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宋志標

汶川地震後,大陸的輿論生態發生了極大的改變。雅安賑災中官辦紅十字會與民間的壹基金、領隊公益救援的李承鵬與網絡「五毛黨」之間的博弈,都顯示出政府與民間的裂痕在不斷加深。

四川雅安蘆山地震後,大陸紅十字會再一次成為眾矢之的,它的官辦體制成為原罪,而它與郭美美事件的關係又被提起。中國紅十字會從秘書長王汝鵬到常務副會長趙白鴿都奮起反擊,試圖澄清輿論,然而事與願違。紅會過往的醜聞,以及它在蘆山地震中的細節遭到眾人嘲笑和唾棄。

就在紅會焦頭爛額的時候,作家李承鵬率領賑災小分隊,觸動了另外一群人的所謂質疑。李承鵬被誅心論包圍,他同樣是奮起抗擊,一次次拿賑災物資的簽收單粉碎謠言。李承鵬有證據,但沒勝算,因為他不僅遇到了五毛黨的圍攻,還將受到政府審查。

對比汶川地震,五年間,大陸的輿論生態發生了極大改變。民間情緒與黨國維穩之間的矛盾十分激烈。在民間力量尋求自發社會行動的過程中,維穩體制以動制動,多方封堵。其結果是抬升了輿情的鏖戰烈度,展現了一個因為懼怕與沮喪而至於偏激的大陸治理。

紅會被翻出醜聞舊賬

其實最應該感激紅會的,是商辦色彩濃厚的壹基金。由明星李連傑創辦的這家民間公益機構在雅安地震後,因其反應迅速與良好信譽,收到商界精英龐大的慷慨捐款。同時,也成為吸納社會捐贈的另一個主流選擇。紅會之毀壞,與壹基金之崛起,這種對比讓壹基金如坐針氈。

壹基金的掌門人李連傑深知,此種公眾的好惡轉換,既是非體制壹基金的機會,也暗藏着殺機。紅十字會在公益領域的存在,本身就帶有將社會公益體制化的安排,一旦紅會聲譽破碎,並且壹基金承接紅會崩塌的利好,就相當於成了體制的敵人,這是相當兇險的。李連傑要感謝郭美美。郭美美微博炫富事件再次被網民翻出來,成為證實紅會不配享有公益資格的例證。過去三年來,紅會一直被郭美美事件的醜聞所籠罩。等到紅會被迫重新與郭美美劃清界限,伴隨着一連串的申明,輿論焦點隨之轉移,壹基金也終於僥倖從聚光燈下「逃脫」。

郭美美涉及的商業系統紅十字會,其實並不屬中國紅十字會的核心成員。如果非要界定的話,可以如此理解:紅會在以不成熟的商業模式進行募款時,郭美美被捲進來,讓公眾目睹紅會與承辦商的籌款分成模式藏着利益輸送的陰謀。

不改革將加深裂痕

此次四川雅安地震後,官辦慈善與民間公益之間,開始了一輪籌款競賽。事實顯示,紅會為代表的官辦慈善,其籌款規模以及信譽度,都大大落後於民間公益。尤其是紅會,必須要對此一「公益動亂」發言。不幸的是,在這一艱難的危機公關前,紅會反應錯亂。

紅十字社會監督委員會成員,提議重啟郭美美事件的調查,一石激起千層浪。其實,大陸紅會對郭美美事件早有調查結論,主要內容就是紅會與其毫無關係,商業籌款模式無錯。現今說要重啟調查,等於變相推翻此前定論,這讓紅會高層相當被動。

紅會一方面撇清與紅十字監委會沒有上下級關係,另一方面否認要重啟調查。這種表態與網傳郭美美放出與紅會領導人的情色視頻,一起設置了輿論話題。雖然視頻的存在相當不可信,但輿論已經自行宣布勝利:紅會又失敗了,又被它自己打敗了。

更為關鍵的是,紅會根本無力回應要求它恢復民辦身分的嚴肅訴求。它的現狀是與體制融為一爐,它再也無法革自己的命,回到紅十字會最初人道救援的民間組織樣子。紅會自己無法指明這一點,而大眾因為不清楚這一點,視作訴求無回應而加重譴責,裂痕愈來愈大。

觸發維穩設置

輿論再怎麼聲討紅會,其實並不能傷及紅會與救災體制的盟友關係。事實上,一旦政府對震區實施管制,紅會的官辦優勢讓它成為官員可信賴的救災力量。反而是佔據輿論道德高地的民間公益力量,開始感到被排斥、被清場,必須求助於紅會才能維持存在。承擔了民間救援使命的李承鵬,就面臨了自我救贖的難題。當他說有些物資必須交給紅會、登記為官方賑災物資才能進入震區時,一直在微博上靜候他的粉絲憤怒了。就此,繼壹基金點燃了官民公益的矛盾的導火線後,李承鵬及其支持者接過了火種。這意味着,李承鵬將要觸發賑災的維穩設置。話說李承鵬的公眾身分轉變,也經歷了幾個階段。最早他作為體育評論員,揭露足球黑幕而在大陸很有名氣。最近兩三年,他由體育評論轉作時事評論,通過轉換寫作類型,進入了許多焦點事件中。這一轉換的代價是,他的新書簽售會多次「因為不可抗力」而被取消,成為「毛左」人士與文化警察的監視對象。

