萝卜网 | 以垃圾场为生的底层民工生存实录

当《南风窗》特约记者出现在广东东莞市那些垃圾填埋场的时候,人们的眼光都像在看一种绝迹多年的动物。

那是城市中最脏最臭的地方,在其中生活着的人,也是城市中最脏最臭的人。这是一群最不嫌脏,又最被人嫌脏的人。没有人会爱上这种地方,除了这群人——依靠垃圾场为生的底层民工。

在“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城市中,他们都算不上是一种卑微的存在,事实上,“边缘”到似乎并不存在。只有垃圾场记录下他们的生存实录:有一群人,他们的生存方式、生活方式,甚至语言、命运,和垃圾成为一体。

但这一生存实录,在他们的迷茫中,离尽头也越来越近了。

捡出来的生活

垃圾围城,一个令人动容的词组,让城市里的人们对简单的垃圾填埋场日益仇视,每个人都嫌弃那里的脏与臭,批评着潜在的污染危险,然而似乎又都不记得,那些垃圾中,有自己的一份“生产力”。

2004年以来,东莞市开始要对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垃圾场的公害意义,变得确凿无疑。唯一不嫌弃垃圾场的脏与臭的,只剩下那些依靠垃圾场为生的底层民工。

大岭山镇的旧飞鹅垃圾场,就在莞长路旁边的旧飞鹅岭,一处清秀的小山岗。这个简易的填埋场,养活着27名从事废品回收与垃圾填埋的工人,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资源回收。

2013年5月29日这天,高岗上的垃圾场里,一大群工人正在埋头干活,10几名女工在新到的垃圾里翻找废品,10几名男工则在把废品装上前来收购的货车。

这天天气晴朗,艳阳高照。堆积了10天的废品,已经沿路排出上百米长的一条堆放带。破鞋子,破塑料,碎纸片,纤维袋,玻璃瓶,各各分类打好了包。来拉废品的货车一辆辆地开上来,10几名工人把货往车上搬。

前段时间一直在下雨,所以货一直没卖,大家都等得有些心急。

“卖不掉货,就换不成钱啊。”来自云南文山广南县黑支果乡的小王说,捡废品的工人都不拿工资,全部收入要靠废品分成,老板拿四成,工人拿六成,所以捡得多意味着收入多。

不过,从去年下半年到现在,大家都觉得比较丧气,因为废品的价格一直在很低位徘徊,相比以前,收入少了很多。

小王的妻表叔,永州人老冯,正站在垃圾丛中收集纤维袋,他手里拿着一把锋利的弹簧刀,提起一袋垃圾一刀划下去,倒出来一大堆绿色的泥巴。那些都是工厂里出来的垃圾,除了袋子,其它都没用。纤维袋已经堆了一大堆,老冯说得有个百来斤了,现在6毛钱一斤,捡了一天,自己能分到五六十块钱。

老冯说,以前赚钱比现在容易,那时候行情好,捡到的东西也多,一天能赚100多元,现在一天顶多就五六十元。“可不比你们,体体面面,赚得又多哟。”老冯并不经常见到穿得整齐干净的人,一见面,心里就有“我们”和“你们”的区分,在他眼里,“你们”来自另一个世界。

老冯在垃圾场工作已经13年,常年光着膀子干活,身上每一寸皮肤都晒得黝黑发亮。他说自己已经13年没穿过上衣,即便是在冬天,也是早晨披着出来,一到垃圾堆就脱掉,他不怕冷,也懒得洗。“要不是为了遮羞,内裤我都不愿意穿。”

老冯身上一条齐膝的大短裤,一双黑色雨靴,都是垃圾堆里捡来的。“垃圾场,它就是个百宝场,什么都有,不用买。”小陈说,几乎所有工人的衣物都来自垃圾堆,比如老冯,就没见他买过衣服。自己虽然是司机,不捡废品,但也一样穿垃圾堆里的衣物。只有过年回家前,会去买一套新衣服,干干净净,“人五人六地回去”。出来打工的,回家都是荣归,不能被人瞧不起。

垃圾抵达场子前,早已经过城市拾荒者、环卫工人们淘过几次,所以能捡到的多是不太值钱的废品。工人们最喜欢的是电线,剥出来就是铜,价钱高,但是量很少,1‰不到。然而也有人捡到过宝贝——小陈伸出双手,在脖子和小臂上比划,手链、戒指、项链都有,全是金的,那一次那家伙可是赚大发了。

