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侍建宇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在國際政治中以民族主義、對抗中共治疆的異議勢力和國際社會操作新疆議題的三種形像出現。但其財源與人力智識不足,在國際宣傳上難有突破,同時也必須在國際政治夾縫中求生存,其政治前景並不明朗。

2012年5月14日,日本東京,
世維會領袖熱比婭在第四次全體大會上發言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 (以下簡稱世維會 )權力核心由三種人物所組成,20世紀中葉東突厥斯坦建國運動移居海外的領袖與子嗣、加上 1990年代出境的學運領袖、以及改革開放後曾經在新疆活躍過的社會菁英所主持。

他們可以分別出現,被視作三種現象;分別是:現代維吾爾民族主義、抗議當代中國治疆政策、以及國際政治操作新疆議題的表現。

維吾爾民族主義的政治象徵

現代維吾爾民族主義與清朝治理新疆的帝國結構、以及外力干涉與蘇聯的中亞民族政策都息息相關。

如果採用「新清史」對於清代歷史的一些詮釋,可以說當時新疆與中原內地在制度、以及社會的連結統合上,其實相距甚遠,處於一種「隔離」狀態。滿州、蒙古、新疆、西藏、中原,五個部分都從屬於愛新覺羅皇室,作為大清帝國的一個部分而分立。

新疆這種「若即若離」政治態勢一直延續到20世紀,提供維吾爾民族主義發展的環境。第一、在蘇聯民族政策影響下,盛世才總督確立維吾爾成為正式民族稱謂,等於確認「維吾爾」可以作為一個民族主義動員的單位。第二、1930與1940年代兩次東突厥斯坦的建國運動,進一步確認維吾爾民族主義落實發展的可能性。同時第三、也清楚顯露出國際外力干預對維吾爾民族主義的關鍵作用。

世維會成立於2004年,是由兩個組織合併而成,那就是東突厥斯坦民族代表大會 (以下簡稱東突大會),以及世界維吾爾青年代表大會 (以下簡稱維青會)。

東突大會等於直接延續現代維吾爾民族主義發展勢頭。這個組織的源頭與領袖可以溯及二戰後1940年代的東突厥斯坦建國運動。運動失敗後,這些人物的子孫向外擴散,移居歐亞大陸各國,從歐洲、阿拉伯國家、土耳其、一路串連到中亞地區,像是力薩·別金( Riza Bekin,曾任職土耳其軍隊,世維會榮譽主席,前年在土耳其過世,筆者註)、艾何買提·伊幹別提(Ehmet Igemberdi,後來於2004年組織東突厥斯坦共和國流亡政府,擔任總統,現居澳洲,筆者註)、阿尼瓦·江(Anivar Can,曾任東突大會主席,現居德國,筆者註)。他們繼承父執輩的一些政治理念,在蘇聯解體後的 1990年代,更為緊密的活動,並於1992年底,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成立東突大會。同時期的艾爾肯·阿布甫泰肯(Rkin Alptekin,曾任「非聯合國會員國家與人民組織 UNPO」秘書長,並籌組東突厥斯坦歐洲聯盟,後擔任世維會第一任主席,現為世維會顧問,已經淡出運動,退休狀態,居於德國,筆者註)因為擔任 UNPO (Unrepresented Nations and Peoples Organization)職務,所以並未直接參與,但是與他們互動頻繁。

維青會於1996年成立於德國慕尼黑,主要的領導成員大多在新疆受過高等教育,有些參與過1980年代發生在新疆的幾場學生運動,或是目睹一些中共統治下新疆的一些社會不公義,像是多里坤和裕米堤(兩人在1980年代均參與過烏魯木齊學生運動,Dolkan Isa當時就讀於新疆大學,現為世維會執行委員會主席,UmitAghy當時就讀新疆師範大學,現為世維會副主席,負責歐洲區組織活動,筆者註)、安華(Enver Tohti,原為新疆烏魯木齊鐵道醫院外科醫師,曾任世維會英國代表,現為絲路對話組織負責人,筆者註)。他們無法見容於中國政府,向外流竄,先是移入中亞國家與土耳其。但是在1990年代後期,上海合作組織成立前,中國逐漸鞏固與中亞國家與土耳其的邦誼後,他們擔心遭到逮捕遣返,於是又向外移往歐洲、澳大利亞與美國。

