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尤其，半夜起来给你喂奶粉，你的吃相，让我想起第一次进自助餐厅的自己。你吃罢，意犹未尽，嘴巴开合了好一番，方才沉沉睡去。乡村的夏夜，群山默默，草虫幽幽，流月温良如水，照在你日益圆润的脸上，竟有一种圣洁之感。我再也无法入眠，便打开笔记本，给你写这封信，谈谈你生命的由来。
你的诞生，不是偶然。从最初的丁克主义，到如今的为人父母，此间我们观念的嬗变，何止千回百折。我和你妈妈相爱之始，拥护丁克，不是缘于我们的自私，贪图二人世界的自由和欢悦；而是缘于我们的怯懦与恐惧，彼时我们一致认为，将一个孩子生在这样的国家、这样的时代，是一种极度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们生于此世，已经足够不幸——“谁叫你不幸生在了中国”，好似一道悲愤的咒语，禁锢甚至摧毁了我们的青春——如何忍心再将这样的不幸传承给你呢。我是多么希望，我们这代人能成为这一咒语的终结者，倘不能，那就终结我们自己。
这不幸，举目可见：空气、食品、爱心、自由……我们生命的必需品，不是严重腐化，就是严重匮乏。这其中最大的不幸有二：制度与教育。
我对这个体制，一直坚持“非暴力不合作”的原则：不与体制合作，不向权力妥协，不为君王唱赞歌。十余年来，不降其志，不辱其身。所幸这个社会越来越多元，给了我坚守的空间。当然坚守的另一面，是放弃，譬如我为了坚守对法律的信仰，只能放弃以法律为职业。我说这些，只是为了向你证明，不用仰赖体制的鼻息，我们的生活，也许清贫，也许动荡，却独立而自由，朴实而安康。我能做到，你一定能做到，因为你是我的孩子。
我们的心病，是教育。体制之外，天高地远，尚且大有可为；教育之外呢，只要你生在这个国家，教育便如天罗地网，你无处可逃。我和你妈妈，都尝试以个体化的反叛，逃避教育的荼毒，我们都是逃课大王，她从高中开始逃课，我在大学，四年所上课时，加起来不足一学期。即便如此，教育的病毒依然在我们身上狂野肆虐，留下可怖的暗影，如大二之前，我都是辩证法的信徒，你妈妈的历史知识，大多袭自教科书，我帮她反洗脑十载，余毒至今犹存。
更真切的案例，来自你的表哥康蛀牙。他大你十岁，现读四年级。他的语文教科书，几乎每一本我都翻过，比起我们当年的课本，的确美观、开放多了，不过本质并无变易，谎言、偏见与政治说教像罂粟花一样开满了洁白的纸张。老师教他们古诗，还是强令死记硬背，回到家，我们讲解三番，他才始明其意。他的课业之繁重，更令我们诧异而心悸，有一回我见他独自走在放学的路上，背上的书包比他瘦弱的身板几乎要大上一倍，这哪里是小学生呢，分明是孤独的苦力，他的书包，装的不是课本，而是教育制度的五指山，他是被压在山下的孙悟空，从此万劫不复。
教科书前，我们如坐针毡，作业本前，康蛀牙一脸木然，想到你将要重蹈这一幕，我们便承受不了。所以我和你妈妈一度拒绝你的到来。我承认，与其说这是现实问题，不如说是心理问题。因为爱你，我们的心才这么脆弱，同时这么顽固。
我们对你的逃避，源自我们对世界的悲观；我们对世界的悲观，源自我们内心的幽暗。我常说，在这个坚冷的年代，我们必须拥有一个更加坚冷的精神世界，才能与之对抗。问题在于，我们的心灵始终不够坚冷，否则就不会为你的诞生而犹疑不决这么多年。你是一道横亘在我们与世界之间的难题，令我们怕且爱，恐惧而期待。
直到两年前，我们的心结才逐渐解开。说一个故事给你听。2011年初，我去绍兴讲座，蔡朝阳主持，我当场向他致敬：“以前我是一个丁克主义者，我做丁克，最大的原因是对中国教育的失望与恐惧。直到认识了蔡朝阳、梁卫星等中学教师，重燃对教育的希望，我才决定要孩子。”这些话，无一虚词。
亲爱的尤其，我想告诉你，其实问题的根源，不在这个世界，而在我们自身，正如希望的有无，不是取决于现实，而取决于我们每一个人的信仰。我们对教育的绝望，原是对自己的绝望，我们对未来的怀疑，原是对自己的怀疑。2011年夏天，我在三江口对你的一位伯伯说：“不要抱怨，不要把罪责都归于邪恶的阻力与命运的无常，你愈是诿过于外，外力便愈是强悍。倘一事不成，我更愿反躬自省，反求诸己：你可以努力一点，再努力一点。我始终认为，我们最大的敌人，不是外在世界的罪恶与荒诞，而潜伏于我们的内心：我们的懒惰、我们的急躁、我们的轻慢、我们的褊狭、我们的贪婪，我们的嗔恨、我们的犬儒、我们的幽暗……这些敌人，能战胜一个，我们便前进一寸。”
哪怕世间白昼如夜，我们依然可以实践尼采的格言：“在自己的身上，克服这个时代。”
我这么晚才觉悟，你会怪我么？不过，当我打破了绝望与希望、怕与爱之间的一念，顿时福至心灵，花满天地。我知道，我们即将相见。
2013年6月1日
供“划伤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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