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平：我只向真理低头
一 学在苏联
关于留学苏联的情形，我以前曾写过一个小文章，叫做〈杂忆留苏〉，这里面对于我当年留学苏联有一部分描述，你可以找来看看。
我被国家派往苏联留学是1951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正式派遣苏联的第一批。在这之前，像李鹏那样的烈士子弟，是1948年直接从延安派出去的。我们这一批400多人，当时是第一批。我们派到苏联去的时候，没有学过外语，俄语都没有学过，而再后来从1952年开始派遣留苏，一般先在国内先学一年俄语。所以我们当时去的时候，除了陈汉章做过俄文翻译对俄文很精通之外，基本上没有人懂。但我本人在参加工作以后原来有英语的基础，所以自学了一点俄语，无非掌握了一些单词吧。
那一批学法律的，我的印象也就我们十多个人，当时都是组织派遣的，组织从华北局、从团市委调的。当时我在团市委。我被选中后，只准备了一个月左右就出发了。
我们先被派到喀山大学。列宁曾经在喀山大学法律系读书，后来因为他在喀山大学从事革命活动被开除了。但即便这样，我们能够去喀山大学，依然感到非常光荣，因为毕竟跟列宁是校友嘛；尽管列宁被喀山大学开除了，但是列宁曾经坐的那个位置什么的都还被保留下来。
喀山这个城市现在说起来可能不算小，但是当时的地位来说，比起莫斯科、比起列宁格勒，当然没有什么名气。当时在喀山学习的只有三所大学有中国的学生，一个是航空学院，这部分后来很多人成了我们航空航天的骨干；还有化工学院，后来很有名的就是彭湃烈士的儿子，是我们国家的核潜艇的总工程师。
我们原以为会一直在喀山待著。可是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了。斯大林逝世后苏联搞了一个大赦，这一大赦就从监狱放出来不少人，所以有一段时期，喀山的社会秩序比较乱。我们也很担心，我们驻苏联大使馆也担心，觉得这么一个地方如果社会秩序不太好的话，会影响到安全，所以陆续这几所学校的学生都到莫斯科了。所以我们是1951年到1953年在喀山大学学习，1953年到1956年在莫斯科大学学习，所以课程都是衔接的。
苏联的学制中，学院是四年，大学是五年。我们这些人除了陈汉章是俄文翻译直接上了大学一年级之外，其它人都是先学一年外语再上大学，所以正常的学习时间是六年。我当时只上了半年的俄语，下半年我就随著本科生上课了。当然很吃力，所有的课程要是想听懂，必须事先把课文看一两遍，完后再听讲就有些印象。这样的话，我就在第一年的下半年我就开始跟著班来上课，参加考试，然后把第一学期还没有考的四门课，我还在后来自己学完再补考，所以这样的话我等于说比其它的人吧，像那一起去的还有王叔文、吴健?，比起他们我等于说是提前了一年。这就是为什么我常常说，我提前一年回来，抢个右派帽子戴，就是这个道理。
莫斯科大学学习也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就在老校舍了，老校舍虽然在莫斯科条件比较差一点，条件相对来说要艰苦一点。后来莫斯科大学新校舍修成了，在一个现在还很有名的当时叫列宁山现在叫麻雀山的地方。莫斯科大学新校舍现在仍然很宏伟、壮观。我们在那里大概有两年时间。
苏联的学习方式，就像我在文章里面介绍的一样，苏联本身的法律体系仍然是罗马法体系，苏联的教学方法也有一些很可取的，就是是德国式的SIMINAR，也就是讨论式的，还有一些很可取的地方，要更多的著重于老师出个案例题，然后由学生讨论，去从苏联现行的法律里面找答案。这点对我们来说比较艰苦，因为不了解苏联当时的社会情况，在了解使用的法律方面会比较困难。
在苏联期间，每年假期的时候，我们都要去玩儿，有的时候去休养地区休养。我头一年的时候，我去一个苏联同学的家里面，那个家是在顿河附近的一个农村，我们在那儿待了三个礼拜，天天骑马、喝牛奶等等。这个印象很深，当时苏联的农村虽然穷苦，但是他们那个村里面比起我们的农村还是富裕很多。
而且还有一个很深的印象，就是苏联地大物博，在农村土地不那么紧张，我记得那时候最欢乐的就是很多年轻人一块到树林里面采草莓，都是很自然生长的草莓，自然的森林，自然的长出来的东西，不像我们的现在的土地这么紧张，一寸地一分地都拿来种粮食。
