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岗秘书谈“高岗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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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岗事件   
杨继绳  

  
  赵家? 1941年在圣约翰大学读书时参加革命。
  第一次访谈:2001年9月26日,在赵家?诺谋本┰⑺?
  
  我是1952年5-6月间调任高岗秘书的。马洪、安志文两人熟悉我,梅行也熟悉我。那时马洪是东北局的副秘书长。我是从东北局宣传处副处长调任高岗秘书的。调动工作是由马洪、梅行执行的。安志文是东北局工业局的,曾经是高岗秘书。我到高岗处以后,正赶上开舞会,我不会跳舞就和一个人在一旁下棋。正下着,一个高个子靠近了我们,他身穿白衬衫,戴眼镜,在一旁支招,让我的对方这么走,那么走。不一会说,你不行,我来,就跟我下了起来。下了一半,又被别人请去跳舞去了。他走后才知道这就是高主席。他爱下棋,输了还不认输。他这个人不拘小节,开会时当众卷起裤腿,揪下腿上的毛,用手拧了拧,用火柴点着,满屋都是臭味。
  高岗进京,是我和安志文陪同。那是1952年10月初。来京后又回沈阳安排工作,是1952年11月正式来北京工作的。
  高岗在北京的情况我是清楚的。1954年2月“高岗事件”发生后,我是管教组组长。不过,在这之前我不知道他有问题。他的问题是我作管教组长以后才知道的。对高岗的管教工作由周恩来负责,我同周直接联系。有什么事周直接跟我讲,有的让我向高岗转达。在管教期间,高岗写了《我的反省》(长达两三万字),是他自己写自己抄的,我也帮了忙。在管教早期,我和安志文住高岗家,帮助高岗稳定情绪。开始马洪也在高岗家呆过,也是帮高岗稳定情绪。后来马洪成了高岗的“五虎上将”之一,就不来了。
  1954年3月,东北局召开会议,揭发高岗问题。会议由罗瑞卿负责,安志文作为知情人去参加会议,就不住在高岗家了。
  现在还活着的人知道“高岗事件”的人只有我、马洪、安志文、郭峰。
  最近几年,就高岗问题我给中央写过信。但没有任何回音,中央对我的信是什么看法我不清楚。我不只一次写信,最后一封信是1999年冬天写的,都没有答复。
  《党的文献》杂志在2000年第一期、第二期连续刊载了杨尚昆“回忆高岗事件”的文章,我看了,这文章有不实之处,有可疑之处。我给编辑部打过电话,提过意见。他们说要来看我,当面谈。我同意他们来,两三个月了,一直没有来。杨尚昆当时是中央副秘书长,他是有资格说清楚的。这里面涉及毛、刘和中央其他领导人,很复杂。
  “高岗事件”涉及习仲勋和西北局一大批干部,小说《刘志丹》的事情也是和“高岗事件”相联的。所以,“高岗事件”影响非常大,不仅影响中央干部,也影响西北干部,不仅在党内有影响,在社会上也有很大影响。所以我向中央写信。
  高岗进京以后中央对他的态度有四个过程:
  首先是器重;第二是注视,即观察;第三是怀疑;第四是决心行动。
  因高岗和刘志丹建立了陕北根据地,使中央红军长征后有了落脚点,所以中央到陕北后很器重他,让他当西北局书记。在这个岗位上他执行中央精神,和大家一起,又把陕北建成了抗日和向全国发展的出发点。两点论:落脚点,出发点。
  1946年,作为西北局书记的高岗主动要求去东北。先到东北北满分局,任副书记兼军区司令员。陈云任书记。陈云让高岗当书记,高岗执意不肯。两人合作得很好,打土豪,建立了北满根据地,使东北工作一步一步地向前推进。在这个过程中高岗起了重要作用。从1946年到1948年,东北工作进展很快。1946年,东北局改组,林彪当书记,彭真当副书记,林彪在前方,高岗在后方(陈云到辽东去了,罗荣桓有病,高岗主持工作)。新的东北局执行了中央方针,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由10万大军发展到百万大军。林彪率军入关以后,高岗为东北局书记兼东北军区司令员、政委、东北人民政府主席。据说是林彪经过西柏坡时向中央推荐高岗的。
