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檀 | 户籍改革的中国梦

中国式户籍制诞生的原因,是经济增长赶不上人口增速。

葛剑雄教授曾经多次描述,自己坐着小船从浙江湖州到上海的情形,而到195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颁布,国人失去了迁徙自由,而后,大饥荒接踵而至。

户籍制是强权解决经济危机与就业危机,当危机深化到一定阶段,不得不把大批城市青年赶到乡村谋食,因为经济无法负担城市居民的公共福利。

此轮城镇化,启动新一轮户籍改革,变封闭为开放,变僵化为流动,打破身份禁锢,重建活力市场。没有人质疑户籍开放与打破身份藩篱的积极意义,目前的质疑来自成本核算与操作层面。

打破户籍限制,要转变目前的财政拨付方法,均等化地减少福利,由各地公平承担成本。

户改高调谁都会唱,但没有哪个地方政府尤其是大城市政府愿意放开户籍制度,任由农民工迁入。《财经国家周刊》报道,2012年4、5月间,国家城镇化专题调研组完成了对浙江、广东、江西和贵州等8个有代表性省份的调研,该专题组在全国不同城市发现“户改几乎遭遇所有市长的反对”。

主要原因就是,目前的财政体制不健全,户籍制度直接与教育、社保、医疗等诸多福利挂钩。在现行财税体制下,地方政府预算收入由上级支付,按其户籍人口核定。因此,地方政府如果要扩大城镇福利制度覆盖的范围,只会主要考虑本地户籍农业人口。目前大城市容纳外地儿童就读,已经算是“宽宏大量”。改变目前财政拨付办法,向拥有儿童的家庭发放教育券,可以在打工地使用,减少流入地的财政负担,是较为公平的办法。

目前的体制是适应旧有户籍制度的管理体制。从2008年10月1日起,嘉兴市建立按居住地登记户口的新型户籍管理制度,取消农业户口、非农业户口分类管理模式,全市城乡居民户口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但在具体执行过程中,仍然有所区分。

重庆的户改实践在养老、教育等方面依然出现一系列操作难题,而杭州扩张城区面积之后,企业在招工时对户籍所在区依然有所限制。

身份统一登记为“居民户口”容易,但农民真正成为城市居民很困难。对于政府而言,是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进城前期需要支付的大笔费用;对于农民而言,是失去土地的不甘心不放心,是放弃农民优势生育权的无奈。在此之下,我们看到可笑的一幕,已拥有城市户籍的人仍有宅基地与承包地,甚至笔者了解到的最可笑的情况是,已经出国获得所在国身份的人,仍然拥有浙江某农村的身份证与承包地。

社科院发布的《城市蓝皮书》指出,假设到2020年,中国每年的城镇化率以0.8%到1.0%的速度推进,2020年中国城镇化率超过60%,今后还将有近5亿农民需要实现市民化,人均市民化成本为10万元,至少需要40万亿元至50万亿元。必须指出,这是不计入通胀只计入城市福利的保守数字,实际数字可能远超出这一数字。

以重庆农民进城为例,按当初设定的目标“未来10年将有1000万农民转户进城”,测算每个新市民平均有6.7万元的进城成本,包括农村宅基地、承包地、林地的退出及新市民的社保、住房、就业、教育等方面的进入成本。原来计划两年内转移300多万人,总资金需求高达2010亿元。进入城市后还有培训、就业等成本。虽然我国实践证明,城镇化率每增加1%,就可拉动当年国内生产总值1%~2%,但世界实践也证明,过了临界点后,城镇化并不能拉动经济增长。

地方政府面对的困难实实在在,农民进城后享受永久福利,大量未经专业培训的人口就业难。目前地方政府的负债与投资规模庞大,永远缺农民工。因此,强制式地区域户籍开放是必须的,否则城市自我封闭的僵局无法打破。

我国福利体制需要打破不公平的二元体制,而不是建立高福利国家,虚幻的民生福利论抬高了大众的胃口,却是永远无法吃到嘴里的画饼,中国将会被不断增长的公务员福利,与未来的高福利吞噬。福利方面,请向美国看齐,法、德等国不是榜样。

中国的户籍改革必须推进,否则城镇化也好,经济结构调整也好,建设现代国家也好,都是无法触及经济体制深处的表面文章。同时,户籍改革必须是务实可行的,速度快了一定会造成大倒退。中国梦不是白日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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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14日, 1:01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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