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晖 | 《论语》是怎么成为经典的?

  今天有些人把《论语》抬高到近乎“儒家圣经”的程度,就像当年把一本薄薄的《毛主席语录》说成是马克思主义“顶峰”一样,今天的“《论语》热”对于儒家,与当年的“‘语录’热”对于马克思主义,到底是弘扬,还是糟蹋呢?

  丧家不是贬夫子 看家方为污仲尼

  李零教授的《丧家狗:我读〈论语〉》引起不小的轰动。这本书我看了之后获益良多,也向李零兄请教过关于《论语》的一些看法。

  总的来讲,我觉得这本书的轰动原因一半在内容,一半在题目。“丧家狗”之书名非常刺激,这个词本身出自包括《史记·孔子世家》在内的许多史籍,是别人说孔子不得志,总失败,虽略带讥讽,却并无敌意,孔子自己也认可这个说法,因此这事才在当时崇儒尊孔的氛围中载入史册,传到如今。李零就此发挥说:任何怀抱理想,不满于现实世界的人,都是“丧家狗”。而近代思想家(李零举了美国的萨义德,其实类似的还有俄国的别尔嘉耶夫、法国的布迪厄等许多人也讲过大意相近的话)认为,所谓“知识分子”,就是以社会良心自居,价值观疏离主流,批判现实,愤世嫉俗,因而具有强烈孤独感的那些人。在这个意义上,“知识分子”就是那些甘为“丧家狗”而坚决拒绝做“看家狗”的人。因此李零说孔子是他们的代表,“在他身上,我看到了知识分子的宿命”(2页)。

  显然,李零对孔子的这种评价类似俄国人之评陀斯妥耶夫斯基、法国人之评雨果,应该说很不低了。甚至可以说,在那些不把孔子当神、当“圣人”来崇拜的人们中,这是对孔子的最高评价———如果不是在知识方面,至少在人格方面是如此。五四以来尤其是1949年以来,那些反儒的人们恰恰是流行把孔子骂成统治者的“看家狗”的。因此李零此书甚至可以说是为孔子翻案辩诬、恢复名誉的代表作。出来找李零算账的本来应该是反孔派人士才是。

  可是如今尊孔似乎已经成了主流,反孔人士已经顾不上与李零计较了。而“狗”这个词在今天的中国与司马迁的时代相比毕竟有了更浓的贬义,李零没有顾及这一点(这是他的疏忽),因此只看书名不看书的人会误以为他把孔夫子糟蹋成如何不堪。加上今天的“儒者”与过去一样五花八门,既有“从道不从君”的清流(他们其实与孔子一样是“丧家狗”),也有一些吃尊孔饭的人,后者打心眼里就瞧不起类似雨果那样无权无势的理想主义者,总希望自己所尊的就是那权势煊赫的“大成至圣文宣王”,连名字都可以卖出巨额“版税”的。他们见到“丧家狗”的书名就怒火攻心,也是可以理解的了。

  其实,最近走红的另一部关于《论语》的畅销书,学术水平如何且不去说它(作为通俗读物也不宜苛求),单就这评价观念就低俗得很,在尊孔的旗号下几乎把孔夫子描绘成了权势的“看家狗”,要说糟蹋孔夫子,真是莫此为甚了。幸有李零的书在,真还是可以给夫子挽回不少形象的。

  《论语》原来本非经 俗儒安知夫子心

  李零没有把孔子当做堂皇的“圣人”,却也决不像“五四”时那样,把孔子当作反面人物来否定。在他的书里,孔子是个“怀抱理想”的好人。但是评孔子毕竟不同于评《论语》。孔子其人如何姑且不论,《论语》一书,即便在尊孔的儒家体系里,究竟处于何种地位呢?要讲《论语》,这是首先需涉及的问题。

  讲到儒家经典,我们知道《论语》的地位是历经变化的。孔子如果自己知道今天的人把《论语》放在《六经》之上,恐怕他也不大会高兴。其实孔子以后很长(长达千年以上)一段时间,《论语》虽然被儒者看作一部重要的书,但在宋以前,儒家的人是没有把它当做经典的。那时儒家崇奉的是《易》、《诗》、《书》、《礼》、《乐》和《春秋》“六经”,所谓《乐》是典礼音乐,当时没有记谱法,所以只是口耳相传并无经书。有书的就是“五经”。那时的儒家一直就讲这“五经”或者“六经”。传承旧学的是“我注六经”,发挥新说的是“六经注我”,官方设立“五经博士”,儒者传习也按五经分科。司马迁总结孔子的成就说:“夫周室衰而《关雎》作,幽厉微而礼乐坏,诸侯恣行,政由强国。故孔子闵王路废而邪道兴,于是论次《诗》《书》,修起礼乐。适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自卫返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世以混浊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余君无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获麟,曰‘吾道穷矣’。故因史记作《春秋》,以当王法,其辞微而指博,后世学者多录焉。”这里提到的很多事是出自《论语》的记载,显然太史公很熟悉此书,却不提此书,他讲孔子的贡献和影响,没有一字提到《论语》。班固释“儒”曰:“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经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这里仍然只提到六经。直到唐代,颜师古编《新定五经》,孔颖达纂《五经正义》,这期间人们又把“礼”学扩大为《仪礼》、《礼记》、《周礼》等“三礼”,“春秋”学扩大为《公羊》、《谷梁》、《左传》“三传”,三礼三传至唐并皆入为经,连同《易》、《诗》、《书》号称“九经”,而《论语》仍然不在其中。

  当然作为儒家,把《论语》从诸子著述中拔出给予特殊地位,也不难理解。《汉书·艺文志》在沿用刘歆《七略》分类法时,把《论语》与《孝经》、小学都附于六经之后列于“六艺略”(颜师古注:“六艺,六经也”),而不列于“诸子略”,就是这样做的。但是这“六艺九家”中的后三家与“六经”还是有质的区别。当时这三家都被视为“传”,亦即解经的著述而不是经本身,正如《诗经》有齐后氏传、韩内外传、《春秋》经有公羊、谷梁与左氏“三传”一样。换言之,《论语》当时的地位与左丘明、韩婴等人的著作相当。而东汉的王充还说:“《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以其遗非经”,明指《论语》并非经书。王充指出,那时规定五经都用二尺四寸的长简钞写,而像《论语》这样的书则只能用八寸短简。(《论衡·正说》)李零列举考古出土的实物,表明这个说法是确实在遵行的(35-36页)。

  可见在当初儒家那里,《论语》的地位绝对无法与“五经”相比。直到北宋中期以后,刘敞首倡“七经”之说,《论语》才首次列入其中。南宋末年,朱熹把《论语》和《孟子》、《大学》、《中庸》列为“四书”,并抬高至“五经”之前,当时又出现了“十三经”之说,也把《论语》列入。

  所以,《论语》被尊为经典,并非古儒传统,而是宋明理学的特点。即使把儒家学派当作信奉的对象,《论语》本身在儒家学派中的地位也是值得讨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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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6日, 9:35 下午
分类: 公民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