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力建 | 金猴奋起千钧棒，只缘妖雾又重来

作者：信力建 

金猴奋起千钧棒，只缘妖雾又重来

——从朱镕基到李克强

中国经济似乎又进入了一个多事之秋，这集中表现在所谓“钱荒”的出现：5月份信贷投放仅为6670多亿，6月汇丰PMI指数创9个月最低，世界银行及国际研究机构纷纷下调预期中国GDP。进入6月份，同业拆借市场利率迅速攀升，其中隔夜拆借利率涨幅尤为迅猛。从4.5%起步，盘中先后攻破10%、20%、30%大关，不断刷新银行间市场成立以来历史纪录。在它的带领下，1个月以内的中短期资金价格全线飙升，7天期质押式回购加权平均利率周四涨至11.6217%，也创下2007年银行间市场成立以来的新高。同日，市场上曝出央行向工商银行注资500亿元，及中国银行由于流动性紧张发生资金违约等诸多传闻，银行间市场被迫延迟半小时收市，震动整个金融市场。应该说，这一次的“钱荒”，并非货币供给出现严重短缺，而仅是资金投放出了结构性问题——不是没钱，而是放错了地方。缘此，此届政府并没有延续银行一叫苦就开闸防水的老套路——在日前央行二季度的货币政策例会，会议延续的是李克强总理所提出的“优化金融资源配置，用好增量、盘活存量”的思路，准备“更扎实地做好金融风险防范”。在银行间资金紧张之初，也就是隔夜拆借利率刚开始“异常”的时候，市场纷纷呼吁央行尽快降息降准，以再度放松货币信贷政策，来缓解短期流动性的紧缺——重复曾经的“紧缺就刺激”的政策路径。央行表现依然十分淡定。在周四进行的公开市场操作中，众人期盼的逆回购仍旧没有现身，而20亿元的央票发行却彰显了管理层“铁血纠偏”的坚定态度。

李克强这一面对四大银行以拆借方式倒逼中央迫使开闸放水而不为所动的“铁血纠偏”，让人不禁联想起二十年前朱镕基总理“铁腕治通”的如烟往事，并庆幸，中国终于又迎来了一位以经济手段治理经济问题的内行总理。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朱镕基上任之际，中国正面临着建国以来最为严重的通货膨胀。1993年居民生活费用价格增长14.7%，1994年增幅上升到24.1%，其中副食品价格增长31.8%。与通货膨胀相伴而来的各种经济问题和社会问题，危险丛生。人们惊惶地找出最后一个硬币，买米，买油、买盐，买任何一种可以过日子的日用品。企业人心涣散，银行成了国企的提款机。行政机构不务正业经商，炒汇。贪污腐败成风。与此同时，中国到处都在传染浮躁。地方政府官员不再乞求中央政府给钱，他们忽然发现有更好的办法弄到钱：到银行去，想拿多少就拿多少。每个城市银行里的官员都是他们任命的，自然惟命是从。中央银行对货币和信贷的控制不再有效。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银行里的钱正在滚滚而出。4月份统计局发布报告说，地方政府的投资比中央政府还要多。在商品市场上，通货膨胀真的卷土重来了：大城市的生活物价指数涨了百分之十七，而原材料价格上升了百分之四十。1988年以来，人们再次萌发抢购商品的冲动，贮存美元、黄金和优质耐用消费品的现象日益普遍。看到这种情况，世界银行的专家也开始坐立不安，1993年5月，世界银行向中国政府发出警告：“这些现象如不及时制止，当经济增长率放慢时，可能演变为一场金融风暴。”

就在此阴霾四起之时，当时还只是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昼夜苦干，很快拿出了包括：提高存贷利率和国债利率；收回超过限额的贷款；股份制公司挂牌上市；削减基建投资；削减行政费用百分之二十；停止用“白条”支付农民的粮款；停止地方当局向企业和农民集资的“十六条”。6月24日，这些办法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颁发全国执行，成为震撼全国的“十六条”。这还不算，他又接连发出了七个指示，把国务院的十个督察组派到二十个省区（后来又嫌不够，再增加七个省）。与此同时，内外舆论一致呼吁，局部服从整体，下级服从上级，全党服从中央，保证中央政府政令畅行。这种将经济与党纪联系在一起的办法，让那些地方的官员不敢放胆胡来。