从当时来说，苏联跟中国的关系，应该说分两个阶段：斯大林在的时候，我们关系还不是那么紧密，特别是1951年到1953年这段期间。为什么呢？因为斯大林觉得中国共产党搞的革命终究还是农民的革命，不是很正统的无产阶级革命，所以他总觉得中国不是很可靠。1949年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10月9号左右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当时斯大林贺电对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的评价非常高，但是对中国就不是那么的高了。我们刚刚在苏联的时候，正是当时斯大林在的时候，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在那儿还不能公开活动，因为斯大林不允许任何其它国家的共产党或其它政党在苏联土地上活动，当时我们的党支部还不能成立，只能以学生会的名义来活动。
其实，中国跟苏联关系最好的时候，恰恰是斯大林死了后赫鲁晓夫掌权的时候。那时候关系也比较密切了，而且我们可以成立自己的党组织，党组织活动也可以公开。那时候戈尔巴乔夫就在莫斯科大学团委工作，我那时候在莫斯科大学校学生会工作，可能工作的时候有所来往，但是现在也记不清楚了，那时候也没有想到过他后来会做成这样。
在莫斯科大学学习的这段时间，我们对于苏联法律的真正学习应该说不是很深入的，最主要的原因我在文章里面也讲了，就是我们不能带任何中文书去。所以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不知道俄文里面的每一个法律概念，在中文里面到底是什么字，学了半天还都是俄文的概念。但是在中文里这个字叫什么呢？有的知道，像债，有一些就不知道相应的概念是什么了。另外，在法律上，苏联本身还有很多很教条化的东西，苏联最大的问题就是教条主义，什么东西都是一套一套的。
二 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
苏联学习回来以后，当初征求我们意见做什么工作。当时去的时候，组织上就有一个明确的目的，大致说你们这批人到苏联留学，建国以后第一批，又是文科，文科的人不像理科，理科的回来可以去工厂、钢铁厂、搞自动化、搞汽车等等；我们这些学文科，当时比较明确目的是起“母机”作用，就是回来后培养下一代人，这样我们给自己定的目标也是教学研究工作。所以苏联学习回来以后，征求我个人意见的时候，我也是同意做教学研究工作。
所以从莫斯科大学毕业分配，我就被分配到北京政法学院，这是很明确的，所以在1956年就分配到这儿了。
分配来的时候，当时北京政法学院还是很小的，破破烂烂的。当时钱端升院长也见了，说欢迎我们。当然当时很明显，大家心目中都知道党的领导，钱端升只不过是名义上的院长，实权都在党委的手中。当时党委的一些人，都是从华北革命大学来的一些老干部。所以回来以后，明显感觉到革大的老干部与北大来的这些知识分子之间关系比较紧张，隔阂也比较大。老干部当然还是拿革大的革命培训班的作风；但是这儿的知识分子都是从原来的北大、清华、燕京、辅仁等几个学校转过来的，还是原来受西方教育的那些知识分子，所以这里面有很大的冲突。后来1957年反右的时候，这种冲突表现的更为厉害，明显就变成革大来的一些掌权的人物来整这些知识分子。
我回来以后，被看作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力量，因为终究是我们国家第一批送到苏联正式学法律回来的。
当时到北京政法学院不久，正好来了一个苏联司法代表团。代表团的团长是苏联的一个副总检察长，苏联的检察长的地位很高，什么都监督，下面来的也有司法部的，也有很多的教授，其中有几个教授是法学方面的著名的老教授，他们的书都是我们在莫斯科时要读的。当时还是1956年的时候，正是中苏关系非常好的时候，所以苏联代表团来了非常的重要，国内也很重视。所以把我抽掉给司法部，负责接待苏联司法代表团。 所以我从10月份一直到12月份一直都陪著代表团。周总理也接见，其它的人也接见，他们做报告，我做翻译。他们来了一个多月，他们走后，总结完了我回到学校已经12月份了。
三 中苏法学比较