蘆山地震對李承鵬的影響可能更大,他以人道救援行動,在震區的有效工作,為他贏得了比公知作家更多的理解與支持。在密切監視震區動態的人來說,李承鵬「越界」了——從一個激憤的流行作家轉變為不僅激憤而且有號召力的行動領袖,這一評估超出了文化警察的範圍。

限制李承鵬信譽擴張

與救災分隊的步驟一致,對李承鵬的輿論攻擊一路緊隨。發動這些攻擊的人,與他平時遭遇的那些並無不同,都是網民口中的「五毛黨」或「自幹五」(全稱是自帶乾糧的五毛黨)。這番輿論攻勢的要點是:質疑李承鵬,干擾他的行動,破壞他的賑災形象。

李承鵬自從轉身時事評論以來,他一直以昂揚的戰鬥力與五毛黨交戰。他從來不閃躲,而是直接迎上去、罵過去,這種以挑釁面對挑戰的回擊手段,在網絡反污名化行動中很少見。李承鵬的高調反擊,握有證據再反擊,增加了攻擊者的難度,將誣衊者拖進了持久戰。李承鵬的不利在於,他既要應付災民需求,負責調配資源,確保拿到所有經辦手續與憑證,又要在線上作戰,這對他是一種精力上的分散,而這種有意的網絡攻擊只要尋找到一個證據,就能壓制李承鵬。面對持續攻擊,又得確保不犯下絲毫錯誤,這個壓力很大。

攻擊者要能找到李承鵬的紕漏當然是求之不得的,然而,以一般的網絡攻擊意圖分析,他們也不是真的要什麼犯錯的證據。要害在於,用大量的虛假質疑污染微博信息傳播,尤其是令沒有辨別能力的一般人產生疑惑,從而限制李承鵬的聲譽擴張。

植入民間救災的主體性

對官方而言,他們最不想看到的就是李承鵬這些人。即使紅十字會信譽倒掉了,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化生存仍然讓紅會保持巨大的救災財力,災區政府與紅會的合作,依舊可以拿到相當大的資源。所謂民不喜歡官喜歡,就是這個道理。官府的實用主義比誰都要充沛。李承鵬他們在震區的存在,梳理了民間救災的主體性,他們要求基層地方政府必須配合、甚至必須改變——比如確保定向捐贈、確保透明賑災等——換言之,李承鵬他們與官制的賑災模式造成了衝突。各級官員自然是希望按照舊習慣救災,從而能掌控賑災全域,李承鵬衝擊了這些潛規則。

民間公益在震區的活動,在當地植入了新的救災選擇項,從而使得官辦、民辦兩種救災模式產生了競爭態勢,累及官方合法性。通常情況下,核心競爭力就是公信力。對災民而言,即使少做這樣的區分,或者沒有這方面概念,但對高效的民間救援,難免會高看一眼。逢上汶川地震那樣的巨災,基層政府的救援能力基本上被打散,礙於行政失效,對民間救援的需求就會相當迫切,也願意做一些讓步和調整,以維持一些資源的優先進入,從而借民間之手保證體制不倒。此後,廣大震區的官府恢復到有能力逼退志願者的地步,至少耗費兩年。

蘆山地震則完全不一樣,震區範圍很小,破壞性不大,基層行政力量無損,從而能夠確保政府在短時間內,迅速啟動震區控制預案。壹基金、李承鵬這些屬「漏網之魚」,如果不符合審查需要,很快就會被清場。就網絡攻擊的頻度來看,也許進入定點清場倒計時了。
更為主要的是,在「多難興邦」的救災思路下,李承鵬他們的出場,會被當局錯誤地理解為「威脅」,主要包含以下這些可能:讓政府很難按需設置救災議題,通過災害與救災塑造「偉光正」的意圖成為泡影,更會讓賑災過程中的腐敗現象洩露出去。
最大的挑戰是,民間力量積聚了道德聲望,隨着一次次的天災人禍,社會道義及行動能力爭取到人心,從而變得不可撼動,政府治理變得無法與之競爭。而民間救災佔據道德制高點,政府無法有效壓制,這也會加重政府的焦慮感,紅會與李承鵬在官方與民間的不同遭遇,背後都能見到建立在此焦慮感上的不同操作手法。

(作者是中國大陸資深媒體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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