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起：姚全兴、林丙义、马以鑫（图/雍和）
本刊记者 徐琳玲 撰文 采访 冯筱材 金大陆 金光耀 徐琳玲
“文革”即将开始之时，一名中学生，一名大学生，一名中学老师，因为各自写了文章反对姚文元，卷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文祸”
午夜，姚全兴惊醒了过来，浑身是汗。他掐了一下胳膊，确信自己又一次做了梦。梦里是批斗的场面，满墙都是批判他的大字报、大标语，无数只胳膊挥上挥下，口号声震耳欲聋……
47年来，每隔一两个月，他都被这头梦的恶兽追赶，撕咬。近两三年，梦的次数好像多了起来。
“听老人讲，人年纪大了，做的梦都是年轻时候的事。”林丙义一口上海话里夹杂着福建口音。他的梦里，也是满墙的大字报，一张又一张的报纸，令人心惊肉跳。
报纸？“是的，报纸，报纸上又有文章点到我的名字了。 ”
噩梦开始于47年前，那一年，姚全兴23岁，林炳义28岁，马以鑫15岁。
那年，那月
1965年11月10日，马以鑫记得很清楚。在学校读报栏，他看到一篇署名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是敬业中学的高中生，平日热爱文学和文艺，关心社会动态。读罢，头脑里冒出两个问号——“第一，海瑞到底是好人坏人？我印象中海瑞名气很大，是个很有影响的清官，老百姓一直很爱戴。第二，我们今天看海瑞的戏到底学什么？ ”
中学时代的马以鑫
他跑到阅览室，又把文章认真读了一遍。礼拜天，他到上海图书馆找来相关的历史剧、吴晗的文章和剧本，看了大半天，觉得“文章和实际距离太大”。他用5张活页纸写下自己的思考和感受，把文章寄给《文汇报》，署名“马捷”，同时附上一封信：
“编辑同志，我是一名中学生，喜欢文学，爱读你们的报纸，姚文元的文章看了以后有点想法，现在写成一篇文章，也许是不对的，但这是我的想法。”
四五天后班主任找到他，说《文汇报》来电话，让他下课后到报社去一趟。“她问，你写了什么文章？我说反驳姚文元观点的。她很惊讶，一下子全班都知道了。”
马以鑫坐电车到了位于圆明园路的报社。一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正等着他，手里拿着几张用红铅笔画了许多横线的纸。他是时任《文汇报》总编陈虞孙。“他先问我怎么会写这个文章。又问我父母情况、读书情况。”谈话快结束时，他说文章“还没有击中要害，观点比较散”，但他们准备采用，让他回去抓紧时间改一改。
回家路上，兴奋过后，一股悔意涌了上来 。“第一感觉大概是做了一件傻事，姚文元怎么可能有错？第二从班上的反应、老师的神态发现不太妙，他们好像都有些不屑。我真的有点怕了。”
他还是有一点“历史经验”。小学时，有一个姓巩的数学老师，教得很好。“忽然有一天，学校不允许他给我们上课了——他被打成右派了，被分配打扫厕所。在学校里，他被完全孤立了。”
马以鑫觉得自己太锋芒毕露，他没听陈主编要他“击中要害”的指示，而把原稿改成一封态度谦恭的“读者来信”，一再声明自己只是个中学生，要好好学习云云。
第二天一早，他把改好的稿子送到报社。期间，他到附近的南京东路溜达一圈，发现新华书店里姚文元的单行本出版了，绿封面的。他暗自庆幸把文章改了！
11月30日上午第二节课后，隔壁班有同学问他：“马捷”是你吗？你的文章登出来啦！他直奔三楼阅报栏，在《文汇报》第四版看到一行通栏大标题：“关于《海瑞罢官》问题讨论（1）”，底下正是他的原文——《也谈〈海瑞罢官〉》。他立刻托老师打电话到报社，问怎么用的是原稿。那边只说了4个字：“我们需要。”
一下子，马以鑫成了名人，全校老师和学生都在议论这件事。年底，他收到报社寄来的一笔“稿费”——十来本书，有《马恩论艺术》上下卷、《毛主席论文艺》、《学习毛主席著作心得体会》等等。
闯下“文祸”时的姚全兴
1965年12月15日《光明日报》发表姚全兴的文章
12月16日，看到《光明日报》登出自己的文章时，姚全兴的头脑“嗡”的一声——以后会有什么麻烦么？当然，小小的不安被更多的激动与狂喜淹没。他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印在报纸上，整整占了半版！
姚全兴当时是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函授班学员。11月15日，他从《文汇报》上读到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后，很不以为然，觉得姚“太霸道，太不讲理”。
课堂上，历史系老师王家范也谈到姚文元的文章，“他说：吴晗未必错，姚文元未必对，你们有兴趣的话，也不妨写文章表达自己的观点。”当时报纸上正在鼓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受到鼓动的姚全兴自信地写下“不能用形而上学代替辩证法——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他写道：“（姚文元）用了一种形而上学的观点来认识问题、处理问题”，“随心所欲地把没有必然联系的两回事拉在一起，进行机械的类比。认为剧本中写了‘退田’、‘平冤狱’，也就是要我们学习‘退田’、‘平冤狱’……如果按照这种奇怪的逻辑进行文艺评论，那么写李自成起义的戏，就是要我们学习起义吗？”
