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维:正在崛起的“新型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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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型大国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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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型大国关系”正在崛起,美国将不得不转变思维方式,准备应对三十年后出现的特大单一经济体——中国。对抗和遏制是逆世界潮流而动,徒然浪费精力和钱财。与中国密切合作,携手解决全球问题,创造人类新一轮的繁荣和进步,是美国未来应有的、适应人类进步时代的选择。有了进步的思维,有了中国的真诚合作,美国领导世界的地位才可能持续。
  
  能力与观念
  
  “大国”指的是实力出众的国家。大国间的相互关系左右国际关系大势,决定人类走向战争或和平。
  2400年前,雅典政治家修昔底德细致地描述了雅典与斯巴达两大城邦相互冲突的利益——伯罗奔尼撒战争爆发的直接原因。但他又声称,战争最深层次的原因是斯巴达对雅典“迅速崛起”的“恐惧”。这个判断千古不朽,因为他抽象了大国关系的两大要素,即能力和观念。利益貌似客观,对利益的认知却是主观的,是由观念塑造的。若雅典不视斯巴达为敌,若斯巴达不对雅典的崛起感到“恐惧”,两败俱伤的大战或许不会发生。两大城邦原本可以是拉动希腊城邦世界的两架马车。换言之,相对实力变迁与观念互动是战争与和平的两大根本原因。国际关系研究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强调相对实力的变迁,忽略观念互动,认识论上倾向“唯物主义”。“建构主义”理论则强调观念的互动,忽略相对实力变迁,认识论上倾向“唯心主义”。实际上,相对实力变迁和观念互动对大国关系同样重要。
  为什么“相对实力”重要?国际关系处于“无政府状态”,强者支配弱者,制定规则,领导国际组织。所以,国家的相对能力塑造国家行为。不少学者强调“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与“相对实力”同等重要,故描述无政府状态存在“不同程度”。但他们难以解释国际组织和国际规则的产生和维持,更难解释大国对彼此相对实力变迁的极度敏感。在实现“世界大一统”之前,无政府状态是国际关系存在的前提条件,没有无政府状态就没有“国际关系”。
  为什么观念互动重要?因为观念塑造利益。受不同观念影响的人对“国家利益”的看法大相径庭。观念从哪里来?形形色色的“存在”塑造五花八门的观念。
  在现代世界,哪怕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也不会否认“存在”对观念的作用,哪怕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也不会把观念简化成国家间的相对实力。相对实力变迁会改变对国家利益的认知,却并不必然对应某种特定的国家利益认知。中国的“崛起”或许让中国人意识到应对“国际社会”负更大的“国际责任”。但与西方大国相比,中国对“国际社会”和“国际责任”的定义可能很不同。西方国家认为美欧富国俱乐部就是“国际社会”,西方几大报刊代表“国际舆论”,政治制度传教和经济贸易禁运是“国际责任”。中国迄今还遭到“国际社会”的高科技和武器禁运,所以可能认为拥有世界人口85%的欠发达国家不应被排除出“国际社会”,不应被肆意侮辱、欺凌。对中国而言,“国际责任”是减少贫困、支持自由贸易、反对贸易禁运、维护各国人民正常生活的权益。而且,观念从不孤立存在,都是相对的、互动的。观念在互动中产生,在互动中加强或消失。或良性循环,或恶性循环。
  
