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骁骥 | 如何回答“新的李约瑟问题”？

北大的张维迎教授近日在《金融时报》中文网发表文章，谈到他访问英国的“李约瑟研究所”的经历。对于这所经济与学术上都完全独立的研究机构，张教授自然是少不了溢美之词。并且，在与内地的高校作一番对比之后，他不无担忧地说：国家对教育和科研的投入越来越大，似乎中国出现世界一流大学和成为创新之国已是指日可待。但是，缺乏真正的学术独立与自由，没有民间办大学和研究机构的自由，再多的钱也不可能办出一流大学。政府把科技投入经费都分给民营企业也不可能把我们国家变成创新之国。或许只是使寻租和腐败更严重而已。

张维迎的担忧，实际上来自“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古克礼教授提出的“新的李约瑟问题”：当今中国正在变得富有和强盛，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学术组织是否有利于科学和技术创新呢？

要回答古克礼教授的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众所周知，经济的发展动力源于社会生产，生产的动力是科技创新，而科技创新的一大前提则是科研、教育机构在学术上的独立和自由。这是基本的社会科学常识。然而，国内的教育和科研在这方面的状况可以说是相当不乐观。

某些人对于大学教育存在一个认识上的误区，认为办大学就是要“把学校办大”。要建“世界一流大学”，最佳途径莫过于强强联手；因为联合以后，统计数字很快就上去了。那么，按照计划经济的思维，把大学办“大”的最佳方法就是由政府主导大学教育，让政府成为大学的经济资助者和实际的管理者。据说，教育的宏观调控如此会更有效率地分配资源。然而，这么多年下来，我们看到中国并没有出现世界一流大学。相反，中国大学里的另一个现象明显愈演愈烈：腐败。

简单来说，在一个严格按照计划进行分配的制度下，不可能出现大规模的腐败行为。因为市场在这种情况下根本不存在，人们也无法透过价格机制获知市场的供需。这可以说是我们国家实行所谓教改之前的教育状况，或者说是一种机械的计划经济教育模式。但在教改施行以后，“市场”的概念被以“改革”为理由引入高等教育。因此我们看到，大学的招生变多了，科系变多了，研究人员也成倍增长，以至于不少外国专家来中国学术交流时，都会被他“中国同行”庞大的数量给吓着。

“教育产业化”的确让学校和研究机构进入了一个越来越大的市场，这本身并没有错，这个世界上大部分国家的教育都在搞产业化。问题在于，我们之前的那一套教育机制没有改动。政府依然扮演着教育与科研的管理者与经济资助者，市场的外表下依然是计划的“内核”。换句话说，教育的产业化被改革成了“中国特色的”教育产业化。

正因如此，问题才显得严重。教育市场已经被做成了一个“大蛋糕”，但教育市场的指挥者依然是政府。那么，如何分配这个“教育蛋糕”，也理所应当成为了政府意志的一部分。如此，大规模的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就有了滋生的土壤。这使得相当一部分所谓的学者根本不必做研究，因为他们只需要想办法贿赂教育的管理者，就能交换到教育资源。教育科研机构也就成为了另一种“官场”。这种情况完全符合布坎南等经济学家对于寻租行为的定义。寻租的过程说穿了无非是一种权利交易，它本身并不能创造价值，相反还会抑制他人对价值的创造。因此，教育领域产生的大量腐败，受其损害最大的就是一个国家的科研与教育水平。

科教机构的腐败事例不胜枚举。最近的北京某高校又曝出教授学历造假案，仔细一瞧，原来造假者伪造学历是为了加入政府组织的“青年千人计划”。看，又是政府。基本上来说，政府插手什么就黄什么，经济方面如此，教育方面亦然。任何一个学术造假事件的背后绝对牵连着腐败问题，而腐败的主要原因就是由政府一手包办的教育体制所造成的。试问，在这种寻租横行的体制下，我们怎么可能期待“科学和技术的创新”呢？对“新的李约瑟问题”，答案是悲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