母权并存,并相互竞争。集权导致民主实践在中国的失败。(Pye, pp.183-191)
  3)意识形态化。中国政治的另一重要特征是高度的意识形态化。人们把过多的精力用于进行意识形态的论证和道义的(moralistic)证明,而不是关注具体、精确的政治过程。这导致了中国政治的非功利化。在西方,功利、效益和自我表达才是政治活动的主要目的,而中国人则把一些仅具象征意义的事物看得比政治活动本身还重要。但是中国人重意识形态,并不意味着他们真的追求理论自身的价值,这与俄国人明显不同。中国人的意识形态争论,总是为政治人物自身的需要服务的,他们很少在实践中严格遵守意识形态原则,中国也许是世界上理论与实践分离最严重的一个民族。(Pye, pp.186-187, 204-209)
  4)人格榜样治国(rule by moral example or virtueous men)。中国人传统上认为,力量来源于道德人格(exemplary moral and ethical behavior),而不是来源于实用主义的功利追求(pragmatism, utilitarianism)。而西方人则相反,认为力量(power)就是来源于实用主义的功利追求。(pp.49-50)西方文化中理想的领导人是支配能力强,决策作用大,敏于接受反馈;而亚洲人心目中理想的领导人是亲切、仁慈、善良、有同情心、说到做到、有牺牲精神。(Pye, p.28)在亚洲,总体来说,靠人格榜样治国、有德才有威是其共同特征。他还认为,作为一种德性治国论(virtuocracy),“人格榜样治国”(rule by example)从本质上是“反政治”的,因为它的政治竞争和政策选择不以投入-回报为标准,其最大特点就是不把政策偏好和政策选择作为最主要的追求。(Pye, p.42)亚洲政治的人治特点还体现在权力高度的个人化(personalized)而不是制度化,也许除了日本之外,其他亚洲国家的政治领导人选拔过程都充满了不确定性。(Pye, p.23)
  5)关系学(guanxi):他认为,和亚洲多数国家一样,中国人真正信得过的并不是公共权威,而是自己的私人关系,一个在政府没有私人关系的人会感到自己孤立无助。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着超越私人关系的公共立场与私人关系(personal ties)、国家需要与帮派需要之间的此消彼长。(Pye, p. 190)但是中国和日本之间最大的区别是:日本人虽同样重视和依赖关系,但他们公开地承认关系(on-giri),公开提倡将这种关系作为政治运作的基础。而在中国,私人关系从国民党到共产党一直被执政者视为公共利益的敌人,认为对党、国忠诚的人就不会拉关系。由于私人关系遭到否定,对于非正式的权力关系(informal operation of power, informal types of power operate)该如何发挥作用也就缺乏任何指导原则。然而,这并不等于后者不发挥作用,相反人人都时刻争相使用它为自己服务。为了达到私人需要,他们利用私人关系,瓦解公共权威,导致阴谋、权术盛行。(Pye, pp.190-191, 291-299)
  6)中国政治的“反政治性”:中国的政治严格说来是恰恰是“反政治的”(anti-politics. Pye, p. 42),因为把意识形态问题看得比政治活动过程本身还重要,不注重政治活动本身的理性化;过于的道德化,不加置疑地强调献身与爱国,而不对政治价值进行公开讨论和质疑;他崇尚集权,害怕分权,不利于政治的多元化,窒息人们的创造力;对于政治过程和政治价值不敢开放批评,缺乏权力竞争意识。这种权力和权威观念从根本上说不适应于其实现现代化的需要。他还在其他地方指出,西方人把权力理解为“参与重要决策”(participation in the making of significant decisions),而亚洲人则认为,有权意味着不必亲自费心(to be spared the chore of decision-making),人们在权力阶梯上往上爬的精神动力来源于这样的想法,即有了权力就不必再亲自烦心去作决定。(Pye, p.21)西方人认为作决定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被否定让人不快;而亚洲人则认为,作决定要冒风险,所以有权力意味着有安全感,即只要遵守规章就够了,不须冒险。(Pye, p.22)西方人不言而喻地把进步等同于个体独立性的加强,但在东方文化中则不然。(Pye, p.26)
  
  如何看待中国式权威?
  
  尽管白氏在其著作中强调文化相对主义的眼光,反对对亚洲权力/权威模式作价值评判,但事实上他本人对亚洲权力/权威概念的否定态度是非常明显的。例如他多次指出,上述中国文化的权力/权威观不适合于现代化需要;只有中国人改变自身的权力/权威观,才能真正促进现代化。他说,
  在中国这样一个高度中央集权、道德意识浓厚、权威依赖严重的政治系统中,实现自己的现代化之路似乎仍然是极其艰难的。……中国革命真正的“悲剧”在于,中国文化仍然是一种极其依赖权威的文化。(Pye, p.213)
  他谈到,中国人在经历了“文革”等失败之后,有可能认识到其长期自大的毛病,开始反省自身不足,走出教条束缚;并说,“对于中国未来和亚洲稳定来说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在争夺邓小平继承人的斗争中,究竟是这些有新思想的人胜出,还是让权力落入急于保守传统文化的权力-权威观的人手中。”(Pye, p.214)在谈及中国政府当前为了促进现代化而进行的一系列以行政部门重新撤、并为特征的改革时,他指出,
  这些改革的成果之所以并不动人(not impressive),是因为它们并未触及核心等级关系及此一文化对权力和行为的态度。(Pye, p.210)
  相反,这类改革倒是引起了更多的人不安,招致他们利用各自的关系为自己寻求庇护。他批评赵紫阳认识不到,只有分权、多样化、权力多元化,而不是动用国家力量把所有人集中到一个目标上来,才能真正促进现代化(Pye, p.189)。他又说,中国历史上的“革命”,包括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的革命,无非是为了追求一个更强有力的领导而已;中国文化从根本上缺乏追求政治和文化多样性的动力(Pye, 189-190)。如果邓小平的改革允许更多的地方性,就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跟毛泽东时代的革命相比更加意义深远,因为毛时代所坚持的不过中国历史上所一贯存在的弘扬“共识和一致”而已(Pye, p.191)。
  现在的问题就是,这样一些中国人的权力/权威观念,是不是真的象白氏所说的那样,有着致命的问题,非放弃不可,才能真正促进现代化?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本文的主旨在于说明这一观点。
  首先,我们要承认,白氏所谓的“父权型权威”的若干特征在中国文化中确实存在,这深刻地表现在中国人的“父母官”概念上。中国人过去一直注重家教,家庭生活中以男性为中心(所谓“父为子纲”,“夫死从子”);在政治生活中,他们一直主张家、国一体,国是家的放大;所以中国人认为政府官员应该象父母一样关心、爱护人民。此外,中国人确实期望权威人物无所不能,有时把一些清官、好领导神化,体现为他们死后立祠,在“文革”亦有类似现象;他们也确实自古一直强调“大一统”,(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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