  传统的大国关系形态
  
  什么是“大国关系”?在传统的国际关系认识中,大国关系的基本目标是“争霸”——争夺支配区域事务乃至世界事务的权力。支配力的争夺当然是“零和”的,A国对X国支配力的增强就意味着B国对X国支配力的减弱。支配通常经由援助或削弱被支配国实现,即俗称的“胡萝卜加大棒”。
  大国争霸的目标取决于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对自身利益的认识取决于大国间的相对能力和观念互动。
  在相对能力难以更改时,观念互动就是主战场。观念的互动塑造对利益的认知。搅乱对手心智就能搅乱其对利益和目标的认知。于是,苏联是“自杀”还是“他杀”就成了个问题。在古代文明的衰落史中,他杀与“巫师”鼓动的自杀比例一样高,或是两者的结合。满洲与朝鲜山水相连,自隋唐以降迄于近代,华夏国运向来系于此地大局。若想让中国难以兼顾沿海南北首尾,甚至因遭遇战争而一蹶不振,挑拨中国与朝鲜的关系是上上策。首先让中国人误以为朝鲜政府是世界上最坏的,其次用战争威胁逼朝鲜绝望发疯,最后诱使中国出重手“制裁”。中国若与此强军邻邦反目成仇,势将付出比少量经援大得多的代价。挑拨者不仅能让数十万志愿军将士白流血,而且能以敌制敌,不战而屈中国之兵。倘若中国不被意识形态蒙住眼睛,不惧、不理,挑事者便只好责任自负,甚至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大国间争霸的手段是什么?抛开国内事务中的“自强”因素,国际争霸的基本手段有两种:
  第一种是硬的物质手段,包括战争、结盟、贸易。用战争摧毁竞争对手,是争霸最直接、最简单的手段。在苏联覆灭前,霸主地位都是被战争剥夺的。英国霸主地位的丧失是因为空前惨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的威胁导致结盟行为,因为结盟能改变相对能力。国际贸易相互补缺,提高本国人民生活水平,对双方有利。但国际贸易让不同国家得到不同的“相对收益”,也会改变国家间的相对能力。
  第二种是软的非物质手段,主要指的是近代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是关于“正义”的观念体系,天然具有好坏两种特性。如同战争,意识形态能凝聚或者分裂一个国家和社会,并影响结盟行为。盘算物质利益的得失属于理性范畴,意识形态基本是“非理性”的。宗教天然不是意识形态,但意识形态天然包含宗教。以宗教包装的“正义”很有吸引力。埃及的统治者压抑伊斯兰教,亲近西方,获得了西方国家的支持。当那种统治遭遇自由主义者和伊斯兰教各派信徒们的挑战,再难延续时,西方就支持推翻埃及统治者,挑动自由主义者及各派宗教信徒间无休止的内斗,以阻止埃及产生稳定的反西方政权。
  软硬兼施是国际关系中最常用的手段。科技贸易禁运同向他国推销某种政治观念并行不悖。一手持剑、一手持《圣经》或《可兰经》,征服了除中国外的全部世界。中国因有辽阔地域、庞大人口,不信宗教、也不用易学易懂的字母文字,故难被征服。反之亦然,无利剑、经书、字母,中国就只能奉行“王者不治夷狄”(即“华不治夷”)了。
  相对能力和观念互动塑造大国关系。但能力和观念从何而来?
  
