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凯文：林彪事件研究的再思考
——与高华商榷
“林彪事件”的研究在海内外一直就是一个热点，甚至有人干脆称之为“林学”。“林彪事件”的研究之所以能够成为热点和一门大家感兴趣的课题，其主要原因就是它对于中共的历史，乃至于中国现代历史来说，实在是太重要了，而官方对有关问题的研究和资料的严密封锁和一家之言，不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使之更加吸引众多研究者和普通人们的目光。2004年明镜出版社出版了笔者主编的《重审林彪罪案》一书，就是对官方多年以来一家之言的突破。两年以来，笔者一直十分关注这方面的研究动态，除了2006年初中共文献研究室前主任逄先知在《〈毛泽东传〉对建国以来几个重大历史问题的研究》〔1〕一文中转弯抹角地对该书一些观点作了反驳外，一直未见有其他学者写出有份量的争鸣文章。前不久，本人收到香港中文大学杂志《二十一世纪》双月刊，笔者注意到高华先生发表了一篇文章《革命政治的变异和退化：“林彪事件”的再考察》〔2〕（以下简称“再考察”）。笔者拜读之后感到高先生为文的目的是针对《重审林彪罪案》一书中的主要观点而来，然通观高文，错谬之处甚多，笔者不仅没有见到高先生曾经有过的对官方史学的质疑和独立思考精神，且整体行文与逄先知这种官方学者有异曲同工之妙。整篇文章立论虚妄、史实不清，以致自相矛盾、人云亦云。正是有了这个感觉，笔者深感就“林彪事件”这一课题，还有很多问题值得进一步探讨，很多观点值得商榷。笔者愿抛砖引玉，就高先生文中的一些问题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就教于各位方家。
一、文革之前的林彪，醉心于权力还是淡漠于权力？
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一开始，就用了很长的篇幅论述林彪“出山”的过程，意图证明林彪的“出山”并非是被“逼”出来的，而是林彪本人“不能真正做到‘闲云野鹤’，无欲无求”，不仅如此，“在1958年5月的八届五中全会上，林彪被毛任命为党的副主席，成为中共核心层第六号人物，排名在邓小平之前。此举和林彪无关，完全是毛的布局，却燃起了林彪的欲望。”高先生总结毛林关系时说“第一、毛对任何人都不信任，他在提拔林彪时，对林彪还是有颇深的怀疑的。第二、毛也是坦率的，他就是以此告诫林彪，要摆正关系，这就是毛和他的关系是君臣关系。”高先生认为“这两点，是理解文革期间毛、林关系的关键。”不难看出，高先生这番高论的内涵就是林彪自己有野心，想向上爬而最终攫取最高权力。实际上，高先生这一论点贯穿于《再考察》全文。
那么高先生在《再考察》一文中举出哪些直接的证据证明了林彪的野心呢？笔者细读了高先生这一章节，却没有看到高先生给出任何可信的、有说服力的证据，高先生所说的林彪“野心”全是自己的想像和臆测。我们来看看高先生是怎样描述林彪的“野心”的。高先生说：“1953年大区撤销，对他（指林彪——笔者注）一时没任何安排，当高岗来动员他时，他和高岗谈得非常投机，高岗被毛抛弃后，林彪再度谨慎起来。”再如，“1961年9月23日，毛在武汉和英国蒙哥马利元帅谈话，明确表示，他死后，刘少奇是接班人。毛向蒙哥马利放话，是事先有准备的一项精心安排，重点是面向国内高层，其目的是为了平稳渡过当时他所面临的难关。蒙哥马利回国后把毛的这番话公布出来，外交部把蒙哥马利的有关叙述专发一个简报，发至地、师级，使林彪很受挫折。”笔者想问一下高先生，高岗何时何地动员过林彪？既然是高岗出面“动员”林彪，高岗提出哪些条件来“动员”林彪的呢？动员林彪去干什么？林彪又是如何与高岗“谈得非常投机”呢？林高之间又作了哪些“交易”？如果仅仅是林高曾经见过一面谈过话，就能够因此证明林彪有“野心”吗？再如：蒙哥马利访问中国是一件公开的活动，毛泽东的有关谈话，按中共的办公方？，随即就在政治局常委和政治局、书记处传阅，党内高层应知之甚清，正如高先生自己所言，毛的放话是一个精心策划的计谋，林彪难道会看不透毛的真实想法？然后林彪就会因为这个谈话而“很受挫折”？那么再请问高先生，国内通报了蒙哥马利谈话后林彪有什么具体表现显示出林彪“很受挫折”？至今，关于高岗对几个党内重要人物进行游说，鼓励他们反党一事，由于彭德怀案的彻底平反而被人看成了毫无根据之事。而毛泽东自文革开始以后多次自述的他与刘少奇进行斗争的过程，已令那次他和英国蒙帅的谈话成为不能作为毛泽东真实心境的举证。高先生作为历史学家，在写文章时总不能想当然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给历史人物随便戴上这样或那样的帽子吧？
