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象：刘少奇是什么时候感到自己要挨整的
１９７０年12月毛泽东在回答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提问“你是什么时候明显地感到必须把刘少奇从政治上搞掉”时，明确表示为“１９６５年１月”。而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纸报》中，毛泽东又有过“联系到1962年的右倾”的指称。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人们，蓄谋倒刘，由来已久，时间上可以溯及到1962年。那么，在从毛泽东蓄谋倒刘到正式将其打倒这一长期过程中，作为被打倒对象的刘少奇，对此是否有所察觉？如果有，又是什么时候感到自己要挨整了的呢？
我们现已知道，毛刘恩怨其实亦由来已久，建国初始两人因思想分歧已出现矛盾，甚至在1953年毛泽东对刘少奇就产生了某种不信任感，对刘进行过秘密调查。但尽管如此，客观而言，毛刘关系在五十年代整体上基本正常，两人之间的思想矛盾发展为激烈的政治斗争乃至面对面的直接冲突，是进入到1960年代，盖因于大跃进失败之后国内外诸多复杂矛盾与形势变化所致。而1962年的确是毛刘关系发展变化的一个转折点，这一年至少有三件重大事情交集叠加使毛刘关系走向发生了改变。
首先是中央年初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会上刘少奇将大跃进失败导致国民经济陷入困境的原因认定为“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让毛泽东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政治压力，毛、刘政治势力对比出现微妙变化，两人关系骤然变得紧张起来。其次是刘少奇等中央一线领导主张采取农村实行包产到户的政策调整，被毛泽东视为向资本主义道路的后退与复归，毛泽东因此于7月10日在中南海游泳池边与刘少奇第一次发生直接冲突，怒斥刘少奇“你急什么？压不住阵脚了？为什么不顶住？”“西楼说得一片黑暗，你急什么？”刘则以“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作为回答。随后在北戴河会议和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对右倾分田单干风（即包产到户）进行了全力反击与批判，重新祭起阶级斗争为纲的大旗。第三是“七千人大会”之后毛泽东下令对刘少奇再次进行秘密调查，试图证明刘少奇在1935年11月至1936年8月国共南京秘密谈判期间，“跪在蒋介石脚下，充当了革命的内奸”。可以说，此事是决定毛刘关系走向的最为严重的一件事情，说明二者的矛盾冲突从此发生了重大的实质性变化，毛对刘完全失去了政治信任。可以断定，毛最初萌发倒刘意图当就在此时。当然，由于调查处于秘密状态，刘少奇自是无从知晓。但两人发生的面对面的冲突是激烈的，毛泽东对单干风的反击是强烈的，所发出的批评是严厉的，于刘少奇不能不投下阴影。
阴影的再次出现是在两年后的1964年。这年上半年毛泽东同来访的外国党的领导人频繁谈起1962年国内的“右倾动摇”与反修防修问题，并在5——6月在北京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郑重其事地向党内提出“中国出了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怎么办”这一严重问题。不仅如此，毛泽东还为7月14日《人民日报》发表的《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即《九评》）亲笔添加了下面这段触目惊心的文字：“我们能不能胜利地防止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在中国的重演问题。总之，这是关系我们党和国家命运的生死存亡的极其重大的问题”，“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的各级领导权。”（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页1162 pdf）
以历史的后视镜而观之，毛泽东提出修正主义问题，提出“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主要针对的就是被视为自己接班人的刘少奇。诚然，毛的意图隐藏很深，其言说又给人一定的想象空间，人们当时除了引为一种政治的警惕，似不可能有何明确的联想。那么刘少奇呢？刘少奇不同。虽说刘少奇在是次中央工作会议上也与毛一道论及修正主义问题，但仅止步于此，而毛不仅谈修正主义，更提赫鲁晓夫问题。修正主义是宽泛的抽象概念，赫鲁晓夫为独有的具象人物，具有特殊的含义，更能触动惟刘这样位置的人的神经。因此，作为接班人，刘少奇处于党内排名第二这一十分敏感的位置，与毛泽东既有历史积蓄的旧矛盾，更有当下发展的新冲突，对毛泽东赫鲁晓夫之说，他可能完全无动于衷，而毫无感觉吗？
