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卫方 | 陆克文：西方尚未做好准备应对中国崛起

西方尚未做好准备应对中国崛起
陆克文

陆克文在伦敦政经学院发表演讲（贺卫方摄）

按：这是在网络上看到的澳大利亚前总理和前外长陆克文（Kevin
Rudd）的一篇文章（在凯迪“猫眼看人”上没有出处，链接：http://club.kdnet.net/dispbbs.asp?page=1&boardid=1&id=8971746）。读过一遍，感到与1月26日他在伦敦政经学院（LSE）参加“中国发展论坛”演讲所表达的观点很相似。他的演讲引起了现场听众的极大兴趣和热烈欢迎，体现了一种特别具有建设性的中国观。转载在这里，供更多读者参考。

————————————————————
今早我搭乘飞机从中国返澳。从1984年我第一次访华（我们举家前往北京履行我的第二个外交任期）至今，这样的行程已经重复了近百次。尽管我可能对这个国度越来越熟悉，但每次过去总能发现一些全新的东西。事实上，中国变化的速度超越了我们理解它的分析框架。那就像英国工业革命和全球信息革命同时发轫，并且将这一进程压缩成30年，而不是300年。

中国已经成为东亚伟大转型的体现。因此，随着全球的政治、经济和战略的重心由大西洋转移至太平洋（从欧洲到亚洲，从美国至中国），它也将成为伟大全球转型的象征。这一国际关系潜在驱动力的深刻结构转型就在我们眼前铺开，而不幸的是，西方国家集体对此完全没有做好准备。

第一次为中国深深着迷，还要回溯到我的孩提时代。我成长于昆士兰郊区的一个农场，在那里，我的妈妈总是不让家里的书架留有“余地”，目的是让我们在了解畜牧学知识以外看到更为广阔的世界。仍记得，有一天她带回了一本类似男孩年度考古指南的书，里面涵盖了古代文明世界的伟大建筑奇观。

在被强迫着领略完古埃及、古希腊和古罗马的风采后，藏在书后面部分的中国终于一展真容。尽管该书只是用了寥寥数页去考掘古代中国的建筑奇观，但这个传统和审美与我所熟悉的任何西方事物截然不同的国度，从一开始就把我俘虏。（这种兴趣）一旦开启，便再也不能逃离，你会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中越陷越深，就像无数人在你之前所描绘的那样，不断尝试着去了解这个“中央王国”的现象，追溯到马可波罗和利玛窦的那个时代。

原先被伦敦和华盛顿当局古雅地称为远东地区的澳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在新加坡衰落以后已经成为“近北”。理解亚洲及其内在驱动力，对我们而言已不再是一种带着异国风情的智力奢侈品——它早已成为我们国家的必要性问题。尽管如此，我们从英国和美国（从某种程度上讲）在过去一个世纪的汉学研究中继承的一部分学术传统遗产体现在伦敦亚非学院。战后，当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开始广泛地设置与亚洲相关的学科（包括语言、历史、哲学、文学和美学）时，它有意地采用了亚非学院的教学传统。核心原则很简单：如果你要理解中国的现代语言、政治和经济，那你也必须了解中国古代的编年史和文明的轨迹。这些不是可有可无的附属品，而是解读中国、日本、韩国和印度的现代图景以及南亚、东南亚地区高雅文化的必要元素。我有幸通过这种教育传统研习中文，这种传统得益于在我之前数代以来的学术和教学积淀。因为在今天，当我每次邂逅现代中国时，我也遇见了一个被自身独特历史经验深刻塑造的中国，一个为了探寻自己未来在陌生世界中的航向而仍在自己的传统经验中求索的中国。

当前，关于这一主题最好的书目之一当推亨利·基辛格出版于2011年的力作——《论中国》。我相信这本书可以被视为基辛格迄今为止最伟大的作品——一本带我们领略正在展开的中国未来绚烂图景的积极指南，而不应被看成一本有趣的外交回忆录。基辛格对中国“例外主义”（是的，没错，是中国“例外主义”而非美国“例外主义”）的分析是极为出色的。他将此称为“中国的独特性”。原文如下：

“因此，中国理解世界秩序的进路与在西方占据主导地位的那套体系截然不同。西方现代的国际关系观念肇始于十六和十七世纪，当时欧洲的中世纪体系瓦解为一撮实力非常接近的国家，天主教分裂为很多派别。权力均衡外交与其说是一种选择，不如说是无奈之举。没有国家强大到足以向别国强加自己的意志。没有宗教有足够的权威来维持欧陆持续的统一。主权的观念和法律意义上的国家平等成为国际法和国家间外交的根基。

中国则恰恰相反，它从未忙于在平等基础上与别国进行接触。原因很简单——它从未遭遇在文化上或者规模上与其相匹敌的国家。中华帝国在其地理圈内必须鹤立鸡群——被视为一种自然法则、一种天命的表达。对于中国的皇帝们而言，天命的执行并不一定意味着和邻国保持一种敌对关系；这种关系最好不要。像美国一样，中国也认为自己扮演着一种特殊的角色。但它从不赞同美国将自己的价值观推广至全世界的普世主义信条。它将自己的权力边界局限于控制边境的蛮夷···中国不输出价值观，而是让别人自动找上门。”

