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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六四”天安门事件24周年之际,维护新闻自由的国际组织”无国界记者”发表声明,要求中国当局释放因言获罪的记者、博客作者和维权人士,并呼吁中国政府解除对媒体和网络的控制,允许公开报道发生在24年前6月的天安门镇压事件的真相。

总部在法国巴黎的维护新闻自由的“无国界记者”组织日前就中国六四事件24周年发表声明,呼吁中国政府结束对网络的审查和屏蔽系统,称中国仍是对信息和表达自由最具压迫性的国家之一。“无国界记者”组织的声明说,近25年来,中国官方对“天安门事件”信息的审查、封堵和删除,使大部分中国年轻人对天安门事件几乎一无所知,或者仅仅知道官方的宣传版本。声明称,“天安门大屠杀”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自1989年“北京之春”之后,中国当局对新闻自由的封锁就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当局将审查制度作为一种有效的维稳和树立国际形象的方法,任何任何当局视为敏感的新闻或信息都可能被审查、被删除。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周二多次致电“无国界记者”组织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办公室,但是电话一直无人接听,无法进一步了解详情。

在中国四川的维权人士、“六四天网”负责人黄琦在接受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电话采访时表示,据他观察,中国当局对新闻自由的封锁的确是越来越严苛,尤其今年“六四”前后,有关部门对各种所谓敏感信息的封锁,可是说是自1990年以来最严厉的一次。黄琦说,

“一直到今天为止,我楼下有好几名警察,小区旁边大约有20多名警察。包括在国内那些QQ、短信中,对于‘六四’这两个字,都是屏蔽的。刚才你和我通话前几分钟,上海几个访民在北京撒传单,他们发给我的信息中因为涉及‘六四’这两个字,所以我没有收到。”

“无国界记者”组织在声明中公布了他们最近收集到的中国当局干涉新闻言论自由的例证。其中包括,中宣部下令彻底封杀北京维权律师许志永;对近期连续发生的校园猥亵案,要求媒体的报道重点要突出党委政府及有关社会组织的应对措施上;北京网管办命令各大网络媒体不准直播北京出租车涨价听证会:广东宣传部禁止在网上搜查湖南省某人大副主任一顿豪吃17万元一事等。

黄琦对此表示,中国当局之所以如此害怕网络媒体上透露出来的真相,是因为最近几年,中国社会矛盾已经激化到一触即发的地步。黄琦说:

“较之于24年前目前有一个很大的区别是,现在维稳的对象除了传统的涉及‘六四’的异议人士和敏感人物之外,还牵扯大批访民和失地农民。”

美国纽约城市大学政治学教授夏明认为,今年的“六四”是中国新的“习李体制”面临的第一个“六四”。种种迹象表明,“习李”已经成为中国公民社会民主化、以及自由力量的最大敌人。中国大陆正在形成一个典型的“弱主恶政”现象。夏明说:

“在强势铁腕人物下,他往往会给你一些有限自由化,他觉得他可以掌控局面。以后转入弱主,就是比较虚弱的领导人之下,他们因为失去控制局面的自信,就会杯弓蛇影。习近平、李克强,第一,他们根本不认同传统共产主义专制体系;第二,他们之所以今天在维持这种体系是因为有利益绑架;第三,他们为了把内心恐惧和利益驱动整合在一起,就希望建立一个虚拟世界,逃离中国的现实,寻求心理安慰,免除恐惧。这也是他们为什么要不断控制媒体的原因。”

夏明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记者,他对在现行中国共产党体制下平反“六四”、或是还“六四”一个真相,不报任何希望。夏明说:

“作为我们这些幸存者来说,第一、我们要不断书写历史,让更多的人知道,给它我们心中它应有的高尚评价。第二、我们应该割断我们对中共政权的心理依赖,只有中共会把它(六四)当成一个心理负担,不断地背下去。”

在2013年“无国界记者”组织公布的全球新闻自由排行榜中,中国在全球179个国家和地区名列第173位,连续多年被列入“互联网敌人”之列。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唐琪薇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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