這兩股勢力的合流,象徵着已經流離境外的維吾爾民族主義「舊」勢力再次與新疆本土「新」力量連結,一同對中共的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治理情況提出質疑,賦予維吾爾民族主義新的動能與正當性。

對抗中國治理新疆的異議勢力

維青會成員對中國治理新疆有過親身經歷,也曾經提出過各種質疑,像是漢族移民、核試爆污染、宗教、生育、民族教育、政治改革與徹底實施民族區域自治法,但是沒有得到滿足的答覆。姑且不論他們的看法內容與論證是否合理,但是這些議題足夠挑起人們對政府的埋怨。

但是,維青會併入世維會後,現實生活的經濟壓力並未好轉,再加上主事者的願景與能力,以及政治性組織總會有的黨同伐異內部權力問題,抱持不同國際發展策略的維吾爾族人士,就會被逐漸有意無意地排擠,或自動淡出權力核心。

作為新疆政治的異議勢力,世維會也因此無法形成清晰有深度、又可操作的運動政策。對中國在新疆治理的失誤,也僅止於抱怨,無法跟進在各種相關政策論述上,提出進一步有意義的建政方針。

例如在新疆的政治定位上,世維會對外公開的發言,總是強調新疆被中國「佔領」,現在處於一種「殖民地」的地位,所以要求「民族自決」,並不排除東突厥斯坦獨立建國的可能。

但是根據世維會組織憲綱與平時的活動,可以發現運動並沒有具體可行的操作路線圖,而且終極實質目標應是「維吾爾斯坦建國」,而非「東突厥斯坦復國」。

時間回到 90年代的東突大會時期,其實對國家與民族認同問題就進行過辯論,但是自此沒有突破,論述停滯在「維吾爾民族主義」的表述。

當時蘇聯剛解體,來自中亞維吾爾離散社群的代表受到啟發,認為中亞各國都以民族名稱命名國家,像是哈薩克斯坦、烏茲別克斯坦、吉爾吉斯坦,於是他們也認為應該鼓吹建立「維吾爾斯坦」 。

但是出身自中國新疆的代表則堅稱「東突厥斯坦」,背後主要的理由就是:第一、「新疆」是中國殖民主義的詞彙,字面意涵就是新併入帝國的疆域,所以必須廢棄。第二、繼承近代史上兩個短暫的東突厥斯坦建國運動,以維持政治道統的延續性。另外第三、使用東突厥斯坦名稱可以駁斥中共可能的反宣傳,迴避掉「維吾爾斯坦」象徵的民族主義狹隘姓或排斥性意涵,畢竟新疆還有其他十幾個不同的長久定居民族。

簡單來講,東突厥斯坦當然不只是取代新疆的一個「地理名詞」,對於世維會來說,更是一個有「族裔政治」考量的國名。當時東突大會的名稱,常常是兩名併陳的形式,抬頭多用「東突厥斯坦 /維吾爾斯坦民族大會」(National East Turkistan/Uyghurstan Congress),並且一直延續到成立世維會。

可是這樣以「東突厥斯坦為名,維吾爾斯坦為實」的民族與國家認同論述其實只是片面表述。在世維會成立初期,核心曾經有人願意與中國進行政治定位論述上的妥協,提出以「東突」作為中國的一部分,進行「實質自治」的看法;要以落實現行民族自治區制度為基礎,重新討論並定義「自治」的內涵。但是這樣的看法一被提出,則被眾人罵做「維奸」,上綱成為政治忠誠與正確的紅線禁忌。除去「分裂」的選項,與中國「妥協」則不被允許進行理性討論。

2009年7月10日,德國柏林,維吾爾族人士在中國使館前揮舞東突闕斯坦旗幟抗議

 

國際政治角力的外交籌碼

世維會近年戮力於國際宣傳,套用西方自由民主的修飾辭,抨擊各個中國治理新疆的人權缺失。而具體運作的方式就是第一、在歐美各國,組織「反中國」街頭示威,或向中國使館與出訪的領導人抗議,第二、雖然極力接觸並連繫各種國際網絡,但是能夠觸及的對象總是侷限在各國的在野反對黨與勢力、人權相關的非政府組織、以及傳播媒體。

