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海光：反“文革”檄文——《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解读和考辨
多年前，笔者清理中共中央党校的“文革”小报资料，在成堆的油印资料中，翻检出一份油印传单，题为《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下称《紧急呼吁》）。这是一篇观点鲜明地反对“文革”的檄文。传单署名是一个共产党员。在“文革”的“恶攻”1 罪行中，应属于“反革命匿名信”一类。
《紧急呼吁》义正辞严地谴责“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党难国难，直言不讳地指责毛泽东晚年的一系列错误和对这场政治劫难不可推卸的责任。其为文之大胆，观点之鲜明，言论之犀利，感情之真诚，思想之深刻，超过了笔者所接触到的当时同类反“文革”的文论。可以说，这是一份研究“文革”史和“文革”思潮的十分珍贵的历史文献。
《紧急呼吁》落款日期是1967年2月。此时，“文化大革命”进入到了夺权阶段。毛泽东向全国发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夺权！”的号召，并树立了张春桥、姚文元夺取上海党政大权的一月夺权的样板。为了支持夺权，毛泽东明令军队介入运动，进行“三支两军”。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群众组织蜂起夺权，各单位的党政权力悉数被夺。在夺权的纷乱中，多数人是被动地盲从“革命”，少数人是别有用心，只有极少数人能有这份审视时局的清醒，而能够将身家性命置之度外的敢言者又更少之。作者却挺身而出，直抒胸臆，谴责这场运动将党和国家带进了“水深火热”，这不仅要有卓尔不群的思想品质，更要有敢作敢为的救世情怀。
《紧急呼吁》是作为“给全体共产党员的紧急呼吁”投递到中央党校的，当时是夹杂在每天大量收到的各种群众组织的传单小报中，能够幸存下来纯属偶然。估计收文者只重视整理比较整齐的铅印小报，如《清华井岗山》、《新北大》之类，对这种来路不明，数量繁杂的油印传单则是随意堆放，未予理会。否则，这份全篇充满“恶毒攻击”、“大逆不道”言论的传单，是不可能存留下来的。在历史尘封四十年后的今天，应是让它进入历史研究的公共领域的时候了。
一、《紧急呼吁》的主要内容和观点评析
《紧急呼吁》分开篇、“文化大革命的目的”，“政策的实质”，“前途”四个部分，全文共3800多字。
《紧急呼吁》在开篇一章，义愤填膺地阐明了党和国家所面临的危局，当前“正处在水深火热万分危急”的关头：从中央到基层的各级党组织在“残酷斗争、无情打击”下，“已处于瘫痪状态”；党的核心骨干成为今天“被攻击的主要对象”，扣上了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右派”、“叛徒”、“军阀”、“工贼”等罪名；我国悠久的文化遗产、优良传统 “几乎全部被践踏了”，和建国以来文学艺术成就全部被“摧残了”，文化、教育、艺术领域“一片凄凉”，重现了秦始皇“焚书坑儒”的“丑剧”；著名专家、学者“被打击的走投无路”，许多人“被迫自杀”；在“自己教育自己，自己解放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下兴起的全国“千百个造反集团”，正在“合法”地夺取各级党政权力……。这些话言简意赅，描述了短短几个月的“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党祸国难极为严重。
《紧急呼吁》单刀直入，尖锐指出，使党和国家遭受这场政治劫难的，是“中央一小撮政治投机分子”，特别是那个提出“造反有理”的“独断理论的某一个人”。《紧急呼吁》列举了这“某一个人”的一系列错误：大量花费人民血汗，强迫全国人民“把他的语录用鲜红的颜色装饰着”，借此“代替一切文化教育和马列主义经典”；公开号召“造反有理”，让不明真相的各种群众造反组织“合法地”破坏社会主义制度，夺取“无产阶级政权”；公然要“不理解事态实质”的军队参加“清算我们党的斗争”等等。尽管全篇都是用 “某一个人”和“独裁者”的代称，但再明确不过，作者所指的就是毛泽东本人。
“文化大革命”是将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推到极致的一场全民性的现代造神运动。反毛之罪是“全党共诛之，全国共讨之”2的弥天大罪。1967年1月，“公安六条”颁布，规定“凡是投寄反革命匿名信，秘密或公开张贴、散发反革命传单，写反动标语，喊反动口号，以攻击污蔑伟大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的，都是现行反革命行为，应当依法惩办。”3此时，全国上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已经达到了宗教狂热的极致。谁人的言行对毛泽东稍有不恭，就不单是群众暴力的“砸烂狗头”，“扭送公安机关”，而是法定的“现行反革命”，不仅个人有杀头之虞，就连家庭亲友也逃脱不了政治干系。作者置身家性命全然不顾，挺身犯险，严厉指责毛泽东发动“文革”给党和国家造成了巨大灾难。作此言论，足见作者的“胆大妄为”。