  高岗积极主张抗美援朝。他在东北主持工作时,承担了抗美援朝的后勤任务。所以彭德怀说:要说给军功章的话,后方有洪学智和高岗。
  在1952年进京以前,中央对他的器重,不是他个人钻营,不是搞权术的结果,而是由于勤勤恳恳的工作,在西北、东北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2年抗美援朝接近尾声,东北的经济建设全面展开,全国也开始搞建设。中央成立计划经济委员会,调高岗任计委主席。当时他已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和中央军委副主席。那时的计委不是现在的计委,地位是很高的。各大区的一把手都是计委委员。彭真、马洪、安志文是专职委员,后来从河南调张玺任常务专职委员,主持日常工作。
  1952年9月20日到25日,高岗将到北京时,毛主席给高岗发了两份电报,问高岗什么时候到京,他好派车去接他。这是很少有的情况。高岗一下火车就被接到东北驻京办事处(翠花湾,在西单六部口里面)。《党的文献》上杨尚昆的文章说接到东交民巷,是不对的。杨尚昆肯定知道高岗被接到翠花湾,可见这篇文章不是杨尚昆写的,只是用他的名字。有人说现在的三里河的幼儿园当年是高岗的住处,不对。这个幼儿园原来是计委领导人办公的地方。高岗、李富春、贾拓夫都在这里办公,但邓子恢没在这里办公。当时有一种说法:“五马进京,一马当先”,当时调进京的五个大局书记:东北局书记高岗,中南局副书记邓子恢(实际主持工作),西南局书记邓小平,西北局副书记习仲勋(书记是彭德怀)。高岗排在第一位是很自然的。
  高岗到北京后就着手筹办计委。计委的筹办是高岗一手操持的。调干部,选地点。同时他还参加中央的领导工作。当时中央没有常委,只有一个“中央小会”,高岗是参加“中央小会”的成员。他以什么名义参加的,我不清楚。有人说他是书记处书记,不对。所谓“中央小会”是毛主席和几位中央政治局委员,毛、刘、周、朱、董是经常参加的,邓小平、陈云、彭真有时参加,有时不参加。高岗是每次都参加的。
  那时中央传阅文件时,传阅的顺序是:毛、刘、周、朱、高,高岗排在第五位。在1953年春节前后一段时间(半个月到一个月间),周总理批给中央领导人参阅的文件时还批主席、高岗,把高岗排在主席之后。当时传阅的东西很多,开始没注意,后来还是我提醒高岗:这不行,很危险。高岗给总理打电话,叫总理千万不要这么写。在高岗的再三要求下,总理才改了过来。
  从当时办公室的安排也可以看出中央对高岗的器重。当时中央领导人的办公室在中南海西楼。一层只有两个人办公,就是毛主席和高岗。他们两个人的办公室在斜对面,中间隔一个会议室。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的办公室都在二楼。中央领导开会就在一楼会议室,他们开会时我就坐在高岗的办公室,开会前,毛主席谈笑声听得很清楚。
  毛主席起草的东西常给高岗看,听取意见。我记得1953年春天,山东省委书记向明写的报告(关于新“三反”的),毛主席用铅笔写了很长的批示,第一个送给高岗看。后来以正式文件下发。这些都说明,高岗在毛主席心目中地位很高。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中央讨论谁去苏联参加悼念。开始提到让高岗代表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去,高岗还作了些准备,后来是让总理去的。毛主席到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去悼念,高岗随同毛主席去大使馆。
  很多事情表明,当时的高岗在中央有很重要的地位。
  1953年6月,苏共中央通知我党,派一个负责人去苏联听取苏共中央的一个紧急通报。中央讨论结果让高岗去。这个紧急通报的内容是“贝利亚事件”。高岗带回了苏共中央给中共中央的信和一些有关贝利亚的资料,其中有贝利亚在斯大林面前说中共中央坏话的情报。后来有人说,贝利亚说中共中央的这些坏话是高岗提供的,说苏共中央把高岗出卖给毛泽东。这些说法都是靠不住的,如果贝利亚的这些坏话是高岗提供的,既然苏共中央出卖高岗,为什么要高岗带回来呢?既然出卖高岗,高岗为什么还要带回来呢?