  生产方式的变革
  
  人类生产财富的方式决定大国的能力和观念。新的生产方式让国际关系里的“能力”和“观念”都发生了变化。换言之,硬的战争、结盟、贸易和软的意识形态都发生重大变化。
  全人类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空前的代价刺激了技术进步,催生了新的生产方式。
  首先,“绝对武器”——核武器,特别是“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深刻地改变了战争和结盟。以往的武器能决定战争胜负。拥有了“绝对武器”,大国间战争的升级必须停在双方能接受之处,否则意味着共同毁灭。没有了输赢,战争就丧失了目的和意义。若核大国能展示坚定、可信的使用核武器的意志,就能排除大国关系里用战争摧毁对方的选项。日本没有核武器,依赖美国的核保护伞。但日本可能选择拥有核武器,而且日本选择核武器并不会使战争更容易发生。尽管冲突不断,中日关系的选项里已经不可能包括战争。印度和巴基斯坦两大国选择拥有核武器,两国爆发大规模战争也变得不可能了,中国与南亚各国的战争也不可能了。这里的人口之和是30亿,全世界总共才70亿。欲在这里的大国战争中分出胜负无异于毁灭人类。世界上许多国家拥有制造核武器的能力,除非安全陷入绝望,他们不会选择拥有核武器。可靠的第二次核打击能力极为昂贵。既然大国间的战争变得不可能,“结盟”就渐失传统的“安全”含义,变成经济政治联盟。“非传统安全”概念已经崛起,其庞杂的内涵里几乎不包括战争,虽然“非传统安全”还带着“安全”的余韵。
  其次,出现了新的生产方式。在二战结束时,美国的第三产业生产总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以上,靠知识创新来推动经济增长的时代就此降临。如同第一产业让位于第二产业一样,第二产业正在全世界范围内让位于以“设计研发”为核心的第三产业——生产无形产品的产业。创造无形产品带来巨大财富,正在成为人类获取财富的主要方式。而今,第三产业占所有发达国家GDP的70%以上。无论拥有庞大制造业的美国、德国,还是靠出口原料生存的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无一例外。中国的第三产业占GDP比例迄今尚未过半。在第三产业时代,专业制造有形产品的国家和地区会陷入相对贫困。这就迫使落后的大国积极向知识经济的新方向转型,至少要升级到高附加值的制造业。
  新的生产方式改变了国际贸易和意识形态。第三产业促使国际贸易发生重大变化。虽然纯粹的服务业在国际贸易中的比重增加缓慢,目前在20%左右,但知识附加值在硬件产品中已经占据绝对优势。美国苹果公司专门从事设计研发,是世界上最值钱的公司。中国制造和出口了苹果公司的全部产品,但90%以上的利润属于苹果公司。第三产业时代贸易的变化带来了下述三大结果。
  其一,制造有形与无形产品的分工使世界紧密地联在一起。而今,几乎每个产品都由各国共同制造。“相对实力”依然重要,服务业时代的产业分工却导致国家间“相互依存”度上升。“云计算”、“大数据”非常重要,但数据处理极为耗能,导致环境污染,需“外包”给欠发达国家。“相互依存”有固化分工、固化贫富强弱之嫌,但地球南北的“共赢”而非“零和”已经成为双方都不得不接受的观念。
  其二,对原料和能源的争夺将逐渐变成欠发达国家间的事。对靠知识创新来获取财富的国家而言,原料和能源的重要性稳步下降。大国依旧在意硬的“地缘政治”,但越来越在意软政治,如币缘政治(本币的国际流通范围和数量)、环境政治、知识产权政治、品牌政治、国际形象政治。事实上,美国对拉美、西亚的兴趣明显减弱,而且已把北非事务的主导权让给了欧洲。换言之,大国“支配”或“干预”欠发达国家内政的诱惑力相对减弱。欠发达国家还处于向制造业迈进的阶段,其内部矛盾的增长会渐超南北矛盾,重塑观念互动的格局。
  其三,区域经济整合成为国际贸易的大趋势。区域整合能构建经济全球化的缓冲带。第二次世界大战塑造了人口过亿的“超级大国”,中等国家主导世界越来越不可能。中国在三十余年后可能崛起为“经济规模”上的特等超级大国,并超越美欧经济体量之和。因此,欧洲走向统一,其他小国也以地理为依据组成形形色色的经贸共同体。“骡马大会”式的WTO走向没落,集团间讨价还价的态势逐渐形成。跨大西洋经济同盟、跨太平洋经济同盟,都成了热门话题。从此,原本为国家生存安全的结盟变成了经济、政治势力的“联盟”。这是大国“相对实力”面临的新挑战。美国若依赖军事力量“回到亚洲”,搞“再平衡”,注定是“瞎折腾”。21世纪不是19~20世纪,几艘美国航空母舰在此游荡只能刺激中国增加些军费。
  第三产业也促使塑造利益的意识形态发生重大变化。农业陷入相对没落,关于农民驱动历史的思想走向衰落,制造业也走向没落,19世纪产生的以阶级划分驱动历史的意识形态体系也“寿终正寝”了。
  意识形态是企图塑造现实的思想体系。19世纪产生了“左”、“右”两派意识形态,均以固化的阶级利益集团分际为基础。意识形态虽强调“科学论证”,却如宗教般依赖人们的信仰生存。21世纪的制造业已然碎片化,不再成为划分阶级的生产基础。“阶级”这个2400年前古希腊时代崛起时的欧洲概念正被简化成收入多少的差异。在第三产业时代,收入多少的差异很难被家庭传承、固化。保护知识产权比保护生产资料产权难得多,专利保护至多不超过二十年。在发达国家里,居然有99%的公民自我认同为“中产阶级”,与19世纪的“阶级社会”迥然不同。在知识经济时代,能否“中产”与高等教育的质量密切相关。随着高等教育的普及和就业的国际化,随着跨国旅行日渐寻常,青年们对世界各国的了解越来越丰富,其思想正在冲破传统意识形态的“阵营”分际。在当今世界上,中国既非“左派”国家,亦非“右派”国家。传统意识形态的没落带来了下述三大结果。
  第一,意识形态的没落导致观念的碎片化,“阶级政治”变成了“认同政治”。第三产业时代的核心政治概念是“认同”。认同政治的主战场是大众能随意参与的(移动)互联网。群体认同在各种浅薄、时髦的互联网价值观中飘忽不定,比如对环境、性别、劳动、民族等问题的看法。这些观念比“阶级利益观”的弹性大得多。网上形形色色的信息和随意发表的评论构成了虚拟世界,反映了现实社会的碎片化。反过来说或许同样正确,虚拟世界的碎片化塑造了现实社会的碎片化。
  第二,观念的碎片化导致对利益认识的碎片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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