在“文化大革命的目的”一节，《紧急呼吁》鞭辟入里，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这场“文革”这场政治劫难的原因，是中共多年来在“国际国内政策方面所犯的错误”演化的结果。它认为，毛泽东发动“文革”，是为了解决他多年“独断专行”错误造成的党内矛盾而采取的非常措施，与所谓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与“反对党内一些腐化堕落分子的斗争毫无共同之处”。毛泽东的政治目的，一是通过打倒所谓 “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来打倒党内那些真正认识到他的错误的人，“以绝后患”；二是将自1958年以来由于他的个人独断政策造成的党内外各种不满情绪，转移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身上。
《紧急呼吁》全然否定把“文化大革命”说成是“全面地，深刻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把马列主义创造性地提高到一个崭新的阶段”4的主流观点。认为毛泽东发动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什么“创造性”的马列主义，而是一场政治阴谋。因为党内生活已经很不正常了，所以毛泽东要肯定群众“自己解放自己、自己教育自己”的无政府主义口号，要以群众运动“炮打司令部”的形式搞党内斗争，以便利用“多年由于自己的错误路线造成的群众不满”，用群众路线的“法宝”来改变自己在党中央的不利处境。
《紧急呼吁》继而提出了一个更为深刻的问题：既然“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与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是不相符合的”，但为什么群众会表现出个人迷信的狂热呢？《紧急呼吁》的分析别具只眼，归为三个原因：其一，长期的个人崇拜的宣传误导。1957年以后，党的集体领导取得的成就，逐渐归于了某一个人，把罪过强加于其他人。通过一些片面歌颂、片面宣传，在人民群众中造成了“好像只有他个人才是中国人民的救世主”的错觉。这是部分群众盲目崇拜他的心理原因。其二，群众表达自己意愿的特殊方式。多年来的各种政治运动，特别是经过反右派斗争后，群众也聪明起来了，学会了“把独裁者的旗帜当作临时的护身符”，在高举一个人的思想旗帜下表达自己的不满，争取自己的利益。其三，政治投机分子的作用。一些政治投机分子为了实现个人野心，曲意迎合独裁者，以换取独裁者对他的支持。
在“政策的实质”一节，《紧急呼吁》把“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与1958年大跃进运动、“三面红旗”的失败联系起来考察辨析。认为“文化大革命”是这些错误延续发展的逻辑结果。党的领导人对“大跃进”冒险主义政策的失败，不但没有承认错误，反而用过去的威望进行掩盖，寻找客观理由，推脱给自然灾害、“苏修”的背信弃义、下级领导犯了错误等等。这就是欺骗全体党员和全国人民的开始。也就是从这个时候起，党的领导人开始在政策上、理论上陷入了被动地位。为了掩盖这个错误，党的领导人在对内政策和对外政策上采取了一系列更加错误的“政治动作”。“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就是掩盖过去错误的“政治动作”之一。
这几段对“文革”起因的分析和认识，彰往考来，寻根究底，剖析毫厘，洞若观火，是《紧急呼吁》中最为精彩的内容。
《紧急呼吁》还考察了“文革”发生的国际背景。它将60年代以来中共领导人在对外政策和国际共运中推行的极左路线，称为“霸权主义政策”。认为这种霸权主义政策在国际共运中的推行，使“曾坚持团结和统一路线”的中国共产党，失去了兄弟党的信任，党际关系全面恶化，处于空前孤立的境地。文章深入剖析了当时大力推行的“世界革命”理论和政策，尖锐地指出：所谓“战争不可避免论”，帝国主义的本质是不会改变的，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发生了资本主义复辟，能够消灭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都是没有事实根据的，完全行不通的。推行这一理论和政策的实质，是“独裁者”想通过推行世界革命，把当年的错误抹煞掉。