現實上,「新疆問題國際化」的聲勢看似浩大,實際成效卻有限。現行國際宣傳的作法已經遇到瓶頸。遑論街頭遊行示威並無實效,而各國政治人物與團體其實各懷鬼胎,而真正握有實權的政府與執政勢力,世維會卻不得其門而入。

另外,國際主流媒體也不見得聽信世維會的宣傳辭令。例如剛剛發生的巴楚事件,英國廣播公司駐北京特派員就有過這樣的分析,「維吾爾流亡團體通常提供與中國官方不一樣的相反說法,可是直接綜合兩造說詞,也不能獲取真相」 。

再以 2012年世維會在東京舉行第四次大會為例,表面上似乎前進亞洲,已經擴展到中國門口,但是詳究背後的原因,經費才是主要的問題。這次大會的主要財政支援其實來自日本右翼勢力的鼎助,而且右翼團體為此次會議還共組「日本人民支援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組織」。右翼勢力還協助成立由日本自由民主黨的國會議員古屋圭司任會長、以及當時在野的日本首相安倍晉三任顧問的「日本支持維吾爾國會議員聯盟」。換句話說,日本的世維會分支基本上依附在右翼政治勢力上,反而成為日本與中國外交關係中的一個籌碼。

又再以現任世維會主席熱比婭為例,她作為新疆1990年代崛起的維吾爾族紅頂商人,因故遭中國政府逮捕,又流亡美國。這樣的社會菁英背負着曾經入獄,再加上中、美兩國曾因她進行人權外交的政治資本,2006年進入世維會,開始擔任主席至今。但是在國際反恐戰爭的氛圍下,美國透過熱比婭,以及民主基金會的財政補助,掌控對世維會,並裂解維吾爾民族主義中強調武裝鬥爭的成分,並將傾向這一部分的維吾爾族,與中國同一口徑,將他們以「東突厥伊斯蘭運動 (東伊運 )」的標籤,識別做恐怖分子。

美國的「棒子與胡蘿蔔」策略,一方面標籤東伊運是恐怖組織,同時又支持並金援世維會,這樣可以逼使海外維吾爾族自發自覺地與伊斯蘭極端主義劃清界線,進行世俗化,甚至「去伊斯蘭化」的效果,否則至少也可以達到寒蟬效應。

2010年7月,挪威政府逮捕一名維吾爾族移民叫做 RashidinMuhemmet,指控他涉嫌放置炸彈,企圖恐怖攻擊。消息立即就在維吾爾社群傳開,想盡辦法跟他劃清界線。世維會主席熱比婭立即公開譴責,說明這只是個案。世維會網站也對這名維吾爾疑犯的背景正本清源,認定他原本就是塔利班,原本挪威移民處就不同意予以政治庇護,但是移民申訴委員會卻駁回移民處的決議。至於海外維吾爾的網路論壇就更誇張,竟然有人說他不是真的維族人,也有人說他根本不跟海外維族社群來往,總是跟阿拉伯人混在一起,自稱「是從突厥斯坦來的穆斯林」,不說自己是「維吾爾」。

美國的做法很巧妙,一方面聲援維吾爾民族主義的「族群認同與和平自決」,卻同時也不經意地壓制住其中的「政治伊斯蘭與武裝手段」的可能性。同時也讓維吾爾因素成為中、美關係間的一個棋子。

如果撇開政治形象,隨着近年海外維吾爾離散移民的增加,世維會雖然是政治組織,它的骨幹也在世界一些地區組建出具有集結、互換訊息、甚至能夠動員群眾功能的同鄉會團體。從長遠的發展角度來論,他們維吾爾民族主義與抵抗中國統治的意識,可以化整為零向境內外的維吾爾社群擴散。但是世維會諱於財源與人力智識的不足,在國際宣傳上眼前難以突破,同時也必須在國際政治夾縫中求生存,一方面受制於列強,另一方面只能與各國在野,甚至政治偏激勢力來往。

(作者是台灣學者,長期研究中國邊疆少數民族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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