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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华早报》2013年3月12日发起网络投票,询问香港民众是否愿意再成为英国海外属地,结果有92%网友投下赞成票。这是否印证了弗兰克林的那句名言:“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面对大陆,香港人似乎对自由更为敏感。

自 1951年起,广东省开始封锁河口,禁止省港两地民众自由往来,逃港事件遂起。据广东省委边防口岸办公室1979年的《反偷渡外逃汇报提纲》,从1954 年到1978年,广东全省共发生偷渡外逃56万多人次,逃出14.7万人。若将小规模的出逃计算在内,1950年代至1980年代,逃港者达百万。此为冷战时期历时最长的群体性逃亡事件,史称“大逃港”。1953年,广东实行社会主义改造,成立生产合作社,逃港剧增。大饥荒的1962年,仅深圳一地,就有十多万人自各地涌人,成功偷渡者六万余。每天傍晚,逃亡者成群结队,扶老携幼,拖儿带女,奔向边境线,伺机出境,“五月大逃港”时,一天竟聚集有两万人,港英军警出动直升机7架、军舰2艘,全天不间断边境巡逻,每50英尺设一哨位,仍无法阻止潮水般的涌入。深圳流传有民谣曰:“宝安只有三件宝,苍蝇,蚊子,沙井蚝。十屋九空逃香港,家里只剩老和小。”沙头角大队人口为1200人,而成功逃港者是其两倍。自由不是无代价的,毗邻香港的20公里海面上,每日都漂浮着数百具尸体,海风为之腥臊不堪。1972年后,大量觉醒且绝望的知青,成了逃港大军中的主力。那可不是说走就走的旅行,一位深圳宝安的逃港者叹曰:“‘改革开放’这四个字,你们是用笔写的,我们,是用血写的!”

中央音乐学院院长马思聪“文革”期间,匍匐啃草,浆糊倾头,受尽侮辱,遂决意外逃。1967年1月15日夜,马思聪一家四口化装成农民,以5万港币的代价,成功逃港,转而赴美。此后马思聪夫妇在大陆的所有亲戚被审查,二哥,岳母、侄女及厨师被迫害致死,马思聪本人则遭“反革命叛国罪”通缉。改革开放后,有人不厌其烦邀请马思聪回来看看,其置之不理。陈独秀的女儿陈子美代父受过,遭尽非人待遇。1967年的一个深夜,这位年近六旬、披头散发、遍体鳞伤的妇人,用尽一生积蓄与首饰,请人将自己绑于一只汽油桶上,九死一生,偷渡成功,转而赴美,兑现了乃父“恶国家甚于无国家”的诅咒。马思聪、陈子美的最终目的地,何以均在美国,《新华日报》1943年7月4日社论《献给美国的独立纪念日》早已回答了这个问题:“中国人对美国的好感,是发源于从美国国民性中发散出来的民主的风度,博大的心怀。美国是自由世界的核心,民主的保护神,人民的朋友,专制者的敌人。所有的封建专制统治者都把美国当眼中钉。美国是人类社会的成功模式的榜样。”

但多数人没有这么幸运,出逃者众,成功者寡,政府将逃港者视为叛国投敌,边防军可随时射击。虽上智不能无人心,虽下愚不能无道心,呜呼!期间遭人民子弟兵射杀者,不计其数,纵如此,仍前仆后继,无所畏惧。逃港枪死,不逃港饿死,反正都是死,不如铤而走险。邹容《革命军》所言“天下怨积,内外咨嗟。华人入籍外邦,如避水火”,大概就是此情形。

军队胆敢射杀自己国民逃亡者,还有东德这个灭亡了的国家。1961年,东德建立柏林墙前,有250万东德人冒死逃亡西柏林。柏林墙建成后又有5043人成功出逃,但仍有3221人被逮捕,260人受伤,239人丧生于自己军队的枪口下,倒在了投奔自由的路上。在东德,宪法规定公民有结社的自由,实际是谁结社谁邪教,规定有集会的自由,实际是谁上街谁入狱,规定有出版自由、言论自由,实际是出版机构、新闻媒体悉数掌控的执政党手里。 1936年苏联歌曲《祖国进行曲》豪迈激越地唱道:“没有任何地方可以像在这块土地上那样自由呼吸。”实际上仅在三年前的乌克兰大饥荒中,就有700万人饿死。1934年,巴甫洛夫致信政府:“你们是在卓有成效地传播法西斯主义。”不论什么政府,皆乐于标榜自由,自由不自由,政府说了不算。

纵使逃港成功,迫于大陆方面的压力,也可能被遣返。遣返归来者,则被严加管制。1962年时,十余万香港市民,带着食品和饮水赶赴边界,掩护大约一半的逃港者逃入了市区。据刘远举《从“大逃港”到奶粉“限带令”》载:“当遣返逃港者的汽车缓缓驶向内地,惊人而又温暖的一幕发生了。数百名香港市民冲出来,躺在车前,人群里爆发出吼声:‘快跳车啊!’近千逃港者再次逃脱,重获自由。”据统计,香港前百位富豪中,40多位为逃港者,金利来主席曾宪梓、壹传媒主席黎智英、“期货教父”刘梦熊、著名作家倪匡、“乐坛教父”罗文、“金牌编剧”梁立人等均为逃港者,由此也说明何以有那么多人愿意冒死逃港。1979年10 月,港英政府对偷渡客也实行新政策,凡属偷渡者一律不发身份证,不准港居留,全部遣返内地。

冒着生命危险,为的只是一个自由。人生而自由,卢梭说:“人一出生就口含一枚金币,一面写着平等,一面写着自由,这枚金币叫人权。” 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云:“某些民族越过千难万险顽强地追求自由。他们热爱自由,并不是因为自由给他们什么物质利益;他们把自由本身看作一种宝贵而必需的幸福,若失去自由,任何其他东西都不能使他们得到宽慰;若尝到自由,他们就会宠辱皆忘。”2012年3月,茅于轼获颁弗里德曼自由奖致辞时再作解释:“自由的本义并不是‘为所欲为’,而是能够生活在一个没有人干涉你的自由的环境中。反过来讲,真正的自由主义是‘每个人不干涉别人的的自由’。”而不知自由为何物者,怎可理喻,鲁迅述说此类人:“做奴隶虽然不幸,但并不可怕,因为知道挣扎,毕竟还有挣脱的希望;若是从奴隶生活中寻出美来,赞叹、陶醉,就是万劫不复的奴才了!”哈维尔“人权高于国权,自由高于主权”的观点,至今仍被振振有辞者抨击,殊不知爱国是自由,而非义务。

自由事关国体,马克思在1843年《德法年鉴》中说:“专制制度必然具有兽性,且与人性是不相容的。兽的关系只能靠兽性来维持。”专制就是一堵柏林墙,一道深圳河畔的铁丝网,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不能用手选举的国民,往往采取以脚投票的方式。君子怀德,小人怀土,背井离乡,离妻别子,万不得已,谁愿走这一步。行有不得,反求诸己,当局者是装糊涂,还是真糊涂?1955年,两名公安向《人民日报》编辑、七月派诗人徐放宣布:“胡风是反革命,你必须在24 小时内把问题说清楚。”“不用,两小时就能谈清楚。”后转至秦城监狱,仍拒绝认罪,并称欲老死秦城:“出去还不是那样吗?在一个不自由的地方,哪个地方不是监狱呢?”仅此一句,徐放堪称大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