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週刊说，在斯诺登充满悲剧色彩的逃亡路途中，唯一令全世界嚮往网络自由的理想主义者大为感动的是，有维基解密网站全程陪同斯诺登。维基解密创始人阿桑奇虽然被困在厄瓜多尔驻伦敦的大使馆内，但幕后策划着整个逃亡路线。相比起香港政府，或者香港政府背后的中国中央政府，维基解密显然更能赢得网民信任。
而在网络理想主义者心目中，美国之外的国家政权，例如中国与俄罗斯，是不值得信赖；各个政府的反对派，同样也不值得信赖，例如中国的自由派。中国一位知名的自由派专栏作家幸灾乐祸地说：「斯诺登只是一个情报外包公司的员工，他也不配称什么内部英雄。充其量，他只是一个头脑简单，不谙世事，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民主和政治，不知道何为真正公共利益的，有点小小理想化和精神洁癖的愣头青。」传统国家政权和传统国家政权的反对派，一致像历史上所有的保守派一样，以藐视的心态应对着新兴革命力量。
斯诺登事件显示，通过进入大公司后台和複製国际互联网主干光缆资讯，美国得以监控全球，这种因为技术优势而推动的霸权主义行径获得证实之后，必将刺激其他的国家。也许，面对目前依然没有定论的网络治理模式，后斯诺登时代，更多的国家反而会选择中国式的孤立政策，建一个防火牆，把自己国内的网民与外面隔离开来。那时候，大概中国的官方报纸也会把现在臭名昭着的防火牆，当成是软实力输出的成功桉例来进行宣传吧。若真的如此，那真是莫大的悲哀。
但斯诺登难题也带来啓示。互联网时代，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的国际格局，在治理互联网的方式上，会有难以规避的缺陷。无论哪种治理模式，而对于普通网民，头顶都会有不止一个老大哥，都令网民的自由与隐私安全受限。相反，从网络原生态中产生出来的维基解密、海盗湾等组织，倒是有可能因为是出于为网民考虑，而非为政权考虑，给互联网的治理带来新的智慧。
网络理想主义者阵营与国家强权的对抗必然将持续很久。国家政权以「安全」为理由，试图监控更多资讯的冲动是无可抑制的，而普通网民为了自己的尊严和自由，反抗这种监控也是必然的。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特约记者史英强发自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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