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危机与中国的转型

张鸣

关于中国政治,众所周知的一件事是,尽管到了21世纪,其实中国依然没有走出传统政治的阴影。而中国传统政治最大的困惑,就是继承问题。换成现代政治学的术语,就是政权难以和平移交。用中共熟悉的话语来讲,就是所谓的接班人问题。

在西周的封建制时代,继承问题相对简单。因为整个封建王朝都是按大小宗的宗法结构建构的,嫡长子继承制度,基本保证了继承的稳定性。只要按以嫡以长的原则选择即可,因为这种选择,是唯一和绝对排他的。但是,在传统帝制制度里,虽然理论上嫡长继承原则还在,但由于宗法制已经破碎,基本上没法按老规矩来了。皇帝储君的选择,概括起来,大抵有两种程序,一种是血缘认证,一种是权威认证。第一必须在老皇帝最近血亲关系人做抉择,如果皇帝有儿子,就在诸子之中选一个,如果没有儿子,就在血缘较近的下一代宗室选择。是为血缘认证。第二,选择之权掌于权威。如果老皇帝在,由老皇帝亲选,如果老皇帝不在,则由太后或者朝中权势最重的人组成的重臣集团来选择。是为权威认证。最佳的方案,是趁着皇帝健在,预立太子,确定储君。让储君在皇帝的卵翼下,逐渐学习如何治理国家,等到老皇帝一死,就可以平稳地交接。

但是,皇宫里的父子关系,比不了山野的村夫。父子基本上见不到面的,说感情都是理论上的。也就是说,因为奉行儒家伦理,才有所谓的父慈子孝。实际上更可能的是父也不慈,子也不孝。如果储君长大成人,而现任的皇帝依旧不死,父子间就难免生出嫌隙。一个着急接班,一个还没做够。年轻的嫌老的昏庸老朽,年老的嫌少的少不更事。弄的不好,就会起冲突,不是老的换了太子,就是少的提前抢班,把老的供为太上皇。所以,尽管大臣们都认为预立太子,是早定国本的百年大计,但还真的就不一定能保证稳定交班。更何况,即使皇帝没打算换人,后面还有想抢的,皇帝其他的儿子,冲上来抢班夺权的事也不鲜见,比如李世民的玄武门之变。康熙两立太子,都在诸子争夺中中道而废,最后留下了雍正继位的千古之谜。

中共建政,实际上延续了传统政治的继承难题。由于种种原因,中共没有像许多东方国家那样,搞家族传承。于是,传统政治中的两项继承程序,只剩下了一项,即权威认证。由现任权威还活着的时候,预先挑选接班人,用逐渐树立接班人权威的方式,实现权力交接的过渡。显然,我们看到,由于缺少了一种程序,这种方式动荡更大。只要接班人被确定下来,就会跟现任的最高领导人产生矛盾。毛刘之间的矛盾,甚至要靠毛发动一场摧毁体制的革命来解决。但新立的接班人,几乎不旋踵就和毛产生矛盾,需要再次付出重大代价后被搞掉。此后一直到毛泽东逝世,接班人问题始终没有解决。邓小平在后毛时代当家做主,显然不是毛属意的接班结局。

邓时代,这个问题依然困扰着最高当局。作为没有最高领导人之名的实际最高领导者,在选择接班人问题上,屡次受挫。由于他的权威强度,要比毛泽东低一个档次,因而增加了权威认证的难度。他选择的接班人,即使在党内合法性都不够充分。这也是胡耀邦和赵紫阳两次政治风波,两次继承危机产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邓之后,中国进入后威权时代,党内实际上不存在过去那样的权威。虽然在退出舞台之前,邓指定了两任接班人,但两任接班人的地位,其实主要是靠邓最后启动的经济腾飞获得的经济成绩来稳固的。尽管如此,比较而言,胡温结构比起当年的江朱结构,威权更低,已经不是权威的江泽民,依然能够部分地发挥作用。

虽然依照新时代的惯例,经过大佬们的协商和博弈,中共提早选择了下一代的接班人,即今天落地的习李体制。与此同时,“打江山坐江山”的说法再次甚嚣尘上。人称“太子党”的势力从商界转向军政两界,大有卷土重来,全面接班之势。太子党凭借革命时代的家世资源当家做主,似乎成为新一代接班模式的一种选择。

显然,在后威权时代,这样的选择,是存在隐患的。依照中国传统,贵族结构,已经中断了差不多2000多年。对于一个自秦汉以来就已经非贵族化的国度而言,这样的再贵族化,等于断了众多平民或者中等阶层的出路。其效应,跟晚清新政后期的皇族内阁同,属于自杀政策。更何况,时代已经是21世纪,中国人,特别是受过教育的中国人,已经很不习惯形式上的帝制。朝鲜的金家父子王朝,从反面败坏了父子相继的红色继承制的名声,从而使得新式的红色贵族制复活,更加困难。显然,一直以来甚嚣尘上的红二代全面接班,至少在表面上,没法名正言顺。如果有人真的敢大张旗鼓这样干,那么,等待着他们的,将是难以收拾的溃局。反对者就不仅仅是自由派知识分子,而是中共党内的官僚阶层。改革三十余年,党内利益多元化的局面,已经形成。各个权贵集团形成,利益集团也形成了。跟老一辈不同,新一代人已经变成了有钱人,在国际市场上见过世面。对金钱有概念,有认识,同时也掌握大量金钱的人,在后威权时代,没有最高权威镇着,权贵之间,官僚之间,利益集团之间的竞争势必白热化。固然对党内高层领导集团而言,团结一致,利益共享是最佳选择,也是最理性的选择。但从历史上看,这种理性往往很难达成共识,达成共识也遵守不了,竞争是必然的。竞争趋于激烈,甚至白热化,也是必然的。在这里,囚徒困境,是任何人都摆脱不了的梦魇。

按道理,走到今天这一代。通过选举这个国际通行的程序,确定中共的下一代接班人,无论如何都是一种必须的选择。这种选举,尽管还只能是一种中共党内的程序,也是非走不可的程序。在改革三十多年,中共党内利益多元化格局已经形成的今天,后威权时代的竞争,不通过党内选举,是无药可解的。如果还是传统的最高层协调,权贵协商,权威指定,这样的选择,接班人连党内的合法性都不足。留下的后遗症之大,远非我等可以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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