老冯说,那算什么,还有一个工友捡到过一个钱包,里面装着几千块钱呢。因此每当从垃圾堆里翻出钱包,大家都收起来,带到林子里,跟开彩票一样一个个拆开,林荫下的地面上,丢了一地的破钱包。更夸张的是有工人还捡到过小孩,从垃圾车上倒出来,有小被子裹着,几个月大的男孩子,哇哇地哭。

奇怪的村子

这些在城市制造的垃圾堆里谋生的人们,很少进入城市里光鲜的那一面。他们工作在垃圾堆,也住在垃圾堆,而垃圾堆往往都远离城区和人群密集的地方。老冯眼里那些“体面的人”不会来到这里,偶尔来一两个,故事就像《桃花源记》反过来讲一样。

在堆成一道巨墙的垃圾山下面100多米处,就是工人们的住处。两行简易的砖房,外面还用铁皮搭出一个个小间,就是他们的厨房,一户户人家就住在这里。

说一户户,是因为这里的工人都是夫妻搭档,一同在垃圾场工作,只有开推土机的小陈是单身。这个小小的“村子”里的“村民”来自五湖四海,湖南、云南、四川、重庆……然而大家都自顾自地操着乡音交流,基本不说普通话,各种乡音一句来一句往,居然毫无障碍。有一些夫妻,还带着孩子,三三两两的学龄前儿童,在这里玩耍,从破屋子玩到垃圾堆,喧闹嬉笑伴着鸡犬之声。

村子里养着鸡鸭,白天自己出去,到垃圾场里找东西吃,晚上各自归巢,回到主人家。卖了废品拿了钱,或者过个什么节日,大家就会把鸡鸭杀来吃。

对于鸡鸭都是吃垃圾长大这一事实,“村民”们一点也不介意,他们说,归根到底自己也是靠垃圾活着,除了不直接从垃圾堆里捡吃的,其它都是捡来的,考虑到食物也是捡垃圾换的钱买的,也可以算是来自垃圾堆。据说不但他们自己吃垃圾鸡、垃圾鸭,外面的不少居民,也会不时到“村子”里来购买,说是这些自由自在生活的走地鸡鸭,比养禽场里出来的味道好很多。

像鸡鸭一样自由自在的是人。“村民们”决定在这里定居下来而不去工厂上班,有一个共同的理由,就是自由。想干活就干活,想休息就休息,在破屋里睡一天,也没人找麻烦。水电都不要钱,老板全包,偶尔还送来几箱啤酒以示犒劳。大伙儿或坐或站一起喝啤酒是他们最幸福的时光,就像在老家一样。

垃圾堆里也有梦

第一天见到小王的时候,他正坐在自家铁皮房门口剥着铜线。

小屋里放着一张简单的床,床对面有个大肚子的小电视,电视上方的墙上挂着一个白光的节能灯泡,灯亮着,屋内依然幽暗。木板架起来的桌子上放着一台CD机,大声地播放着流行音乐。一只大老鼠从墙角下大摇大摆地走过去,小王看了一眼,继续剥他的电线。“有老鼠太正常了,晚上下床,一伸脚就能踩到一只。”

妻子和他一起,住在这个人与老鼠共同的家。2001年,15岁的小王来到东莞打工,在桥头镇一家工厂里,一个月领400多元工资。一桥之隔的惠州博罗一间工厂里,流水线上坐着他未来的妻子。两人相识相恋,很快结为夫妻,结婚那一年,小王18岁,所以年仅27岁的他,已经有两个孩子。原本父母也在东莞打工,2007年孩子上学,他们就回云南文山带孩子了。

他想把孩子带在身边,但条件不允许。上幼儿园,一年下来一个孩子就得1万多块钱,根本吃不消。现在孩子都上小学了,在家都是免费。

小王在老家修了一幢两层小楼,花掉了他和妻子打工10年的全部积蓄。楼修起来了,但没人住,一直空着。用这么多钱盖个没用的房子,为何不干脆用来投资做生意?小王说自己天生不是做生意的料,没那个命。现在也想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盖房子,就是觉得到了这个时候就要盖,没什么道理。

