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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子霖女士接受美国之音卫视采访
“六四事件”24周年之际,在1989年六四事件中失去17岁独生子的天安门母亲发起人,前人民大学副教授丁子霖女士和天安门母亲组织新的代表尤维洁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

“六四”这两个阿拉伯数字,在中国已经化为一段刻骨铭心挥之不去的民族记忆,一个仍在流血尚待愈合的伤口,一个经历了几代中共领导人的换届仍然无法绕过的历史沟坎,一串听到这两个数字就会在天安门母亲眼中滚动的泪珠。

丁子霖的儿子蒋捷连,就是24年前的这个晚上,被一颗从背后穿透心脏从前胸钻出的子弹夺去了他17岁年轻的生命。

*悲痛*
丁子霖含泪说:“二号是我儿子的生日,三号是他的忌日。四号凌晨还杀了那么多人,都是同命运的人。所以这三天都是我每年最伤心的日子。”

有观察家注意到,以往,每逢中共召开党代表大会和两会,在中外记者会上,外媒记者必向中共领导人提到六四问题。而在十八大和今年的两会上,被选中的外媒记者首次没有对六四平反问题发问。

我们对丁子霖教授的采访,也就从这个观察开始。人们对六四已经忘记了吗?

丁子霖说:“绝不可能,我觉得绝不可能。因为它已经卷入历史了。八九民运(学运),百万市民参加的,我觉得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它的伟大意义不容抹杀。六四屠杀是邓、李、杨搞的,应该说是一场政变。违反他们共产党的党纪国法,杀害平民。这样的血腥屠杀同样卷入历史,所以不可能抹去。至于人们有的选择淡忘或者缄默,那是他们的选择。但我觉得总是一时的,因为整个世界在往前走。现在不光是中国,中国以外的世界,包括拉美、亚洲等等,都在变,中国能自绝于世界之林吗?不可能。所以对这点,我是有信心的。”

*新的希望*

前人民大学教授丁子霖已经77岁,她的丈夫,前人大美学研究所所长蒋培坤也已经年过八旬。他们已经经历了六四后的第三次中共领导层换届。习近平和李克强的新政权给这两位老人带来了新的希望吗?

丁子霖说:“我们有一个期望,期望习近平等人能摆脱体制的束缚,能够启动政治改革,我们的期望就在这里。因为我们知道,如果不启动政治改革,六四问题绝对不可能孤立解决。那么要解决六四问题,必须要开始中国民主化进程,开始政治改革,哪怕有少少的真正的起步,我们就会有希望。我们并不寄希望于一朝一夕来解决六四问题,因为这个问题确实牵扯面很大。”

*患难之交*

蒋培坤是中国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的导师之一。在六四之后,刘晓波经常到这两位饱受丧子之痛的老教授家里探望安慰。提到刘晓波,丁子霖眼中泪珠滚动:“刘晓波被捕还没判刑的时候,我真的……都不知道怎么办了……”。 “如果把我抓进去,我老了,我起不了更多作用,把刘晓波换出来我都愿意。现在刘晓波实际上是中国手里的人质。中美谈判的时候,如果能放刘晓波,把我换做人质,我都愿意。他可以做很多事,在推动中国民主的道路上。刘晓波真的是一个很难得的、真诚的人。”

丁子霖在接受美国之音VOA卫视采访的时候表示,在即将到来的美中首脑峰会中,她希望美国总统奥巴马能够要求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释放刘晓波。丁子霖教授提出的放刘晓波出来,让她顶替刘晓波坐牢的提议几乎不可能会被采纳,但是丁子霖教授有关刘晓波等中国持不同政见人士已经成为人质的提法,仍然引人深思。

*宣传普世价值*

丁子霖说:“我建议奥巴马要利用这次难得的见面机会,向习近平宣传普世价值,重点提醒他,拿出勇气面对24年前的六四屠杀。”

丁子霖教授向美国之音记者介绍了每年六四,她和老伴如何在家中纪念儿子。我们看到,蒋捷连的骨灰,仍然被放在屋子的正中。

丁子霖说:“我每年就是这么过的。2号我给儿子过生日,给他个蛋糕。然后3号夜里,就在家里纪念他。很简单,做几道他生前爱吃的菜——红烧肉,生黄瓜,生西红柿,红烧鱼,虾,扁豆……这个孩子……”

丁子霖并没有失去希望。她表示,儿子的骨灰,将来一定会安葬在六四纪念碑里。丁子霖也相信,将来也会建立一个六四纪念馆,她会把儿子的遗物捐给这个纪念馆,让世世代代的人都记住这段历史。

*母亲的心愿*

丁子霖表示:“如果说,以前我没有去木樨地纪念他,是因为他没有墓地,他就在家里。我倒不是买不起墓地,我是舍不得。我觉得中国人讲入土为安,现在没有为他们讨回公道,那么明显的黑白对错、是非分明的事情,都没有讨回公道,就算为他入土了,他也不安啊!再说他17周岁还未成年……,“所以……我和我老伴早就想好了。我们个人的身后事是这样……孩子那天遇难是不听我劝告,硬从我手中挣脱走的。所以将来我也要了他的心愿,他未成年,骨灰在这里面。把他骨灰的一半,和与他倒下的人埋在一起。另一半,随我们父母。这个孩子……他不是那种感情外露的(人),他很含蓄的……他离不开爸爸妈妈……所以我个人是这么安排的。我们难属,近三年,有一些人接连离开了我们,我们不得不做安排。我们一直有个愿望,讨回公道以后,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要建六四纪念馆和六四陵园。把他们都埋在一起,这就实现了我儿子最后的愿望……(当年)我说你不能去,你去了是白白送死……但是他就是知道开枪,知道危险……我想他用他的生命实现了5月19号游行的(标语)‘你们倒下了还有我们’,但是他们先倒下了……”