苏联的法律书籍非常多，我在那儿一个月总要买几本书。当时我们是500卢布的报酬，吃饭吃300卢布，当时一本好一点的专著差不多要10个卢布，所以我们还是可以经常跑跑苏联的书店的，法律书籍总是有新的出现。
可是我们50年代整个来说，我回来以后，没有看到什么比较象样的著作，苏联的民法教材有各种各样的版本，可是我们呢，50年代只有大家知道的中央政法干校他们一帮人写的一个，薄薄的，是大家共享的一本。连北京政法学院这样的学校都没有自己专门的教材，所以说，我所知道的50年代共产党执政了以后，就没有关于法学方面的、真正学术方面的著作；要有，也不过是领导人讲话之类的，没有一些真正的学术上的东西， 60年代也没有。
当然整体上而言，苏联法学在刑法方面和意识形态比较强的领域里面比较左，但是在一般的民法里面，毕竟还属于学术方面的，不会影响到统治阶级执政的基础方面，它还是不会太左。
我觉得我们解放以后，最大的问题就是批判旧法，现在看起来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我常常讲，苏联十月革命胜利时，列宁颁布了一个《和平法案》和《土地法案》，只是把土地收归国有，而原来沙俄时期的民法并没有废除，到了1923年通过的苏俄民法典，才把旧俄民法典废除。而我们一建国就废除了六法全书，所有的国民党法律都废除了，自己又没有法律，难道你这一废除了，原来的婚姻都不承认了么？这么一来，废除旧法就意味著原来旧的法律书籍都是伪的了，那些书都不能用，都是一些伪法、旧法的观点了。就这样批判旧法、批判旧法人员，把这些法治的东西都批判掉了。所以，批判旧法最大的特点是批判伪法统，你批判旧法就等于批判了整个法律体系和法律理念。这一下来，党的政策来决定一切，不要法律了，所以这是从解放一开始就把法律的精神、法治精神批判掉了。
四 抢了一顶右派帽子
第二学期就要上课。上课也是匆匆忙忙，同时我也翻译了苏联的一些东西。第二年开学也就二、三月份，开学没有多久就开始整风运动，所以有一些课程没有讲什么就停了。整风反右就这样来了，四、五月份整风，到了六月份反右派。
我们去苏联时，当初国家也很穷，没有飞机，我们到莫斯科是坐火车绕过满洲里去的，走了九天九夜。所以这五年中间没有回来过，对国内的政治情况、过去有什么运动等等也不太了解，所以还是一个很天真的想法：既然是整风，党的组织活动还是要积极参加的。
整风刚刚开始的时候，党组织鼓励提意见啊。我由于陪苏联司法代表团，等于刚刚来学校，对于学校啥也不知道，自然什么意见也不能提。后来因为大字报越来越多，有的说现在整风没有整起来，觉得学校有党棍控制著学校，所以当时党委也希望我们刚从苏联回来的也积极来参加整风。所以当时我也很积极，听到这些反映，于是起草了二十个人的大字报。当时二十个人连副教授都够不上，因为解放以后教授没有评，连讲师都是过去留下来的，都没有评，所以都是一些助教。可是这些都是年轻的老师，二十个人晚上在这儿议论，根据大家听到的一些反映，讨论完了以后就议论了五条意见，让我来起草，我就起草了一个20人大字报。我其实就这一件事。
这二十人的大字报里面，第一条就是成立整风促进委员会，还有重要一条，是要号召中层干部起来揭发。这时候主要是针对官僚主义，对办学里面遇到的问题，对于宗派主义提一些意见，那么中层干部应该起来揭发。我记得五条意见里面最后一条是工会应该自上而下的选举，工会是代表群众的，不能上面来指派。
五条意见大字报一贴出来，引起了很多人的注意。过去就是学生贴大字报，现在毕竟老师也贴大字报了，这个以前没有啊。当时给我们的反馈意见都说不错，这个大字报写的还挺好，连校党委书记刘镜西、李金宝看了都说这个大字报不错。
完了以后，我又代表青年教师，找了一个党员代表，一个团员代表，一个群众代表，一起向党委反映意见。党员代表我是民法教研室的一个林炳煌，他是华侨回来的，后来一直在香港担任《镜报》的主编，叫林文。我就是作为团员代表。还有一个姚照辉作为群众代表，三个人找党委反映了意见，还受到的表扬，说你们的精神很好，我们会认真考虑这些问题。但是后来，大字报上的言辞越来越激烈了，有的人甚至在大礼堂挂出横幅“党棍滚出去！”自由论坛都出来了。所以反右开始后，没有多久就把我们大字报定性为反动大字报，把我划为右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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