高先生文章中存在的另一个问题就是论点与史实不符。高先生说：“到了文革前夕，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已空前增加，历史上中共长期又是党军一体的传统，在这种形势下，林彪出山已是顺理成章，而且林彪出山还代表了更广大的军队利益的扩张，能够得到军队系统的支持和拥护。”笔者对此有不同看法。文革前夕，中央最高层的政治人物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邓小平。这七个人当中，只有林彪一人是真正意义上的军队代表，除毛泽东外，其他人都不染指军队工作。此外，政府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人也不是军队的干部，尽管一些省市自治区一把手名义上兼了当地军区的政委一职，但是他们基本上都不参与军队的事务。至于中央常委诸人，大家为了避嫌，更不会主动过问军队的具体事务。要说中国政治力量彼时有所增加的，那应当是刘少奇、邓小平、彭真的力量，引起了毛泽东极大的不安和猜忌。如果不是那样，毛泽东发动文革，重新回到“一线”执政的动机就没有了。文革前夕，虽然人们可以在广义的范畴上称军队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比重大为增加，诸如社会上掀起了学习解放军的高潮，也推出了雷锋、王杰等学习榜样，但是军队真正主导了国家政治生活却是在文革之中？为混乱的1967年1月上海夺权之后，由于毛泽东号召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夺权，造反派应运而生，以致各地区各单位都形成两派，派性斗争不断，甚至大打出手，国内局势一片混乱。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不得不借重军队的力量搞“三支两军”，以稳定全国的局面，好继续他的文化大革命。由于“三支两军”的出现，大批军队干部被派到地方、机关、工厂、学校等，军人由此成了各省市、地区及各部门的主要领导人。但这并不是他们自己想要干预或控制地方政权，而是奉了上级的指令搞“大联合”或“三结合”，重新调整领导班子，使之更符合毛泽东搞文革的要求，并在中共中央的领导下尽快恢复正常的工作和秩序。“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比重空前增加”是文革当中特殊情况下的特殊产物。此外，高先生说“林彪出山还代表了更广大的军队利益的扩张”，更是牛头不对马嘴。高先生有何事实证明“军队要扩张利益”？军队的利益又是什么？是参与那个不明方向随时会触怒了毛泽东的文革乱局？还是获得极大经济收益发上横财一笔？在毛泽东和中共领导下的解放军一直强调“党指挥枪”，中共建国后，军队一直在毛泽东的严格掌握之中，直至文革之前不曾干预国家的政治生活，高先生能否给出军队在文革前夕要“扩张利益”的具体事例？
现在我们还是回到林彪出山这一问题上来。从中共建国开始到文化大革命，林彪个人的生涯大致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建国到1956年中共八大。建国伊始，林彪的身体就处于生病状态，且病得不轻。林彪的贴身内勤楚成瑞回忆说：“1950年9月，林彪去苏联治病和疗养，1951年10月回国。1953年春天，林彪病情出现反复，旧病没好，又添了新病，住在城里嫌吵闹。6月，搬到了颐和园里的翠云轩。当时，林彪的病已经挺重了。我记得由于当时颐和园的路不好，不适合汽车行走，车开不进去，大家只好把他用担架抬进了翠云轩。这一年是林彪1938年3月负伤以后，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主要是怕冷、怕热、腰痛、头痛、失眠，一天到晚静不下来，需要不断地活动，一到晚上更厉害。他不睡觉，内勤也不能睡觉，每天照顾他最少要20个小时，几拨服务人员都给累垮了。”〔3〕由于身体不好，林彪几乎不参与任何政治活动，这一状况持续到1956年中共八大。
