段德智：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一部经典之作
——对托马斯《论存在者与本质》的一个当代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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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段德智 （进入专栏）
《论存在者与本质》是托马斯?阿奎那的早期著作之一，大约写于1256年3月之后的一段时间。对于托马斯的这部著作，当代著名的中世纪学者阿?莫勒（1915-2008）给予极高的评价，曾称其为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的一部“经典”（a classic）。[①]经典者，楷模或典范作品之谓也。这部著作篇幅很小，翻译成汉字也就区区几万字。如此一部哲学小品竟能享有如此崇高的哲学地位和哲学声誉实在是西方哲学史上一件令人叹为观止的事件，其中必定有许多值得我们探索和玩味的奥妙。
一、对传统逻辑主义思维范式的颠覆：实存概念VS逻辑概念
在《社会契约论》中，卢梭曾经对人类的自由给出了一个著名的悖论式的表述：L’homme est né libre, et partout il est dans les fers.[②]这句被译为“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的至理名言的真义在于：人是在不断摆脱枷锁的过程中获得和享有自由的。看来，形而上学的命运也是如此。形而上学本来在哲学中是应当享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的，但是，它却无时不在遭受奴役或受到支配的处境之中，从而它也只有在不断地摆脱奴役和枷锁的过程中才能获得或享有其至高无上的地位。
在一定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西方形而上学差不多从其诞生之日起就一直饱受逻辑主义的奴役或支配。按照海德格尔的说法，形而上学的主导问题是“存在是怎么一回事（Wie stebt es um das Sein）？”或“追问存在的问题（die Frage nach dem Sein）”、“追问存在的本质问题（die Frage nach dem Wesen des Sein）”。[③]然而，从西方哲学史来看，人们在追问“存在的问题”时却可以采取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致思路线，既可以采取逻辑主义或抽象主义的路线，也可以采取实存主义或具体主义的路线。遗憾的是，西方哲学在其产生及其随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就其主流而言，所采取的正是一条逻辑主义或抽象主义的路线。这在埃利亚学派奠基人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学派奠基人柏拉图那里均有典型的表现。 巴门尼德是西方哲学史上提出和探究“存在”概念的第一人。黑格尔曾因此说过“真正的哲学思想”始于巴门尼德的话，[④]足见其在西方哲学史上居功甚伟。但是，巴门尼德却不是从实存论的立场而是从理智主义的和语义学的立场来讨论和探究存在概念的。[⑤]按照巴门尼德的说法，我们有两种不同甚至对立的存在观。这就是：“存在者存在，它不可能不存在”以及“存在者不存在，这个不存在必然存在”；[⑥]其中第一种存在观是真理，第二种存在观则只是一种意见。那么，巴门尼德用以区分或判定真理与意见的标准和根据究竟何在呢？对此，巴门尼德交待得很清楚，这就是：“能被思维者和能存在者是同一的”，“可以言说、可以思议者存在”。[⑦]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存在者存在的根据无他，完全在于它的可思维性、可言说性和可思议性。凡可思维、可言说和可思议的便都有可能存在，而凡不可思维、不可言说和不可思议的便都不可能存在。这就在事实上陷入了理智主义。而这样一种理智主义其实也就是一种抽象主义。因为最具有可思维性、可言说性和可思议性的东西不是别的，正是那最为抽象的理智概念。