就在6月中央工作会议结束之后，刘少奇即外出视察四清运动。“刘少奇历来严厉。但这次外出，不仅严厉，还显得很急躁，脾气很大。”（钱庠理：《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第五卷 页320）时任江苏省委书记的江渭清，作为历史见证者，回忆说道：“当少奇同志到济南时，华东局曾派魏文伯同志专程前往迎接，然后陪他到安徽。在刘少奇同志一行到达合肥后，魏文伯同志来电话向我和省委打招呼。……魏文伯同志在电话里说：‘渭清同志，你要小心，这次少奇同志脾气大得很。他在山东已经发了脾气，到合肥发了大脾气。’”到了南京刘少奇再次“发了脾气。”（《江渭清回忆录》页483、488）
刘少奇此次外出是携夫人王光美一道同行，一路上王光美被地方党政频邀作桃园经验报告，于刘理应为一大快事，但却反现心情不佳，脾气很大。我们不妨大胆推测，刘少奇所以有如此表现，当与毛泽东的讲话内容不无关联，尤其是“赫鲁晓夫那样的野心家和阴谋家”的影射，有可能让刘少奇隐约感觉到了什么。但这种感觉属于朦朦胧胧，只可一己意会而无以言与他人，这就使得其心情烦躁，在接下来的外出视察途中，一反常态，脾气大发。
如果说毛泽东关于赫鲁晓夫的含沙射影让刘少奇在1964年夏天开始产生一种朦胧的感觉，那么，到了这年的冬天毛刘再次发生的尖锐冲突以及毛此间诸多针对刘的激烈言行，无疑把刘的这种感觉变为了一种明显的意识，让其意识到一团政治危机的乌云正向他袭来。
关于毛泽东与刘少奇1964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因社教重点指向严重分歧而发生的尖锐冲突，史书多有记载，此处不再赘述，仅引录我们以为最为核心和关键的两则史料，来说明这一冲突带给刘怎样的危机以及危机的严重程度。
请看陈伯达的回忆：“毛主席在那次会上拿出党章以申明他在会上有发言权之后，一天晚上，他连夜把我找去，要我起草一个文件。他口说，我匆匆记了下来，后来他又做了几次修改，经中央讨论修改后通过。这个文件就是‘二十三条’。毛主席找我谈时，表示了对刘少奇同志的很大意见，这使我感到很不安。我想，少奇同志和毛主席的团结很重要，要想个办法避免事情发生。我与列席会的王力商量了一下，就找陶铸同志、彭真同志一起去和少奇同志谈，请他向毛主席做个检讨，缓和一下关系。”（《陈伯达最后回忆口述》页253）
毛对刘表示了“很大意见”，这是陈伯达的委婉说法，王力的表达更为直接而明确：“1964年12月的一天拂晓前，陈伯达找我，说毛主席刚才口授要起草一个文件（即后来的二十三条），还说‘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少奇同志是很纯的马克思主义者呀！’他同我商量怎么办？商定由他约请彭真、陶铸同志一起去告诉少奇同志，劝少奇同志赶快向毛主席当面检讨”。（《王力反思录》页173——174）
“主席要整少奇同志了”。在这里毛泽东不仅第一次向其政治秘书流露出了倒刘意图，而且，据刘少奇之子刘源披露，毛泽东此间甚至直接冲着刘少奇说出过这样的话：“你有什么了不起，我动一个小手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刘源、何家栋：“‘四清’疑团”，载《你所不知道的刘少奇》页118）
一边是陈伯达与彭真、陶铸等危情提醒与调和劝说，一边是毛泽东的直白威胁，刘少奇对来自毛泽东巨大的政治压力以及压力所形成的政治危机不会不有一种明显的感觉与清醒的意识。杨尚昆的一则日记从第三者观察的角度可以进一步证明刘少奇政治危机存在的严重程度。《杨尚昆日记》笔下一向非常谨慎，绝少涉及党内的具体人事，但在1965年1月14日却用罕见的笔调写道：“现在要注意：刘话不灵了”。
此后一年，随着毛泽东倒刘图谋逐渐酝酿成熟和文革战略部署逐步实施，谪居京城的前国防部长彭德怀被遣往西南，中办主任杨尚昆被降职调离京城，《文汇报》发表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掀起新一轮文化批判大潮，总参谋长罗瑞卿在上海会议上被突然打倒，党和国家的政治空气越来越紧张，刘少奇的自我危机感也就越来越强烈。
1966年元月的一天，刘少奇将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召集一起，颇为感慨地对大家说道：“看来，我的有生之年不多了，必须更抓紧时间多干些事。”还说：“如果我身体、精力不行了，我会马上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好多美国总统卸任后去当教授、学者，我们应该向人家学习。我退下来以后，可以去大学教书，把我的经验传给青年学生，我可以教林业、教历史。”（黄铮：《王光美访问录》pdf 页106）
在革命永不言退和领导干部终身制的红色年代，67岁的刘少奇竟突然想到来日不多，想到退休去改做教师，这实在与他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身份和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地位大不相称。但这恰好是个信号，说明刘少奇预感到了一种强烈的危机与不安。但又不便于明说，惟藉以谈话的方式向家人发出暗示，暗示一场政治风暴即将来临，很可能自己的地位难保，命运难卜。（党内高层预感自己地位不保而事先向家人发出暗示的，刘少奇不是孤例，1970年陈伯达倒台前数月，曾为其子书写唐诗“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暗示自己可能下台，家要发生变故。）
