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米塔夫·阿查亚:亚洲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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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米塔夫·阿查亚  

  
  亚洲将在 21 世纪的全球治理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随着亚洲各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西方很多学者认为权力从西向东转移是一种必然趋势,未来亚洲将成为世界的领袖。美国著名国际问题研究学者、美利坚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教授阿米塔夫·阿查亚(Amitav Acharya)基于对历史的深入考察,认为日本、中国和印度等大国都未能获得在本地区成为领导者的足够合法性,它们的大国雄心与参与全球治理之间存在冲突。他建议,亚洲各大国可以通过更多参与地区论坛做好准备,以便在全球治理中扮演更加强有力的角色。包括气候变化、能源、流行病、非法移民在内的诸多全球问题都根源于亚洲。通过在地区层面对这些问题进行联合治理,亚洲大国可以制约其竞争对手,得到邻国的支持并获得相应技能。这种技能可以使亚洲大国以领袖的地位和实力,在全球治理中做出重要贡献。本文发表于英刊《国际事务》2011 年第 4 期,原题为 《亚洲能领导世界吗?21 世纪的大国雄心和全球治理》。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2007 年,印度籍诺贝尔奖得主阿玛蒂亚·森 ( Amartya Sen) 就曾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为应对全球性问题—包括恐怖主义、暴力及全球分配不公等等—带来的挑战,在如何治理、尤其是避免不当治理方面,亚洲是否已经做好充分准备来充当全球意见领袖?”
  关于亚洲崛起的著述已经非常丰富,但亚洲对全球治理的贡献却鲜被提及。确实,随着地区经济、政治实力的提升,亚洲国家对国际秩序的看法也在不断变化。为维护本国和本地区的利益,许多亚洲国家都日益要求在更多国际事务中拥有发言权。但这些现代亚洲国家在建立之初,其开国领袖却都只关注推翻殖民统治、摆脱西方控制、争取国家主权的独立和平等问题,他们中许多人也寻求从西方获得债务减免和经济援助。当时,亚洲国家对国际秩序的主导性看法应该属于所谓的”防御性主权”观念。
  然而,如果说世界权力中心向亚洲转移是铁定的事实,该趋势不可逆转,那么亚洲国家就理应适时转变其处理国际关系的观念和方法。譬如,有些人就会提出亚洲国家应该利用其近几十年的经济发展成就,在应对全球性问题上争取分享领导权,而不应继续奉行”防御性主权”的外交政策。可是正如本文所揭示的那样,亚洲大国—中国、印度和日本—在竞逐全球性领导地位的过程中,似乎更关心自身国家权力的扩张和合法化 (利用传统的国际关系理论和方法) ,而非为全球治理做出贡献。
  亚洲大国渴望被当作全球性大国并获得相应对待,但它们对参与全球治理却又犹豫不决,贡献有限—这两者构成一个似是而非的矛盾,这是当今全球治理面对的主要挑战。这一问题因下列因素的影响进一步复杂化:”政治实用主义”思想日益影响中国、日本和印度对国际事务的参与; 印度和中国的发展都面临资源约束,其中中国面临的约束在程度上稍弱;印度和中国在自我身份认同上拥有相同的历史遗产,二者同属所谓的”第三世界”; 日本参与国际事务时则面临政治上的限制; 在与周边各国的关系上,三国都存在某种程度上的”合法性赤字”。
  亚洲地区极为多元化,关于其界线并无共识。并不存在关于亚洲的唯一定义,亚洲也不拥有统一的声音或者身份认同。如果要说存在亚洲对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的某种定义或者贡献,则可能是以偏概全。亚洲各国元首所表达的其实都只是各自国家的观点。此外,对于亚洲在国际秩序中的地位,亚洲各国也还缺乏理论思考,虽然亚洲国家有越来越强烈的意愿在全球治理机制中提高亚洲的领导力,但对于全球治理问题,它们缺乏一致的、连贯的亚洲式思考。欧洲的知识界和决策层在津津乐道于欧洲在全球秩序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全球规范制定者”角色,可是关于全球秩序,亚洲连集体和地区性的想法都尚未建立起来。
  一个国家或地区对于国际秩序以及自身国际地位的想法并非一成不变,而是会随着该国或该地区内外的形势发展不断成型或被重塑。要对任何地区的这类想法的转变作出预测和解释都不容易,特别是在亚洲这样急剧转型的地区,其经济、军事实力在全球格局中的地位正发生巨变,这种预测、解释就更为困难。举例来说,冷战刚刚结束,中国、印度和日本各自对自身国际地位的认识就发生了重大改变,这些改变既折射出各国国内政治、经济实力和政策的变化,也折射出国际时局变化给各国带来的影响。印度抛弃了传统的不结盟政策,有些人甚至认为印度完全偏离了尼赫鲁的战略。中国放弃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主义国际”的信条,转而采取一种可被称为”新威斯特伐利亚式”的国际观。日本对国际秩序及自身国际地位的看法也同样发生了显著变化,在追求成为”正常国家”的过程中,这种变化对其外交政策和安全框架具有重大影响。
  