为了贯彻这一治理通胀的决策，朱镕基使用铁腕，整顿吏治，尤其是金融界的整肃。他毫不客气对那些为所欲为的银行施加压力，使他们不得不把发放出去的贷款都收回来。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在位之时，国务院颁发七次指示，予以约束，都不管用。朱镕基在无奈之中，改而采取组织整饬，自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免了原行长的职。司法部门也迅速介入进来，先是拘留了中国农业银行衡水中心支行行长赵金荣和副科长刘淑红。4月1日，这两个人连续开出二百份备用信用证，总金额一百亿美元，拱手交给两个在美国纽约注册公司的骗子。还有一个名叫沈太福的中年人，到处张扬如果有人把钱借给他，他可以支付“年息百分之二十四”，转眼间就有十万人交给他十亿元。沈自己贪污二百万，还有若干行贿党政官员和党报记者。牵涉到这个案子里去的人可真不少，一律从严惩处。其中官位最高者名叫李效时，是国家科委副主任，受贿五万二千元，被判二十年徒刑。沈太福这个人，既搅乱金融秩序又腐蚀党的干部，惹得朱镕基大发雷霆，更是不能放过，经过一番严肃审判，就被枪毙了。到7月底，就把拆借资金收回来三百三十二亿元，还增加了四百零五亿元的储蓄。银行以此为储备，又可以发行几百亿元去收购夏粮了。国库券又有人买了，财政部不再厚着脸皮找银行借钱发工资了，股市也止跌趋稳了。报纸上兴高采烈地欢呼“宏观调控初见成效”。世界银行驻华代表处的官员们也松了一口气，连连说，“十六条计划的初步成果令人鼓舞。”

为收缩银根，朱镕基还停建一切楼堂馆所，声明银行不是政府和官商的提款机。食品价格高居不下，国家储备粮库开仓放粮，四百亿斤储备粮平下的不只是老百姓恐慌的心里，更重要的是人民对政府的信心。同时顶住了聚众闹事，卧轨示威等巨大压力。强行汇改；国家标价汇率为人民币对美元5:1；而国际市场的汇率则为8.3:1，自由市场上更是高达10:1；汇率漏洞成了有办法的人们的生财之道。汇率并轨使大量利益集团断了财路。是朱镕基顶住巨大压力，要知道这些有办法的是都是些什么人。但外贸却由此慢慢走出了困境。当时朱镕基有言“我准备了一百口棺材，九十九口是给腐败分子的，一口是留给自己的”。就是仗了这样的铁腕，一大批政治、经济腐败高官落马，中国经济软着陆成功。更重要的是，朱镕基则改变了中国人的懒惰性。可以说没有朱镕基破釜沉舟的国企改革，就没有现在国企、民企效益第一，竞争第一的意识。让城里人放下面子，放下架子自力更生。中国人现在到西伯利亚种菜，到非洲打工，到全世界去劳动挣钱。

正是有赖于朱镕基在金融方面的大力整顿，中国经济才从危险边沿走了回来。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中国得以有惊无险。朱镕基的货币政策让中国独善其身，并全力支持香港打退了大鳄索罗斯的进攻。如果当初没有朱镕基的汇改，经济实现软着陆，提前补了中国经济的漏洞，那共和国的经济大厦在九七年轰然倒下也是极有可能的。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朱镕基总理执政时强调的是收紧银根、严控金融，但对土地却是全面放开的。当时，政府对土地的出让基本上是采取行政划拨或协议转让的方式；但在金融管制方面则十分严格；而现在，对土地供应实行全面的政府垄断控制，甚至带有计划经济管理的色彩；金融业却由于长期受压而强烈求变、银行纷纷改制上市，难以采用中央集权严控和管理，结果形成“严土地、宽信贷”的局面。

如果说上世纪九十年代朱镕基面临的是银行充当政府提款机造成的话，则此次钱荒事件乃是银行自身牟利而成。这首先表现为银行扩充太快。截至5月末，我国M2余额104.21万亿元，同比增长15.8%，显著高于年初制定的13%的目标。银行资产与负债规模继续上升，银监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年底，银行业金融机构的总资产突破130万亿，达到131.27万亿元。2002年末，银行业金融机构总资产为23.7万亿元。2007年底增加到52.6万亿元，翻了两番多。这种靠资产膨胀做大规模获得收益的赢利模式，必然带来巨大的金融风险。其次，则是银行靠彼此大量拆借牟利。一些金融机构逐渐发现，通过同业拆借往往可以以很低的成本(如3%)从其他金融机构快速获得大量资金，再通过杠杆投资和期限错配，这些资金可以帮助其在其它市场(如影子银行)上获得更高的收益(往往10%以上甚至30%)，只要合理安排好到期资金计划，通过循环往复的交易，就可以实现无风险地套取可观的利差。更重要的是，同业业务占用的银行资本金极少，在资本监管越来越严格的银行业，同业业务逐渐从不起眼的边缘业务发展成为诸多大中型银行的重点业务甚至是核心业务。

缘此，此届政府没有延续银行一叫苦就开闸防水的老套路，而是控制央票发行规模守住闸门的做法与朱镕基当年紧缩银根，严令银行不能随便贷款给地方政府的做法异曲同工。如果这届政府，确实铁了心要简政放权、转变职能，坚决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的同时，发展完全意义上的市场经济，那就必须坚持住继续冷观市场经济的低迷、面对“钱荒”，面对几大银行的压力，继续不“施以援手”，让经济逐渐回到正常轨道上来，则中国金融一定能走出政府主导的歧途，迈上真正的市场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