不出数月，文革爆发。这场运动的主要目的，乃是打倒刘少奇、进而清算以刘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以中央5月份在北京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纲领性文件《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为发动标志。《通知》中下列这段被视为“画龙点睛”也是最为要害的一段文字，为毛泽东亲笔添写：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
此时，党内排名仅次于七常委的政治局委员彭真和同为政治局委员兼中宣部长的陆定一以及杨尚昆已相继倒台，与罗瑞卿捆绑一起打成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刘少奇以其几十年党内复杂而激烈斗争中脱颖而出的经历与经验，不会不感到此次运动来势凶猛，有别于以往的任何一次运动，而62年尤其是64年以来与毛的矛盾斗争与尖锐冲突，更会令其感到毛泽东此回绝对来者不善，所谓“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其用心何在，其所指何人，政治危机已变为迫在眉睫的危险。
5月18日，也就是《通知》通过后的第二天，林彪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在会上做了著名的被称为“政变经”的讲话。李雪峰在《我所知道的“文革”发动内幕》中这样说道：林彪“大讲‘政变’，从古到今包括世界各国的政变，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也会有。他没有点名，但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没有讲什么。”“大家都知道是指刘少奇”，刘少奇危如累卵，夫复何言！
至此，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断定：至迟不晚于1966年5月中旬，也就是在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通过《五•一六通知》之时，刘少奇已明显察觉到了毛泽东的不良图谋，感到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别有居心，这就是说，文革一始，刘少奇就感到自己要挨整了。
把刘少奇明确感到自己要挨整的时间认定为1966年5月中旬，一个接踵而至的问题需要进一步做出回答，那就是，刘少奇既然文革伊始就意识到了毛泽东的企图，感到自己要挨整了，为什么不见他对这一运动有任何的不满与抵触，难道他不清楚一场即将来临的暴雨会打湿全身？不清楚党内斗争中挨整者下场的前车之鉴？
刘少奇当然清楚一场暴雨会打湿全身，清楚党内斗争的残酷无情。但，由于这场运动本身反修防修这一宏大叙事的“政治正确”，是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党内共识，是刘作为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内心认同，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他都提不出任何反对的理由；而毛泽东包裹在宏大叙事下的权力图谋，则由于长期以来以刘少奇自己为首的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让毛成了党的化身，位尊全党之上，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与权威，任何对毛的抵触就意味着对党的抵触，是引发全党共愤的反党行为，这就使得刘不仅无力也不敢进行抵触。正是在这样一种特定的历史规定性下，刘少奇尽管心知肚明毛泽东别有企图，意识到自己大难临头，但却如哑人食黄连有苦难言，他的处境十分尴尬，他别无办法，只能心怀侥幸，逆来顺受，企望在一场无法避让的危及自身政治生命的运动中能涉险过关，化险为夷。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运动中态度鲜明，立场坚定，表现积极，有所作为，以此来证明自己坚定的革命性和对毛的紧跟服从。
所以，刘少奇不仅对毛泽东发动指向自身的文革运动没有抵触，反而躬身迎合，投入其中，亦步亦趋，充当推手。在其受权领导文革运动初期的数月间，一方面对彭真、罗瑞卿等已倒台的亲信属僚，明知并非反党，亦无大过，为顺从毛意，自保过关，不惜上纲上线，进行严厉批判——与其划线切割；另一方面采用极左的运动方式，将众多文教领域的权威人士打成黑帮，把大批大专学校师生活跃分子作为右派进行揪斗——推动运动发展。但，即便如此，还是难免掉进毛早已设计的“请君入瓮”的陷阱，未能摆脱被揪出打倒、最终瘐死开封的厄运。
由此，更能见出刘少奇文革命运巨大而深刻的悲剧性。
201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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