  一、历史背景:”因循守旧”的日本、”修正主义”的中国以及 “权变”的印度
  
  要研究亚洲在全球治理中的角色,理想的起点是从亚洲三个大国—中国、日本和印度—正在发生转变的自我形象与”国家角色构想”着手。国际关系研究者通常用”现实主义”和 “理想主义”( 包含自由主义要素)这两个概念来描述各国及其领袖的世界观。现实主义派学者将国际关系视为国家间的利益角逐游戏,认为永远存在战争的可能,真正的国际合作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理想/自由主义派学者则乐观地认为,通过国家间的经济相互依赖、国际组织和共享的民主治理,国际冲突可以得到化解。可这两个概念都源自西方的理论和经验,都不能真实反映亚洲领导人(或”自行其是”或兼收并蓄)的观点和战略。比如,印度的尼赫鲁是一个典型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但他的世界秩序观与威尔逊创立的自由国际主义有很大的相容性。缅甸领导人昂山自称是国际主义者,但却致力于捍卫亚洲的经济依存和地区一体化。虽然一些分析家提出,现实主义极可能是亚洲领导人作出决策时的主导性思维模式,但这并不阻碍亚洲国家在全球层面—越来越多地在区域层面—参与多边合作,比如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是亚洲最为杰出的实用主义政治家。
  战后的国际秩序其实是 “欧洲国际社会”的延伸,由西方以绝对优势所主导。因此,要研究针对国际关系问题的”亚洲式思维”,对战后亚洲各国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进行评估应该是一个比较好的办法。虽然前人对亚洲国家间的同质性多有描述,但对于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亚洲各国的立场其实存在明显差异,可将它们分别概括为:融入式 ( Conformist) 、修正主义式 ( Revisionist)以及适应式 ( Adaptive) 。
  战后的日本体现了典型的融入式态度,也是第一个通过模仿西方实现自身现代化的亚洲国家。日本凭借其经济成就和军事实力,在明治时期就被欧洲有限度地接纳为”文明国家”,后来因其意图称霸亚洲才转而发生对抗。战后的日本尽管保有鲜明的文化及政治风格,学术界百花齐放,但其对国际制度体系仍采取一种融入的姿态,吸收西方的观念、规则和法律,并成为西方金融体系的重要利益相关者。在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中,日本也许算不上是一个”好好先生”,但它绝不是、也从来不是那个 “可以说不”的日本。
  与日本形成鲜明对比,共产主义中国是引领亚洲的修正主义类型的国家,在立场上处于另一极端。国民政府时期,中国也曾是一个融入者,但到了共产主义中国,情形发生了转变。中国史专家陈兼认为:”从建立伊始,毛泽东开创的新中国就通过质疑、否认 ‘国际关系标准’的合法性,对西方霸权—特别是美国—提出挑战。”
  印度的立场则处于中、日之间,可称之为适应式态度。尼赫鲁排斥欧洲式的国家政治学,他提出要建立一个由国家构成的”世界协会”,要承认各国的实质平等。但尼赫鲁对西方霸权的批判以及在亚洲建立反西方阵营的尝试,都未得到实质发展。在 1947年的亚洲关系会议 (尼赫鲁为主要组织者)和 1955 年的万隆亚非会议 ( 尼赫鲁为联合承办人)上,尼赫鲁的立场都相当中庸。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提议建立一个永久性的亚非地区联盟,虽然此前尼赫鲁一直倡导亚洲统一并维护共产主义中国,但还是对周提出反对意见,他坚持捍卫联合国的地位。尼赫鲁的”不参与”理念 ( 这一理念日后被发展为 “不结盟” 原则) 本质上是西方的”不干预原则”的变通和延伸。
  相比中国和日本,东南亚国家当时的窘境和地位与印度更为相似,它们总体上接受当时能保障其国家独立的国际秩序,特别是那些主张不干涉别国内政、支持外交相互依存、维护国家主权和平等的规则,但也有两个例外:一是在 20 世纪 60 年代,苏哈诺执政时期的印尼曾经退出联合国,走过一段很短的修正主义道路; 二是在 20 世纪70-80年代,越南走上了共产主义道路。缅甸的昂山和吴努总理是接受西式国际规则的早期典型,晚近的东盟以这些规则为基础建立了地区性国际联盟。