第二阶段，从1956年中共八大到1959年接替彭德怀担任国防部长。1955年4月，在中共七届五中全会上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8年5月，在中共八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和中央副主席，排名在总书记邓小平之前，位居第六。但是党内的这一安排并非林彪自己出面争夺而来。高华先生自己也承认：“此举和林彪无关，完全是毛的布局”。毛泽东为何这样布局？现在史学界的普遍看法是，毛泽东通过提升林彪党内地位借以制衡掌管军队的国防部长彭德怀，埋下了日后由林替彭的伏笔，但是在当时彭德怀依然是军内最主要的领导人。高先生说：“林彪悟出毛的用意是要把他‘当高岗用’，更知道毛此举是要用他来平衡刘、周。林彪马上以行动向毛献忠心邀宠，在当上中央副主席的第三天，就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发表讲话，破题定调，既打刘伯承，又捧毛。”从《再思考》一文引用的资料来看，高先生并不清楚当时的具体情况，对于人民解放军发展过程中这样一段重要的历史，在不知道的情况下说出这样无知的话，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想必只是想当然地将一些情况东拼西凑借以批林，并诛心地认为“林彪悟出毛的用意是要把他‘当高岗用’”。1958年军队内部批判刘伯承主要是彭德怀主持，这实际上是三十年代中期彭德怀批判军内“教条主义”的延续。著名文革史研究者迟泽厚先生对此有过论述，迟先生说：“1958年5至7月，在毛泽东支持下由他主持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把工作中的一些不同认识和人事关系方面的问题，提到路线斗争的高度，批了刘伯承元帅和负责全军军事训练的萧克、李达等一批人的‘教条主义’以及国防部副部长、总参谋长粟裕大将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迫使他们违心地多次检讨，尔后又对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作了组织处理，并广加株连，使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受到重大挫折，也使不少军队高级干部心中蒙上一层阴影。此事作为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最高负责人的毛泽东当然要负责任，但身为主持军委日常工作的副主席和这次会议主持人的彭德怀，也难辞其咎。”〔4〕事实上，这桩历史公案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刘伯承、粟裕等人受到不公正对待后来都由中共官方予以平反，事实证明林彪对刘伯承等人被批判撤职没有起什么作用，林彪曾经讲过一些话不过就是一个走过场形式罢了。高先生说林彪“破题定调”更是不实之词，显然，“破题定调”者乃毛泽东，而具体实施者乃彭德怀。高先生不将矛头对准这起运动的主要发起人毛泽东和主持人彭德怀，不敢引用他们对刘伯承的批评和讲话内容，也不敢引用其他一些军委常委（包括邓小平）和元帅们对刘伯承的批评，更不敢触及毛泽东的领导作用，却对准不起主要作用的林彪大批特批，是不是有欠公允呢？这段时间中，林彪虽然贵为党中央副主席，但却没有什么实权，也不介入具体事务，军中主事者仍然是彭德怀元帅。
第三阶段，从1959年到1966年文革开始。由于大跃进的失误，彭德怀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向毛泽东上书，而毛泽东却认为这是彭德怀对他权力的挑战，于是发起了批彭运动，连带着揪出了所谓的“彭黄张周反党集团”。高先生认为：“1959年庐山会议后期，林彪被毛搬兵，一上庐山，就有力助毛，批彭的调子最高，骂彭德怀是‘伪君子’、‘野心家’、‘冯玉祥式的人物’”。高先生在此又言过其实了。林彪上山时，彭德怀的倒台的命运已被决定，彭德怀的罪名是“反党集团”、“右倾机会主义”、“军事俱乐部”和“里通外国”等，而这些最要害的罪名都是毛泽东和刘少奇安在彭德怀的头上的，林彪说彭“伪君子”等批判的是彭的个人品质，而非政治问题，更没有给彭上纲上线为“反党集团”，这如何说得上林彪“批彭的调子最高”？如高先生此说成立，那么又该将毛泽东和刘少奇对彭的斗争批判置于何地呢？1959年10月成立了新的中央军委，军委主席毛泽东，副主席林彪、贺龙、聂荣臻。林彪亲自推荐罗瑞卿出任军委秘书长兼总参谋长。吴法宪回忆说：“据我所知，庐山会议以后，林彪基本上把所有的事情都交由罗瑞卿去办。军委的工作，实际上是罗瑞卿在那里具体主持。大大小小的事情，以及每次召开的？总部、各军、兵种负责人的办公会议，都是由罗瑞卿主持，另外还有萧华在一旁协助。在当时，一些事情他们不点头，就办不通。林彪实际上没管多少事情”〔5〕。林彪曾一度更多关心的是，抓军队的方针大政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1960年9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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