小王夫妻俩在这场子里干活,平均一个月收入五六千元,刨去1000元左右的生活费,其它都能存下来。去年,他在东莞考了驾照,小本本一直放着。如果出去当个司机,收入也能比现在高,而且相对体面,但小王说,自己开车还是个“菜鸟”,现在已经忘得差不多了,没人会请这么没经验的司机,从对别人负责的角度看,也不要去祸害人。

他收着小本本,存着钱,就是想将来自己买辆车。“商务型的小面包,空间够大,舒适度也不错,还能拉货,价钱也不贵。”说起车来,小王眼里放光,性能、外观和乘坐感受都说得头头是道,忽然又眼神一暗说,那只是梦想,说多了不好意思呢。

真有钱买车,他也要回老家文山去买。他已经打定主意,再干几个月就回老家了,家里修公路,能找到活干,有钱就承包一段,挣得多点,没钱就当工人,一天也能拿100多元,比在垃圾堆里混要强。

小王身边,丢着一张捡来的影碟,《大侦探福尔摩斯》。封面上印着小罗伯特·唐尼的脸,他以为是钢铁侠。“钢铁侠,那家伙有钱啊,做人做得潇洒!”

被害怕的未来

小王还可以回家,但他的许多同行,则似乎走不了这样的回头路。

随着垃圾填埋场日渐没落,许多人未来的生活出现了深深的隐忧。按照东莞的计划,去年就应该对垃圾实现80%的无害化处理率,主要方式是生物发电,所以这几年在媒体上,传统的垃圾简易填埋场,都被称为“城市的毒瘤”。

老板黄先生是广东茂名人,去年包下了旧飞鹅这个场子,投入百余万,但第一年就亏了本。黄先生说,垃圾里有用的东西越来越少,废品的价钱又越来越低,很难赚钱,也看不到起色。这种业务状况,暗示着这些垃圾填埋场的命运。

虎门镇远丰村的垃圾场,比旧飞鹅垃圾场要有名得多,因为垃圾山下的远丰村,成了“癌症村”,5年前被媒体报道后广受关注。现在远丰垃圾场的作业已经规范得多,先要铺上防渗膜,然后一层垃圾一层土地压实,最后还要种上树。垃圾场下面建起了污水处理厂和生物发电厂,远丰村已经闻不到臭味,搬走的村民也陆续回迁。工人们在垃圾场,已经逐渐不准捡废品,专心作标准化处理。

许多垃圾填埋场的工人,都换过几个场子,就是因为一个一个变得“不景气”。未来几年,这些填埋场都会被逐步关闭。那些在垃圾场干了许多年的工人,感觉对前途有点害怕。

远丰村填埋场,四川达州人老陈已经50岁,在多个垃圾场干了一共10几年,除了垃圾场,不知该往何处安顿。

垃圾场就是他的家,七八十岁的老母亲跟他一起住在垃圾山旁,天天与恶臭为伴。老母亲身形佝偻,头发斑白,仍然闲不住,在垃圾场里养了一大群鹅,养得肥大,站起来有自己半身高,还养着一群黑山羊,天天在垃圾堆里寻找食物,这里,俨然已经成了老人的牧场。

老陈的谈话中,处处表现出对垃圾场的感情,不说它一句坏话。

和老陈处境相似的,还有同为达州人的36岁的妇女蒋家成,她在东莞的垃圾场已经干了14年,也就是说,除了垃圾场的活,她可以说什么都没做过,也不会做。

她从不嫌脏,也不嫌臭,甚至不在乎对身体的危害。她和丈夫一个上白班一个上夜班,很少时间呆在一起,她也不介意。一出来工作就进了垃圾场,一干就从未离开过这个行业,她说这就是缘分,也是命。然而现在渐渐变成了“宿命”,她不知道还能在熟悉的垃圾场里干几年。

天气很热,记者请工人们每人喝了一瓶啤酒,他们就都爽快地答应来张合影,爬上废品堆成的高墙,挤出一点笑容。看着照片里每个人脏兮兮的模样,小陈竟然还说了一句颇具深意的话:我们是很脏,但城市因此很干净。

然而在城市里,他们只是一个被遗忘的符号。

来源:http://blog.sina.com.cn/s/blog_4c9474490102enbq.html?tj=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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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6月14日, 12:54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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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网事纷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