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丁丁 | 刘翔、体育精神、罗素和中国文化

刘翔、体育精神、罗素和中国文化

丁丁记于2012年8月7日,思享家丁丁博客


虽然我很反感媒体渲染刘翔,但看到他跌倒,还是很伤心。他才29岁,背了这样重的期望,似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他然后单脚跳回第四赛道(他的),再象 征性地跳到终点。解说员和记者都在哭,而且之后并不道歉(缺乏新闻专业训练)。体育精神,本质上不承认民族主义。罗素说,西方文化的核心部分,首要就是体 育精神。我读这段文字时,不很理解,其实现在也还不能有切肤的理解。我们的体育,不是一种“精神”,或者,改变为“竞赛”的精神而不是体育的精神。姑且不 辨析国家兴办体育的弊端和好处,我认为也有好处。罗素崇尚中国文化,我上一篇博客写了。罗素批评西方文化,主要的理由,他解释过,就是西方的精神,包括体 育精神,太注重“竞争”,以致两次世界大战,险些自取灭亡。罗素很悲观,他推测西方世界迟早要自取灭亡。后来的事情,他没有见过,六十年代日本经济扩张, 西方人开始研究和学习日本文化,包括大批的禅师和瑜伽,以及东方生活方式,都在西方流行并且现在带着西方专业化的精神又传回到东方。这些趋势,罗素若见 到,可能改写他对西方命运的预测。

今晨读了网友的评论和顺着评论读了两位网友文章,觉着他们更敢说。不过我还是顺着我的态度继续写:罗素没有见到的场景之一,发生在我在夏威夷读书的时候。 我的美国老师笑而不评,讲了他的孙子和孙子同学的一段对话:孙子同学说,你可以是班里最好的(you can be the best)。孙子说,“why?” (为啥要是最好的)孙子同学说“why not?”(为啥不做最好的)。孙子的同学是越南移民的儿子。他们两位的岁数,那时大约10岁,小学生。美国老师的父亲是斯坦福大学的教授,儿子是夏威夷 大学的教授,儿子的儿子因为喜欢好莱坞明星在夏威夷和世界各地创办的咖啡馆,所以在那里的停车场看场子,儿子的儿子的儿子的儿子,就是刚才对话的主角。家 族本位的文化,一个人只是家族谱系的单元。个人本位的文化,一个人就是他自己。于是,在个人本位的文化里,社会有很高的“纵向流动性”。因为,指不定哪位 孙子不愿意在大学做教授,就变了看场子的。可是那位越南儿子以及他的儿子,或许可以成为中产阶级并世代传承。我记得十年前我有篇文章“自由迁徙是后工业社 会的最终议题”,谈到这类问题。比现在更好的社会,允许自由迁徙。这样,孙子迁徙到与他的价值观更接近的社区,越南移民的儿子迁徙到与他的价值观更接近的 社区,诸如此类。当然,我还有一篇文章,专讲“梯伯特定理”的问题。这样的自由迁徙,梯伯特推测可以达到帕累托有效的一般均衡。这一推测,其实特别难以证 明,学术界至今也没有证明他的“定理”。不仅如此,还有负面效应。就是“谢林模型”显示的“种族隔离”均衡,谢林是2005年得诺贝尔奖的那位。自由迁徙 的结果,是两极分化,穷人喜欢穷人,富人喜欢富人,中产喜欢中产。但两极分化这样的社会,没有谁当真喜欢,对吗?也就是说,我们选择了我们都不喜欢的社会 制度?真正的宏观经济学,哈耶克的推测,应研究这类问题,而不是研究GDP或什么指标的百分点变动。谢林的贡献在于,他第一次引入了只能按照哈耶克的见解 被称为“涌现秩序”的那种“均衡”。

别急,我还要写结局呢,先进城一趟,回来继续写。……在星巴克了,从“理性选择”模型,给定“环境不确定性”,决策的长期视角(例如贝克尔使用的“王朝效 用”函数的最大化),可能比短期视角(例如我的美国老师的孙子那样的个人主义视角),有更高的理性程度。换句话说,家庭本位的文化,与个人本位的文化相 比,“效率”更高。不过,关键因素是环境不确定性。从“海纳模型”,如果相对于应付环境不确定性的要求而言,人类的理性能力特别低,也就是“C-D gap”特别高的意思,那么,生存概率更高的种族,应当是那些循规蹈矩的而不是那些勇于创新的。直观而言,家庭本位的个人,更少创新机会。所以,如果生存 环境的不确定性特别高,我们中国人的生存概率几乎肯定比西方人的高。可是,更关键的因素是:人类生存环境的不确定性,近代以来,越来越依赖于人类自己的活 动。例如“西力东渐”,引致咱们中国人生存环境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海纳模型,如果需要拓展的话,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出色的论文选题,它的扩展方向就应 当是让环境不确定性内生于海纳模型,这样才有“演化”。海纳的本意,其实是演化。我们需要想象的是,如果不确定性内生,例如,依赖于“选择”的行为,那 么,应是许多行为主体相互作用产生的不确定性。可否将这一思路引入博弈论框架呢?在博弈论框架里,我们假设“完备理性”,这一假设必须改为“有限理性”, 这当然很难。不论如何,理性程度不如中国人高的西方人,他们的个人主义行为,一方面让他们有远比中国人多的创新机会从而技术进步速率极高,这样先进的技术 和团队又转化为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于是极大增加了中国人生存的环境不确定性。在短期内,中国人普遍模仿西方的个人主义策略,也确实因此增加了个体生存的 概率。至于家庭本位的文化是否随之变为个人本位的,我无法推测。不过,研究情感脑的时候,我注意到,情感方式极难在短期内改变。家庭伦理,是一套情感方 式。被西方人改变了的环境,它的实质是“后现代知识状况”:也就是说,人类知识不再有整体可言,它被细致的分工和专业化逐渐切割为无数碎片。这样,不可能 有一个人或一个家族(哪怕是天才家族)可能掌握知识整体。社会因此成为高风险社会(日常生活依赖于无数分工环节及其风险),行为主体的生存概率于是依赖于 它采取的生存策略是否适应这样的“知识社会”。

长期而言,在上述的那种特殊的“知识社会”里,生物群体可以有两类生存策略(参阅威尔逊《新的综合》或我的《行为经济学讲义》):K-策略和R-策略。脊 椎动物是K-策略的采用者,昆虫是R-策略的采用者。R-策略的生存,依赖于偶然性,高风险环境里,可以有大量的偶然性,生物个体的智能水平极低(不需要 高)。K-策略的生存,或者演化方向,似乎依赖于越来越高的个体智能,例如人类这样的大脑。这样的思路,于是让我很难判断,K-策略的演化方向,是由西方 的还是由中国的策略代表。我有一位老朋友,他坚信,中国人的生存,是“三叶虫”方式。他是诗人,发表这样的议论,可以理解。

总之,在创新与保守之间,每一群体有一些最佳混合,偶然采取了这些最佳策略的群体(物种),可能有更高的生存概率。关键是,这些混合策略是否最佳,依赖于 内生变量,而不是外在于物种的活动。怎么办?既是未解的理论问题,也是未解的人类问题。可想象的未来,例如,未来一千年,人类各族群之间有充分的混合,结 果是“西方”和“中国”都不再有显著的文化特征。那时,如果可以有那时的话,人类的生存策略可能在家庭本位与个人本位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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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6日, 6:52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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