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十洲：中国怎么办（中）——未尽潜能的“邓小平时代”
20世纪的中国有两个主题词，一个是“革命”，一个是“组织”，“革命”是一种反抗形式，一种动员模式，“组织”是一种权力技术，一种服从机制。组织，一方面是追求集体目标至关重要的机制，另一方面，正如美国组织社会学家W·理查德·斯科特（W.Richard Scott）所说，“（组织）被认为是当代社会许多最严重问题的根源”[1]，蒋介石是败于“组织”，毛泽东则是成败皆“组织”。
“组织”基本上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同义语，比如“终于找到组织啦”、“服从组织安排”、“要相信组织”等，进而言之，“组织”就是毛泽东一手建立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也可叫作“延安体制”，即政道是“党主”，治道是“党郡”。毛泽东以“党国一体”的方式实现了政治整合，的确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组织起来”了，搞起了“有计划的中国”[2]，却把中国人困进了“组织的牢笼”，“九头鸟”变成了“笼中鸟”，而且，“组织”的成本畸高，效率低下，尾大不掉。变革是惟一的出路，毛泽东发动“文革”、“踢开党委闹民主”，意图“让人民起来监督政府”，却是以毒攻毒，结果是众败俱伤，灾难深重，历史的接力棒便交到了邓小平的手里。
“体制”，从何处来？（下）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尚书·大禹谟》
1980年8月18日，邓小平先生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3]报告中指向了毛泽东的“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这个核心问题。这个报告又被称为“8·18讲话”，是19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1987年7月1日，在《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今天，我们尤其需要温故而知新：
“旧中国留给我们的， 封建专制传统比较多，民法制传统很少 。”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
“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党同政府、经济组织、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我们不是说不要强调党的集中统一，不是说任何情况下强调集中统一都不对，也不是说不要反对分散主义、闹独立性，问题都在于过分，而且对什么是分散主义、闹独立性也没有搞清楚。”
“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 。”
从组织的角度来看，邓小平的应对之策就是，双管齐下，组织再造：一个是党内关系的“开放”，打破“一言堂”，恢复“民主集中制”，使党内组织生活正常化。一个是党外关系的“放开”，破解“权力过分集中”，推动“党政分开”，使国家和社会（组织）以及家庭生活的正常化。当然，如福柯所说“权力的法律结构总是迟于权力事实本身”[4]，不管是党内，还是党外，距离规范化和法治化还十分遥远，至今党内有“双规”，党外有“劳教”，等等。
（一）1978年，邓小平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提出所引发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为契机，突破了“两个凡是”[5]的思想禁锢，回到了毛泽东早期所奠定的真理机制——“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工作作风和“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三者统一于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回到了治理实践，回到了“用事实来说话”。比如，邓小平大力倡导“一定要恢复和发扬毛主席为我们党树立的民主集中制的优良传统和作风”[6]，“解放思想，开动脑筋，一个十分重要的条件就是要真正实行无产阶级的民主集中制”，“许多重大问题往往是一两个人说了算，别人只能奉命行事。这样，大家就什么问题都用不着思考了”，“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并重申“三不主义”——“不抓辫子，不扣帽子，不打棍子”。1978年12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这个“新长征”中的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的自发性、自主性和创造性———“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解放了思想、拓展了空间、开辟了道路。后来，邓小平总结道：“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基本精神是解放思想，独立思考，从自己的实际出发来制定政策。因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样的事，马克思的本本上找不出来，列宁的本本上也找不出来，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情况，各自的经历也不同，所以要独立思考。不但经济问题如此，政治问题也如此。”[7]
（二）邓小平提出，“我们不能实行以党治国的办法”，“党政分开是政治体制改革的首要关键”，“要下决心改变党员高于一切群众、支书高于一切干部、党组织高于一切组织的状况。党委不能再包揽一切、干预一切”，“从原则上说，各级党组织应该把大量日常行政工作、业务工作，尽可能交给政府、业务部门承担，党的领导机关除了掌握方针政策和决定重要干部的使用以外，要腾出主要的时间和精力来做思想政治工作，做人的工作，做群众的工作”。按照我们提出的“政道-治道”的政治分析框架[8]来看，所谓“党政分开”，就是针对“党的一元化领导体制”，以坚持和规范“政道”范畴中的“党主”（即“坚持党的领导”，“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为核心前提，而向“治道”范畴中握有笼罩性权力的“党郡”开刀，权力下放，精简机构，“党委”要有规划、有步骤地从国家和社会中（包括竖向和横向的多个层次的中央、地方、基层政府、企事业单位以及家庭和个人）收缩、分离和退出，逐步增加国家、社会、家庭以及个人的自主性，“党的领导”由过去大包大揽的全能主义、事务主义领导转变为统筹性领导、“政治领导”。“党政分开以后，党委不管日常行政工作，就能使自己成为同官僚主义作斗争的力量”，只有真正做到“党政分开”，才能真正做好“党的建设”，才能真正做好“党要管党”[9]。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的这一思路和成果，不仅集中体现在1982年“宪法”和1987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三大”报告[10]中，也体现在1980年代的充满活力的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比如，十三大后包括国务院在内的各级政府部门都开始裁撤党组，“仅在一年多时间内，90%的党组都撤销了，只保留了人大常委会党组、工会党组、妇联党组。共青团是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所以不设党组。政府各部都没有了党组，国务院也没有党组”。[11]