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巴门尼德强调说：“存在者不是产生出来的，也不能消灭，……它是完全的、不动的、无止境的。它既非过去存在，亦非将来存在，……它整个在现在，是个连续的一。”[⑧]然而，这样一种理智主义和抽象主义本质上也就是逻辑主义。这不仅是因为，在“存在者存在”的这一论断中，存在者（to eon）和存在（estin）成了一种主谓关系或纯粹的句法关系，而且还因为矛盾律最终成了巴门尼德判断该命题真假的最后根据，而存在也因此最终演变成了一个最为普遍从而也最为空洞的逻辑范畴。这样一来，巴门尼德的存在观归根到底也就成了一种有无倒置的世界观：惟有人类理智形成的那个仅仅在人的心灵中有其存在可能性的最抽象、最空洞的存在范畴是真实的存在，而除此之外的所有的现实存在的有生有灭、有动有静的存在者却都因此而统统成了“非存在”。“在者(实存者)非在，非在者（仅仅存在于人的心灵中的并非实存的逻辑概念）在”，这就是巴门尼德存在论之谜的谜底。从这个意义上，我们不妨将智者高尔吉亚的“无物存在”视为巴门尼德存在论的一个注脚，虽然他们的哲学进路并不完全相同。
尽管巴门尼德的存在论在他的学生埃利亚的芝诺那里得到了辩护，但真正将其推向前进的则是柏拉图。柏拉图的主要思想是理念论。[⑨]柏拉图和巴门尼德一样，都持守一种二元论立场，一方面主张“理念”和“理智世界”的实在性，另一方面又强调“理智世界”与“可见世界”的对置。不过，柏拉图在强调两个世界区分的前提下似乎开始着手处置它们之间的关联问题。他的分有说或摹本说即是为了解释这两个世界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提出来的。然而，柏拉图的主要兴趣却在于他的理智世界或理念世界的设计，在于通种论的论证，在于建构作为“理性”科学的“辩证法”。柏拉图在其著作中不止一次地宣称，辩证法是“最高的学问”，“摆在一切科学之上，作为一切科学的基石或顶峰”。[⑩]他也因此而被人称作“辩证法，即第三哲学的创始者”。[11]柏拉图的理念论因此所改变的就不是巴门尼德存在论的理智主义、抽象主义和逻辑主义本质，而只是它的理论形态而已。而且，巴门尼德的二元论在柏拉图这里因此也就根本不可能得到克服，以至于柏拉图本人也承认在他的理念论中不仅依然存在着两个世界：“可见世界”（即“我们这个世界”）和“理智世界”（“另一个世界”或“神的世界”），而且，“我们这个世界里的事物的意义与另一个世界里的事物的意义无关，这些相也不会因为与我们有某种关系而具有它们的意义，而是如我所说，那个世界里的事物因其相互之间的关系而产生意义，就像我们这个世界上的事物一样。”[12]与巴门尼德二元论的区别仅仅在于，在柏拉图的二元论里，尘世世界的事物既非存在也非巴门尼德的非存在，而成了理念的摹本或存在的表象。海德格尔在谈到柏拉图这种新型的二元论时，曾经相当中肯地指出：“表象（Schein）被解释成单纯的表象（blo?en Schein）从而降低了。和表象一起，存在（Sein）作为理念（idea）被提升到一个超感觉的去处（einen übersinnlichen Ort）。在尘世下面（hier unten）只是看来像是的存在者（dem nur scheinbaren Seinden）和在苍天上面（droben）不知在何处的现实的存在（dem wirklichen Sein）之间，划出裂缝（die Kluft, chōrismós）。”[13]罗马作家西塞罗在谈到苏格拉底的道德哲学时，曾说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带到了地上”，[14]据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柏拉图的理念论重新将哲学从地上抛回了天空。
对于巴门尼德存在论和柏拉图理念论的理智主义、抽象主义和逻辑主义，当代西方大哲尼采和海德格尔都曾给出过一针见血的批评。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曾遵循赫拉克利特，宣布：“存在是一个空洞的虚构”，“存在只不过是一个词”。[15]他在解剖“哲学中的‘理性’”时，极其尖锐地指出：“几千年以来，哲学家所处理的，都是概念木乃伊；没有任何真实的东西活着逃离他们的魔爪。当他们表示敬慕时，这些崇拜概念偶像的先生们实际上是在宰杀，是在剥制，——当他们表示敬慕时，他们把一切事物都变成了有生命危险的东西。死亡、变化、衰老以及产生和增长，对他们来说都是异议，——甚至是反驳。存在者不变化，变化者不存在……他们全都相信——甚至带着绝望——存在者。