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广：现在海内外要求平反六四的呼声很高，您认为习李政权有没有平反六四的可能性？
王丹：不可能，在他们上台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从宣传的角度看是大幅度往回退，甚至要重新高举起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在这样的情况下，真是看不出任何一点要给六四平反的可能性。
法广：但是不少人仍然对新政权抱着某种期望。因为考虑到习近平可能会受到开明的父亲的影响，加之他个人在文革的不幸经历。有些甚至认为，习近平只是刚开始，还需要稳固自己手中的权力？
王丹：我想这可能是在绝望之中才会有的一种想法吧。要不然，就真不知道该怎么去看待未来了。这基本上是一种自我欺骗，或者说是一种自我安慰。外界的这种期待，从江泽民起就没有中止过，从江到朱镕基，从朱镕基到胡锦涛，到温家宝，这种期待从来都是以失望而告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还不吸取教训，说明中国人是有问题的。
法广：作为当年著名的学运领袖，流亡海外已经24周年了，在这24周年的时刻，你最大的感想是什么呢？
王丹：我最大的感想，六四虽然已经24周年了，但我完全没有失望。六四能不能平反，能不能翻案是一回事，但有人为了六四的平反，为了六四的翻案，24年坚持了下来，这件事的意义更大。我们看到，虽然已经24周年，许多人都没有忘记这件事，香港的维园烛光晚会就很可贵，很多人都在呼吁。我觉得这一切凸显出这种坚持的意义，它会构成我们这个民族很宝贵的一种财富。
法广：现在常说八零后，九零后，从您接触到的更年轻一代人身上，您感觉到没有六四的火苗还在燃烧，六四的精神还存在，还没有被遗忘？
王丹：我觉得六四的火苗一直都在。但是一个火苗能不能变成熊熊燃烧的大火，主要要看外面的条件，气温，环境等等。随着中国现在出现的社会矛盾越来越多，九零后年轻一代对社会的不满其实比前一代有增无减。他们对六四事件的独立见解也比八零后大为增长。我个人还是坚信，中国会在九零后一代人手里改变。
法广：如果会在九零后一代人手里改变，那就是说为期并不远了。我的意思是，一方面您对现有政权并不抱多大希望，一方面您又觉得这个政权在九零后手中有可能改变。那这个信念的基础是什么？
王丹：信念的基础是对九零后的信心。我从来就对政府不抱什么希望，可是中国也不只是政府的中国，中国是人民的中国。对政府不抱希望，对人民抱有希望，尤其对九零后一代年轻人抱有希望。政府当然是不会做任何让步，可是我相信，在某种情况下，以九零后为主体的中国人会站起来，会再一次像六四那样子，以实际的行动给政府以最大的压力。到那个时候，我相信政府是能让步的 。
法广：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在广州深圳这些地方有好多青年人，他们搞街头民主运动，即使屡次遭警方传唤，仍然坚持不懈。打着牌子在闹市游行，有时他们甚至喊出要结束专制的口号。他们很勇敢，不怕抓。在您看来这是一种什么现象？他们中好多人把六四当作精神坐标。
王丹：我自己接触很多九零后，我在大学教书，所以我对这一代比较了解。我看这一代心中的恐惧感有所减少，而且这是长在网路上的一代，当局的宣传，对信息的封锁对他们起不了什么作用，因为他们已经熟练掌握网络这个武器。这就是我为什么对九零后能够改变中国很有信心的地方。
法广：您觉得一个政权最后完全是靠“内腐”而垮台，还是需要一种革命性的力量？
王丹：我想没有一个政权完全是自生自灭的，这么庞大的一个体制，一定要有来自外界的压力。在外界的压力之下，当局内部会分解，这种分解就会跟外来的压力配合在一起。我想这是中国未来民主化的基本路径。
法广：同你一样在天安门广场一起抗争的另一位学生领袖马少方，他最近在网上推出一系列六四死难者和失踪者名单。这样做就是为了不要遗忘，保持记忆吗？
王丹：马少方是我们当年的战友。我们有很多当年参与六四的同学，今天已经24年了，还在尽自己的力量在做一些事情。用两句话说，就是老兵没散，我们还在。我们这些人都没有放弃。
在今天这个时刻，我想说，六四已经24周年了，时间虽然很长，但它不是没有意义的。我觉得我们这个民族就是要经历这样的考验。就是在漫长的时间里，积累我们的坚持，用记忆来跟极权对抗。 虽然24年时间很漫长，但在这个漫长的时间里，我们可以积聚起记忆和坚持。只要我们有这样的坚持，这才是民族可以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的价值基础。
法广：您觉得六四一代人的特质是什么。我们常常听到批评说中国人没有悲剧感，没有批评精神，善忘。您强调记忆，要记住，这是这一代人的特质吗？
王丹：我觉得我们所谓的八九一代确实有一个比较大的特点，就是我们比较理想主义，比较去追求一些与现实利益无关的，或者说对未来有一种乐观主义的精神。这当然也是八十年代熏陶的结果。我希望九零后一代能从我们一代人学到这个东西，就是对未来要有乐观的东西，才会坚持不懈地去努力。才会把它当作一种理想主义去实践。
法广：但是从网络的讨论看，今天中国社会发生的好多现象让人或者感到窒息，或者让人绝望，有些人甚至觉得腐烂得不可收拾了。即使这样，也不会让你们感到失望？
王丹：我觉得正是有这些东西存在，才需要我们大家去努力。在当局这种强大的压力下，我们作为弱势者是没有悲观的权利的。如果我们悲观，我们只有放弃了。如果我们还想继续做事，我们就不应该把自己沉浸在绝望和悲观的情绪里。问题确实很多，但我们应该一一地从头做起。
法广：习近平去美国访问了。中国现在把自己放入一个“大国”的框架，这次访美也是要建立一个“新型的大国关系”。您怎么看西方国家现在对中国的这种态度？
王丹：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在资本主义制度现在面临很大挑战的情况下，西方国家放弃一些人权的立场，希望跟中国搞好关系，以解决自己的经济危机，我想这是正常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自己从来没有把希望寄托在西方社会对中国的这种力道上面。中国的改变当然还是要靠中国人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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