《紧急呼吁》对中国当时全力进行的援越抗美活动的“无私”性提出了大胆地质疑。认为，中国党在援越抗美中，排斥和其他反帝力量合作，采取单独派遣军队等做法，并不是真正要制止美帝侵略越南，而是有自己的政治目的。这是想以此证明，越南抗美斗争没有中国的直接支持是不能成功的，从而强调自己在反帝中的主导作用。由此推断，中越关系将会是不断恶化的。文章在这里批评的中共援越抗美的政策，其历史背景是1966年中共中央断然拒绝了波兰党提议各共产党国家在越南问题上采取“联合行动”的建议，表现出了中共在国际共运中“唯我独革”的领袖意识。
在最后的“前途”一节中，《紧急呼吁》提出了坚决反对当前席卷全国的夺权运动的要求。它说，目前所谓的“夺权”斗争，是“把反对我们党的运动看成是反对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运动”，被夺权的是共产党人，我们整个党现在正处于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文章还对夺权者的成分进行了分析。断定，大部分造反派的核心是政治投机分子和多年来怀有对我党仇恨的人，或者抱有各种个人主义的人。另外还有一部分是不了解这场政治阴谋真相，盲目卷入夺权运动的党团员、解放军和其他正直的人们。
既然这场党和国家的政治危机是“独裁者”一手造成的，那么，怎样能摆脱这场危机？怎样去“纠正独裁者所犯的严重错误”呢？《紧急呼吁》提出了两条路：一条是通过党内合法斗争的解决途径。即“从党的中央到党的支部，重新建立集体领导，发扬党内民主，恢复党的权利。”作者也清楚地认识到，由于独裁者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力”，“不顾党和人民利益”，已经把全国搅得天下大乱了，再要把这场运动拉回到党内斗争的轨道，已是根本不可能了。所以，作者在文中发出了不无遗憾的感叹：“这种可能性几乎没有希望了”。
《紧急呼吁》提出的第二条路，就是号召全党同志、全国人民立刻行动起来，共赴党难，对“独裁者的错误路线”进行公开的抵制和斗争。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揭露独裁者所犯的错误及其本质，并在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重新团结起来。” 文章中说：虽然这种斗争是“尖锐的、复杂的、反复曲折的”，是“有流血牺牲的”，但如果共产党员继续袖手旁观，那就会白白丧失掉我们的江山，断送中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但作者并没有进而说明，这种自下而上进行的反抗活动，是否具有任何行动意义上的可能性。或许，他真正要强调的是，在国难当头的时候，共产党员要有舍身取义的殉道精神。
《紧急呼吁》以呼吁党员同志行动起来的号召作为结尾：“共产党员们！对祖国和人民的命运不愿袖手旁观的同志们！行动的时刻已到来了。” 这是在全面夺权的大动乱中，从党心、民心、良心发出的一个不无悲壮的抗争之声。
二、《紧急呼吁》的写作背景和思想价值
《紧急呼吁》是在“文革”刚刚进入“全面夺权”阶段的时候发出的。此时，“文革”运动已经进行了大半年。这个时段，是“文革”的发动者引导“文革”所发动的群众，从“四清”运动旧的阶级斗争轨道转到“文革”新的路线斗争轨道的变化过程。党内的“路线斗争”被赋予了“反修防修”的重大意义，斗争空前激烈，堪称“史无前例”。
毛泽东发动“文革”这场运动，是认为党内出了“修正主义”，首先要解决“中央出了修正主义”5的问题。而“四清”和以往通过党的各级组织自上而下推动的政治运动，都不能解决党内的问题。毛泽东的设想是“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所以，他要干纲独断，行非常之举，在全国范围发动一场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公开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清洗从中央到地方的“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6这是一个中外政党史中从未有过的，以群众运动的形式解决执政党内部政见分歧的特殊政治运动。
毛泽东对“文革”的发动，是由内到外，渐次推开的。他首先以“剥笋政策”7清理不能完全听命的党内高级干部，解决党内高层权力的问题；同时又以党内揪出了“修正主义分子”的现实危险来发动群众，借助群众运动造成的政治声势在更大范围清洗各级“走资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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