  1953年二、三月间,刘少奇提出关于中共中央人员安排名单,刘起草,征求高岗意见,高提了意见,认为这个名单只是人员安排,不解决实际问题。四、五月间,安子文起草了一份八大政治局委员的名单,有薄一波,没有林彪,“有薄无林”。安子文这个名单怎么送到主席那里的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主席让机要秘书把这个名单直接送给高岗看,看后就带了回去。事先高岗不知道有这个名单。主席对安子文提的这个名单很不满意。主席在一次中央会议上批评安子文:一个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哪来这么大的权力搞这么一个名单?安子文当即作了检讨。毛主席说,这次到此为止,不许对外泄露。
  高岗以为,安子文没有那么大的胆量,是刘少奇让搞的。高岗觉察到毛主席在这件事上对刘少奇不满,他没有听从毛主席不外传的交代,在与一些领导干部个别交谈中,讲了这个名单问题,借以攻击刘少奇。由此高岗犯了一个错误。
  总之,从1937年到1945年在陕北,从1945年10月到1952年10月在东北,高岗做了工作,这是客观事实。从1952年10月到1953年6月,高岗受到器重,受到信任,也是客观事实。
  我的看法是,毛主席、党中央在对他器重、信任的同时也在注视他,考察他。这对于用干部来说,也是合乎情理的。
  1953年春节,高岗在家里(东交民巷8号)召开了仅有的一次、唯一的一次计划委员会议。在北京的计委委员除特殊原因外都到了,连朱老总也来了。我记得林彪因病没来。会议从上午开到下午四点,中午饭也没有吃,北京饭店送来一些小烧饼充饥。会议内容是听取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我国“一五”计划草案的意见,以及苏联对我们提供的资源和帮助。是宋劭文、白杨两人介绍的。宋回国第二天就向高岗汇报,第三天就开这个会。在春节期间开这么大的、这么重要的会议,有点打破常规,从而引起了不同的看法。有人说高岗雷厉风行,也有人说高岗标新立异。这些闲言碎语会传到中央的。其实,这个会是经毛主席同意的。毛不同意高岗不敢开这样的会。这就是后来人们说的“春节会议”问题。
  有一次学习苏共19大马林科夫的报告,学习苏共中央关于经济建设的报告。这次学习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的,每天都开会。计委内部也学习讨论。我向高岗汇报,商业局长刘明夫写的学习心得不错,他讲到商业库存过多影响经济建设。当时库存有20多万亿(旧币,合新币20多亿)。高岗很欣赏刘明夫写的这个材料,在中央学习组上介绍了这一看法。毛主席听了也很高兴,说:好,就是要这么学习,要联系实际。高岗没有来得及说这是别人的心得,不是我的。参加会议的人认为高岗没有这么高的水平,这肯定不是高岗的。毛主席表扬了高岗,还批评了商业部。这一下议论就来了:高岗沽名钓誉,拿别人的东西求表扬,以后这也成了一条罪状。
  关于东交民巷车水马龙的问题。高岗住东交民巷,他家门口车很多,有人向中央反映,高岗家门前车水马龙,这引起了中央的猜疑。高岗主持计委工作,各地到北京来开财经会议的人,总要到他家来谈些事;那时苏联出了“贝利亚事件”,有些人也来高岗家打听苏联出了什么问题,再加上5月份后每个周末东交民巷有舞会,来跳舞的领导人不少。东交民巷车水马龙是事实,但不是高岗搞什么名堂。
  1953年3月,党代会上,毛主席说,他感到有些不正常的情况,顶了回去。什么不正常情况?他没说。我想,在这一段时间内,所谓“顶了回去”的有四件事:
  第一件事是,高岗有一次对主席讲,有些同志对刘少奇有意见。毛说:少奇是好人,人家有意见你要制止,有意见可以对刘少奇当面讲。这是1953年春天的事。
  第二件事是名单问题。安子文的名单(八大政治局委员名单)毛让机要秘书给高看,高没有发表意见。按正常情况,高岗有意见会直接跟主席讲的。实际上高岗对这个名单有意见。“有薄无林”,认为这个名单不是安子文搞的,而是刘少奇放的试探气球。高岗没有向主席讲自己的意见,是不正常的。后来高岗问张三李四看到这个名单没有,这也不正常。主席在会议结束时说:这事到此为止,不要外传,不要泄露。高岗泄露了,这是错误。但是,后来说这个名单与高岗有关,不对。在毛主席的机要秘书给高岗看以前,高岗不知道有这个名单。安子文的名单“有薄无林”在当时也有一定的合理性,因为林彪那时身体不好,已经休息三年了,中南局的工作实际是邓子恢负责。高岗认为刘少奇有意安排薄一波,不安排林彪。1953年2月,刘少奇曾拿出过一份中央领导人分工的名单,毛主席批评的不是这个名单。
  关于财经会议。中央财经会议是1953年6月中旬到8月20日开的,开了一个半月。主席说:财经会议是我主持,我召开的。虽然我不参加,但说财经会议另有后台,另有司令,我就是后台,我就是司令。这个会议批了薄一波。(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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