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1644年,即明崇祯十七年三月,大明帝国召开了一次“最高国务会议”。

会议是在“团结、民主”的气氛下召开的,主持大会的,是明帝国的最高领导人——崇祯皇帝。皇帝向出席会议的帝国臣工介绍了当前的社会形势:李自成的四十万大军已经突破宣府防线,进逼京畿,国家危亡在即。随后,皇帝切入会议议题,号召帝国的大小臣工们——为守卫京城的官兵捐助军饷。

在此之前,崇祯十二年,皇帝已经在官员中搞过一次募捐活动。募捐活动受到官员集团的联合抵制,皇亲李国瑞竟因此庾死狱中,可谓是:宁死不捐。在这样的强烈的反对声浪里,募捐活动不了了之。

崇祯十七年,帝国的形势更加危急。不得以,崇祯皇帝再次官员们伸手求助。

这一次,皇帝的倡议得到了官员集团“热烈的”响应。大家纷纷发言,踊跃——哭穷。原来掌管帝国大权的官员们,个个是清如水的丐帮子弟,很多人回家后在门外挂牌广告:“此屋急售”——帝国的官员们,已经穷得要卖房子酬国了。

在经过了充分的民主协商和决议后,崇祯皇帝在官员集团中,募集到白银——20万两。

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李自成的农民军进攻北京,缺粮短饷的明守军开门揖盗,李自成进入北京,明朝灭亡。随即,李自成的军队在京城开展了一场“追赃助饷”的活动。不过革命不是请客吃饭,农民军的助饷方式是:把明朝官员抓起来拷打。这样一番拷掠后,农民军从北京一地“募集”到的银两数目是:七千万两!这些银两,绝大部分掠自京城的官僚集团。而当时明帝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足400万两白银。

李自成能够从官僚集团手里取得“赞助”,而崇祯皇帝不能。因为,皇帝用的是“民主”的方式。

大明帝国灭亡了,亡于一种“民主制”。这一制度,我愿称之为:官僚民主制。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皇权是封建时代的最高权力。事实上,在历代每一个王朝的衰落过程,总是一个皇权专制向官权民主制转型的过程。伴随着帝国的成长成熟,一个庞大的官僚阶层逐渐成型,最终成为左右体制命运的中坚力量。官僚集团不仅把持了帝国的政治命脉,更聚敛了足以影响帝国走向的经济势力,从而成为政权实际的主宰。存在与皇权与官权之间的,就是一种畸形的民主机制。

官僚民主制,是比皇权专制更为糟糕的体制模式。它主要的特征,是把官权的利益最大化。在这一时期,由皇权推动的任何改革、改良举措,都会被官僚集团消弭于无形,甚至成为新的官权聚敛的契机。官场的争斗状况虽然存在,但是已经达成最大程度的默契与和谐。官僚民主制的功能,就是迅速的把帝国的民生剥夺净尽,把体制推向崩溃。同时,在这一“民主进程”里,官员的集体品德和智商向低洼处汇集,成为一群贪婪、自私、颟顸的体制蛀虫。

官僚民主制是一种最糟糕的制度,它兼具专制与民主制的双重弊端,却不具备专制和民主制的任何一方优势。所以毫无疑问的,这是一类最坏的民主制。

当然,您说的对!那不是什么民主,那只是一枚因为熟透而腐烂的专制果实。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墙外新闻实时更新 欢迎订阅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