但是，由于他们没有获得存在者，于是，他们便寻找它被隐瞒的原因。‘我们之所以知觉不到存在者，这一定是由于存在着一种假象，一种骗局。骗子隐藏在哪儿呢？’‘我们发现它了’，他们欣喜若狂地喊道：‘这就是感性！这些感官（此外，它们也是极为不道德的），它们在真实世界的问题上欺骗了我们。”[16]这就是说，在尼采看来，西方哲学史上包括巴门尼德和柏拉图在内的哲学家们其实都是“概念偶像”的崇拜者；无论是在巴门尼德那里还是在柏拉图那里，“存在”都是一种“空洞的虚构”，都是一种“概念木乃伊”。巴门尼德的远离意见之路的真理之路，本质上就是一条炮制概念木乃伊的道路，一条远离真实世界（感觉世界）的道路。柏拉图的理念论或辩证法同样也是一条炮制概念木乃伊的道路，一条远离真实世界（感觉世界）的道路。柏拉图之所以在认识论上不仅强调理性与想象和感觉的区别，而且还进而强调理性与理智的区别，在本体论上不仅强调理念与影像和个别事物的区别，而且还进而强调理念与数的区别，其目的都在于逃避感官世界（真实世界）的“假象”和“骗局”，都在于编织脱离和超出感官世界（真实世界）的理性世界——一个概念木乃伊世界。
海德格尔几乎毫无保留地赞同尼采的上述立场。他回应道：在传统哲学那里，“‘存在’这个词最终只是一个空洞的词（ein leeres Wort）。它意指非现实的，不可把握的，非真实的。它的含义是一种非现实的迷雾（ein unwirklicher Dunst）。当尼采称象‘存在’这样的‘最高概念’为‘气化实在的最后一道青烟（den letzten Rauch）’时，他最终是完全正确的。谁要想追逐这样的一团迷雾，他所说出的词就只会为一个巨大的迷雾立名。”[17]海德格尔超出尼采的地方在于：他不仅像尼采那样昭示和无情地批判传统哲学中的“存在”概念的空洞性，而且还力求站到挽救、捍卫和提升整个西方精神的高度来处理“存在”概念的意义问题。在海德格尔看来，在讨论“存在”的意义之前还有一个需要先行认识和解决的问题。这就是：“究竟‘存在’只是个单纯的词（ein blo?es Wort），其意义只在于一团迷雾（ein Dunst）呢？还是说它的意义决定了西方的精神命运（das geistige Schicksal des ABendlandes）？”[18]对于海德格尔来说，精神并非巴门尼德和柏拉图所说的“单纯的理智”或“理性”而是一种“向着存在的本质的、原始地定调了的、有所知的决断（ursprünglich gestimmte, wissende Entschlossenheit zum Wessen des Seins）”。[19]既然如此，他在思考“存在是怎么一回事”这个形而上学的首要问题时便不仅和尼采一样对传统哲学的理智主义和逻辑主义采取了零容忍的态度和立场，而且还力求对之作出更为深入更为细致的剖析。针对传统“存在”学说的逻辑主义倾向，海德格尔力图在对“逻辑”概念的具体考察中对传统存在学说作出一番清算。海德格尔区分了两种逻辑概念，一种是作为“思之学”的逻辑概念，一种是作为“说之学”的逻辑概念。海德格尔持守的是那种作为“思之学”的逻辑概念。他宣称：“逻辑是思之学（die Wissenschaft vom Denken），是讲思之规律与所思之形式的学说。”而这样一种逻辑着眼的是“存在”，是“自然或存在（Sein, phusis）与逻各斯的一种原始结合（einen ursprünglichen Zusammenhang）”。[20]但是，一些“学院教师”却认定逻各斯即意指讲话，随意地将逻各斯与自然或存在割裂开来而将其与“讲话（legein）”撮合在一起，从而使逻各斯或逻辑变成了一种“说话之学（die Wissenschaft von der Aussage）”。[21]这样一种作为“说话之学”的逻辑或逻辑学的根本危害在于它对哲学或形而上学的腐蚀和取代。这是因为，如果逻辑或逻辑学成了一种说话之学，它就必定要“关于什么说点什么（etwas über etwas sagen）”。[22]而“关于什么要说起来的这个什么，就是总要成为说出来的依据的东西，就是摆在它面前的东西”，也就是各种范畴。“这样的关于存在以及对存在者的诸多规定的学说就从这个地方变成追究范畴及其他条理的学说了。一切本体论的目标就是范畴学说（die Kategorieenlehre）。”[23]而且，“在说出来的形态上逻各斯本身就变成摆在那里的东西了。此一现成的东西由此就是便于使用的东西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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