*心中所有嘴上所无*

虽然中国官方媒体至今表示出选择性遗忘和沉默,但是,从当局对这个日子的严加防范就可以看出,六四并没有被淡忘。当一个中国知名演员在一部电影中说出:“六子,四爷一定给你报仇”的时候,当八一篮球队和美国乔治敦大学篮球队发生球场冲突,比分牌上显示出89 和64 的时候,当中国进入网络时代,中国网民用几年五月三十五日代替纪念六四的时候,当众多网民在六四这一天上传一根点燃的蜡烛的图像的时候,当丁子霖老师打开橱柜,向我们展示来自美国各地的一叠一叠的圣诞卡的时候,丁子霖教授知道,她不是孤立的。在道德和民意的领域和舞台,她不是弱势群体。

丁子霖说:“美国各个州寄来圣诞卡。寄到雅宝路国家邮局,一个纸箱,通知我去领。那时快到圣诞节了,我刚从南方回来。我去后邮局的负责人当我面打开检查,她一看,是这些(卡片)。她说这些你不能领走。我问为什么,这些都是美国不认识的人手字签的,对我们六四难属的慰问卡……她说你等我请示领导。我说,我坚持要,这是无价的……”,“对我个人来说,儿子没了,给我留下了永远的伤痛。但我,也作为遇难者母亲,我在遭难的时候,得到了世间的大爱。我有时候老这么想,我超脱自己,站在旁边看,有几个人能得到这样的关注?尤其我是个普通的人啊,以前我就是个普通的母亲,普通的教师,普通的知识分子……但在我经历了这些以后,能够得到了政府、非政府方面的帮助,我想我不能不提这些……”

*异象和天意*

丁子霖向美国之音记者介绍了,她今年看到了有很多异象。很多24年从来没有来往过的研究生,朋友,突然像老朋友一样,和他们夫妇续上了关系。

丁子霖:“我就觉得好像是天意……有个20多年没见的女学生,一直关心着我,我们都在一个北京城。她的电话打到我家。我说你不要来,也不要给我打电话。因为她是外地到北京读书的女生,好不容易本科、研究生毕业。20多年没见,他们现在都事业有成,都很忙。有一次他们凑一天,一起到我无锡乡下住了一夜,第二天又都飞机回到北京。回到北京后,很多人都来找我……20多年了,老师们都老了。我老伴今年也80多岁了。几十年不见的学生,都不知道说什么好,说不完的话……”

*父与子*

有消息说,当年六四屠杀时,习近平的父亲习仲勋是公开反对六四开枪镇压的。在问道如果习仲勋的儿子习近平面对面地和丁子霖坐在一起,您想向他说些什么的时候,丁子霖表示,目前地位悬殊,这个对话是不可能发生的。不过,丁子霖提到了关于习近平的两张照片给她的印象。

丁子霖: “我对习仲勋,是非常敬重的。我看到两张网上传的照片。一张是他(习近平)骑着自行车,带着女儿上幼儿园还是小学的。另一张是习仲勋坐着轮椅,旁边彭丽媛牵着女儿走。我觉得很温馨……一种人文的气息传递给了我。当年他做梦也没想到他能做国家元首,但是他是这么对待父辈和自己的孩子的。所以说,他也是人啊,为人父、为人子。而且我听到老领导跟我说,习家不整人的。他不能做他父亲不孝之孙。从他家族来说,都不能这么做。更何况,他担着民族的希望。”

*天安门母亲的梦*

中国梦,近来成了热门词。天安门母亲有中国梦吗?如果有,她们的梦又如何定位和诠释呢?

丁子霖说:“天安门母亲没有梦,梦是虚幻的,无论噩梦美梦。对于天安门母亲来说,醒来都是更加痛苦的现实。我们日夜面对的,是冷酷的、活生生的现实。我们追求的目标,也是切实的——为亲人讨回公道,重新评价六四。这是我们追求的目标,所以我们没有梦。”

丁子霖如今已经77岁,他的丈夫蒋培坤也步入81岁的高龄。丁子霖知道,她和一些已经去世的难属一样,也许此生见不到天安门事件被平反的一天。不过,丁子霖介绍说,他们对天安门母亲运动的接班人做出了安排,这个运动薪火相传。

*薪火相传*

丁子霖说:“今年公开信,你看第一个不是丁子霖,是尤维洁。她是我们群体找到的第三家。今年这个事情,我不能给你们挡在前面了,你(尤维洁)是第一个,你要有思想准备。5月31日,中英文同时公布,中国人权帮我发新闻稿,帮我们翻成英文,你(尤维洁)就要准备接受采访了。”

在六四事件中失去了丈夫的尤维洁女士接受了美国之音的采访。她说:“现在来讲,有些母亲们年龄大了。我们要后继有人。我是失去丈夫的。这不仅是母亲的事情,也是做妻子的事情。担当这个责任,我知道责任重大。我相信公道自在人间,真的。”

*真相赔偿问责*

天安门母亲在六四事件24周年发表的声明中重申,要求重新调查“六四”事件,公布死者人数、死者名单;就每一位死者向其家属作出个案交待,依法给予赔偿;对“六四”惨案立案侦查、追究责任者刑责”(即“真相、赔偿、问责”)。声明说,“天安门母亲定将绝处逢生,永不放弃,永不停息,直到最后“六四”获得重新评价,死难者的亡灵得以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