中学教师林丙义忧心忡忡地扫过自己发在《文汇报》上的文章时，注意到有一段编者按：“我们发表姚文元同志的文章，正是为了开展百家争鸣，通过辩论，把《海瑞罢官》这出戏和它提出的一系列原则问题弄清楚，促进社会主义文化繁荣昌盛。”
这让他悬了十多天的心放了下来—— 自己只是响应党中央的“双百”方针，发表了一点不同看法而已。
1966年10月，“文革”初期的林丙义
1965年12月3日《文汇报》发表林丙义评姚文元文章
林丙义是被人“推”“拉”进这场讨论的。他是复旦大学历史系毕业生，分配时，他的老师、著名学者周谷城勉励他在工作岗位上继续做学问。11月下旬，《文汇报》记者周国荣专程到虹口中学找老师们开关于《海瑞罢官》的座谈会。周表示：“欢迎诸位发表不同意见，可以与姚文元商榷，展开学术讨论。”在他的引导下，林丙义主要讲了自己的不同看法，另一位历史教师也发了言，为吴晗做一些辩解。
几天后，周记者又出现在虹口中学，请他俩就之前的观点写一篇文章。林丙义答应试试看，心中却顾虑重重。
“一个原因是1957年有过‘反右’，对于‘祸从口出’有深刻印象；二是60年代前期，文艺界批判《李慧娘》、《早春二月》，哲学界批判‘合二为一’，史学界批判‘资产阶级史观’等，我感到意识形态领域斗争剧烈。姚文元是大批判中的著名‘左派’。写文章与他商榷要慎重考虑。”
举棋不定，他找了自己信任的校党支部副书记，副书记表示：就按记者的要求写吧。他又找大学同学沙健商量，沙健也支持他写。“当时我们有个想法：社会上的大批判对象都是些代表性的人物，我们中学教师还够不上成为批判对象。”
写文章期间，他打电话给周国荣再次确认约稿主题，对方答复：“写不同意见。”此后，周国荣每天都打来催稿电话。
成稿后，林丙义仍在犹豫，第二天傍晚才通知周。当夜12点，周派人骑摩托车赶到虹口中学将文稿取走。这在汽车、摩托车很少见的1960年代是很稀罕的举动——这位周姓记者后来是“文革”期间叱咤上海滩的人物，1967年“一月风暴”后，成为《文汇报》3个造反派头头之一。
林丙义是从史证和推论方法上与姚文元商榷的。他反对姚把明朝的“退田”、“平冤狱”与“单干风”、“翻案风”等同起来，认为两者“是很难比拟的，两者性质不同，历史条件也不同”。他也反对姚文元文章的基本观点——说海瑞要乡官“退田”，“实际上保护了中小地主和富农的利益。”
一名普通中学教师当然不知道最高层的风云，他单纯地以为这只是学术问题。他不知道另一个人也卷入了风波——他的大学老师朱永嘉。因为《海瑞罢官》，这位研究明史的复旦青年教师的人生由此改变。后来有人评价说，“以姚文元的水平，是绝对写不出《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朱后来成为上海写作组负责人，是“四人帮”集团的重要成员之一。
风波渐起
12月15日，一篇署名“劲松”的文章——《欢迎“破门而出”》出现在《文汇报》上，对林丙义点名批评，主要针对他所提出的“很难比拟”的观点。
林丙义开始恐慌，他隐隐觉得这篇被许多报刊转载的文章“有来头”。他写信到《文汇报》社，承认自己提出的“很难比拟”是错的，但仍坚持自己的其他观点。
三个多月后，《文汇报》又刊登署名“伍丁”的文章《为谁化装？》，引用林丙义的一段话，提出如果按“对土地的占有关系是封建社会划分阶级成分的一个重要尺度”的角度去分析今天的“地主富农”，由于“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那么他们大多数已降到贫雇农一个立场。最后还给林丙义扣上一个大帽子，说他为“失去生产资料的剥削者”打掩护，是为他们化装。
林丙义认为，这文章通篇都是错的”，而且他觉得，对方扣的这顶大帽子让他无路可走，只有背水一战。他立刻打电话给记者周国荣，告诉他自己准备写文章反驳。周表示会将他的意见向上级汇报。
1966年4月12日，林丙义把反驳文章《论经济地位决定政治态度——评〈为谁化装？〉》送到文汇报社。他大量引用《毛选》《列宁全集》《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等著作的论点，还引用了土改时的政策文件，证明自己之前的观点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分析问题，“旗帜鲜明，理直气壮”。
石沉大海。他曾到报社去找周国荣，追问文章为什么没有发表，伍丁到底是谁。回答通通是3个字——“不晓得。”
据叶永烈《姚文元传》附录，姚文元从写《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始，到“文革”结束，共发表20篇文章，除去某些会议讲话、贺词外，剩下18篇，其中两篇是批判林丙义的。“文革”结束后，林丙义从一位参与过上海写作组的大学同学那里获知，“伍丁”就是姚文元。
“认识问题”
马以鑫也感觉到气氛在起变化。
先是校长找他谈话，问他写文章的缘由和经过。一晚，副校长苏渔溪来家访，笑嘻嘻的，只说让他好好吸取教训，不要有太大压力。此后，苏校长经常到他班上来，吃饭时也找他一起聊聊，像没事一样。“很长时间里，他都竭力保护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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