  亚洲主要国家针对当时国际秩序的立场差异,表明亚洲内部对如何治理本地区乃至整个世界存在较大分歧。日本作为亚洲第一个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有着高度的文化和政治优越感,这使其迫切寻求建立”东亚共荣圈”。虽然当时日本对西方取得的军事胜利鼓舞了亚洲的民族主义者,但日本试图建立一个排外性的政治经济区域联盟的提议,却没有引发类似影响。昂山因此认为:”新的亚洲秩序……不是,也不可能是军国主义的日本所寻求的共同繁荣圈,不应该是新的亚洲门罗主义,也不会是帝国主义或者货币联盟。”
  二战结束后,亚洲各国对国际经济关系秉持的信条有很大差异,其中尤以中日之间的分歧最为突出。但具讽刺意味的是,印度的经济发展道路竟与社会主义中国有诸多相似之处,却与同为民主政体的日本大相径庭。亚洲三个大国的分歧导致亚洲没有一个国家能成为该区域的领导者。二战的结束宣告了日本建立”东亚共荣圈”这一企图的破灭。从 1947 年到 1955 年,亚洲的主角是民族主义下的中国与尼赫鲁思想下的印度 ( 属于竞争关系) 或说印度与共产主义中国 (更像合作关系) ,虽然二者都推动建立一个区域性的多边联盟,但谁也没有成功。最终,一小群东南亚国家因惧怕亚洲大国主导地区事务,而在 1967年组建了东南亚国家联盟。该组织能幸存下来,恰恰因为它不为亚洲三个大国中的任一国家所领导。亚洲三个大国未能有效领导亚洲建立切实可行的区域性制度,导致东盟成员国整体获取了区域主义的领导权,这种情形从此成为亚洲区域治理的一个典型特征。
  这种情况如今是否改变了? 冷战结束,亚洲各国普遍坚持国家资本主义式的经济发展,诸如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这样的多边地区组织不断涌现,这两个事实已经有效消除了”融入-修正主义-适应”之间的分裂。如今,、中国、印度以及东盟成员国之间对如何发展经济,不存在根本分歧。印度 ( 通过摒弃尼赫鲁式的不结盟政策) 和中国 (通过摒弃毛泽东主义) 在对外政策上也向日本式的融入立场靠拢。从这一角度讲,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三个强国都可被称为现有国际秩序的维持力量 ( “维持现状”国家)。亚洲各国普遍接受了东盟倡导的地区多边主义。
  虽然亚洲各国针对全球秩序的看法明显趋于一致,但它们在全球治理、全球性机构改革方面还缺乏共识。有些人认为,印度和中国同时崛起,各自又分别摆脱了不结盟政策和社会主义思想,两国可能因此面临更多竞争而非合作。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和印度如今在国际秩序中扮演的角色的确类似:二者都是踌躇满志的超级大国,都致力于维护自身的国家利益,都意图在全球范围内提高自身实力和影响力,并且都可能在处理国际纠纷中诉诸武力。现实主义者认为,21世纪的亚洲显然陷入了日趋紧张的地区安全困境,这与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欧洲国家所经历的情况不无相似。
  此外,对于民主制度、地区稳定和国际秩序之间的关系,亚洲国家至今仍存在不同见解。虽然亚洲各国领导人都开明地认为,经济相互依存是维护和平的力量,国际性(包括区域性) 组织是区域治理的有用工具,但对于民主制度的作用,它们却存在深刻的认识上的分歧,民主制度能促进经济发展还是使其停滞不前?民主制度对亚洲国家是否适用? 民主制度能否成为增进国家及地区稳定的力量? 民主制度是否是解决暴力、动乱的良方? 对于这些问题,见解不一。
  
  二、大国雄心与全球治理
  
  在中国,政界和学术界正兴起对未来国际秩序的理论思考。中国研究国际关系,主要是想把中国塑造为推动国际秩序发展的一支积极力量,努力使中国的崛起合法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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