如果说，毛泽东时代是中国的“政治1.0时代”，那么，邓小平时代是中国的“政治2.0时代”。邓小平时代对毛泽东时代是扬弃而不是抛弃，是连续的而不是断裂的，仍然是在走“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如图1-从“毛泽东时代”到“邓小平时代”）。2013年1月5日，习近平先生在新进中央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学习中共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的讲话中表示：“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这可以说是对中国历史内在逻辑的正确把握和判断，而非是如有些政治评论人士所认为的出于权宜考虑的“‘左’‘右’逢源”。
在毛泽东时代，“革命”是“党”和“人民”的粘合剂，革命是硬道理，革命中的问题要靠“继续革命”来解决，“毛泽东”是“四位一体”的枢纽。在邓小平时代，“发展”成了“党”和“人民”的粘合剂，发展是硬道理，发展中的问题要靠“可持续发展”来解决，“实践”成为“新四位一体”的枢纽，即在发展的过程中，任何人或理论不再拥有绝对权威的地位，因为实践本身有其内在的复杂性和规律性，“党”只能在实践中“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发展的原则不应挂靠于“党”（或“党的领导人）的“全能筹划”（计划经济）而是建基于“人民”的“局部筹划”（乡镇企业）和“个人筹划”（个体户，家庭联产承包）上，其逻辑结果就是“市场经济”。邓小平所推动的这种“发展”与“实践”的结合，蕴含着“党”的自我限制的可能性，这当然不是权力对权力的限制，而是发展逻辑对权力逻辑的限制，或者说理性对权力的限制，即可持续发展的“愿望”与发展着的实践所逐渐结晶出的“真理”相结合而产生的对权力的限制，这一般被人们称为“开明”。邓小平的这个“新四位一体”，蕴含着以下三个重大转换：
（一）范畴的转换，即工作重心从“政道-政权”范畴的“以阶级斗争为中心”转向“治道-治权”范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权”对应的是“统治”，语法是“斗争”，最终收敛于“兵法”；“治权”对应的是“治理”，语法是“竞争”，最终收敛于“宪法”。用邓小平自己的话来说，改革开放是“中心点是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到以发展生产力为中心，从封闭转到开放，从固守成规转到各方面的改革”[12]，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13]。我们可以说，改革开放是中国现代政治的开端，邓小平是中国第一个现代政治家。当然，之所以能出现这样的转换，国际环境的变化是一个重要因素，比如中美关系、中日关系的改善以及世界主题的变化等。
政权的逻辑讲的是“势”，算法是安全最大化，因为“要么全有，要么全无”，所以“不计成本，不惜代价”，逻辑极限是“要人死”（未必是肉体上的死亡，但肯定是政治上的死亡），或者说，始终有一条“统治的红线”或曰“墙”在起着归类和限定作用，比如，周初太史尹佚有曰“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毛泽东则区分了“人民内部矛盾”和“敌我矛盾”；“敌我矛盾”是历史结构使然，是囚徒困境中的“你死我活”，不以个别人的意志为转移。所以，施密特说，“政治的首要问题就是分清敌我”，毛泽东说，“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14]“安全最大化”源自人性中自我保存的本能，总是担心被算计和攻击的恐惧感会持续不断地分泌一种叫做过度（excessiveness）的激素，“一分为二”［本应是“‘一’（实体）分为‘多’（范畴）”］，非白即黑，“夸大敌情”，晚年毛泽东正是这一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的结构中的囚徒。如果我们按照马克斯·韦伯所持的“没有分寸感是一切政治家的不赦之罪”作为评判政治家的标准，那么我们可以说，政权的逻辑里不会诞生真正伟大的政治家。当一个体系仅仅只是靠“势”来维持时，任何批评都是一种禁忌，因为批评会削弱或破坏“势”，禁忌执行的方式，一种是公开地禁止，一种是隐秘化地置于道德的根基上（“洗脑”+“灌输”）。
治理的逻辑讲的是“理”，算法是效用最大化，是经济的，有效率的，符合投入产出比的，逻辑结果是“让人活”，增加经济财富、改善人口状况、提高健康水平，等等。“治理”意味着对事物或事实的正确处理，并把其引向合适的目的。治理的原则和政策，不是存在于教条、“本本”之中，而是存在于所要治理的事物之发展着的事态所呈现的规律性之中，惟如此才能解决伴随“计划”常出现的“比例失调”等问题，这既要反对鹦鹉学舌的“本本主义”、守株待兔的“教条主义”，“用事实说话”（邓小平语），又要提防刻舟求剑的“（狭隘）经验主义”，“屁股坐到具体事务堆上，看问题就有局限性”（赵紫阳语），还要跳出井底之蛙的“自大主义”，“关起门来，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是发达不起来的”（邓小平语），更要摈弃买椟还珠的“形式主义”，“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形式主义多”、“不要搞政治运动，不要搞形式主义”（邓小平语），这实际上也就是重新回到了毛泽东早期的方法论——“实事求是”，邓小平说：“坚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这就恢复了毛泽东思想的本来面目。”[15]1982年，十二大确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的思想路线。没有“实事”的“是”，是主观主义、“本本主义”，不关心“是”的“实事”，则是事务主义、“经验主义”，但关键在一个“求”字，如何“求”？邓小平的回答是——“摸着石头过河”，即是方法论上的“礼失求诸野”，世界永远走在我们的前面，发展出各种各样的无法用之前的概念范畴来归类的新异性——“新情况、新问题、新矛盾”，(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共 7 页： 1 2 3 4 5 6 7
进入专题： 中国 政治改革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