与基辛格作品不谋而合的论述也可以在当下中国高校数量可观的关于未来中国在世界中扮演何种角色的学术研究中发现。最近我在北京拜访了清华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的政治学教授阎学通先生。其最新的作品被优雅地冠以《古代中国思想与当代中国力量》之名。他力图从现实主义和规范主义的维度识别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古典起源。特别是中国学者正在努力工作，试图在一个愈发复杂的世界秩序中探寻中国的政治领导能力可能的哲学基础。

尽管这听起来非常有趣，但真的有那么重要吗？答案是肯定的，这其中有几个根本原因。中国在未来二十年的某个节点将会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无论是从购买力平价角度还是从国内生产总值角度）——这已经成为老生常谈。鉴于一个在过去三十年中年均经济增幅超过8%的经济体的复合特效，我相信这一预言有可能实现得更早。

对于未来高水平增长的可持续性问题，中国人充分意识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必要性——让经济发展更大程度地依赖居民消费，更低程度地依赖存款，更好地壮大服务业部门，在经济政策中加入可持续发展的条款（这不是一种时髦的选择，而是为了让国民经济得以延续的举措）。总之归结为一点：很快我们就会发现自己处在历史上的这么一个节点——从乔治三世以来首次有一个非西方、非民主的国家即将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

倘若情况就是如此，中国将会如何在未来国际秩序中施展自己的权力呢？它甘愿接受战后国际秩序确立的文化、规则和架构吗？还是说中国会试图改变它？我相信这不仅是亚洲，更是全世界在21世纪上半叶的单一核心问题。更重要的是，一些人可能会不安地说，这个问题也是中国政治精英中有待解决的问题。内部争论将会继续展开。因此中国学界和国家的政策机构以及研究部门密切合作，从历史的经验中寻找正当的、非威胁性的形式去诠释其未来的区域性、全球性角色；更根本地明确这种角色当为何。目前还没有被中央肯定的宏观设计。换句话说，对于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问题，仍然是众说纷纭。

这关系到我们中的其他人会如何对待中国的崛起，而不仅仅是中国自己的问题。国际关系具有相互性。具体到中国的情形中，假定它的影响力遍及东北亚、南亚、东南亚、中东，更不用说欧美这个“旧世界”——世界其它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反应也会影响中国的对外政策。

另外，当关于中国的国际争论仍然未有明确答案的时候，当中国的影响力依旧备受质疑的时候，当最终战略设置离板上钉钉尚有时日的时候，世界其它国家塑造未来中国全球性角色的能力积极地代表了一扇有限的机会之窗。设想我们还有本世纪第二个十年余下的时间（习总书记十年任期的大部分时间）去为这个目标而努力，我相信这（想法）是现实的。

如果国际关系确实是相互的，我们也必须问：我们究竟在与中国一方的什么人打交道？中国，虽说是一个一党执政的国家，但这并不代表其是一种单一的政治文化。中国的政治舞台由许多相互矛盾的力量构成。首先是自由国际主义者，他们已经倡导、实施、并且看到1979年做出的对内进行市场体制改革对外与国际接轨的决定所结出的丰硕成果。

在中国政治的大辩论中，这种成果有目共睹。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这不仅仅发生在北京、上海和广州这样的大城市，也发生在居住着成千上万人的省会城市和乡村。但是，这个国家的自由国际主义者绝不会被允许“为所欲为”。尽管他们取得令人称道的成绩，但国内关于收入不均加剧和城乡差距扩大的争论在增加。此外，在环境层面，中国工业规模激增不仅成为世界的问题，也是中国自身的难题。

最近，中国外交部和美国驻华大使馆之间就后者是否有权制作和发布北京每日污染水平报告发生巨大争议。中国外交部严正声明这是对国家主权的冒犯。我敢说，北京的好市民是乐于知道哪一天他们该把学路的小孩留在室内的。因此，伴随着中国迅速迈向经济自由化推力的持续，其副作用和定位现在正在接受着比以前更公开的仔细研究和讨论。

在今天中国的政治论争中，另一支巨大的矛盾力量也由此产生，他们对经济自由化产生的社会冲击更为不满，而政策结论也显得更为保守。这一群体声称：改革的道路已经走得够远了。他们认为，所有“社会主义”（一套“共产主义”制度形式上仍留存其中）的东西早已销声匿迹。这个保守的群体中有人说道：让经济改革进程继续推进会威胁到经济体系中国有部门的利益。他们说，一旦到了紧要关头，中国（政府）能够撬动国民经济杆杠仍旧是非常关键的，所谓的“撬动”，不仅是通过传统的财政和货币政策（西方国家也有）实现，也可以通过积极引导国有公司和金融机构直接响应政府指导，扩张或者收缩经济活动来实现。

这一群体对于民主改革的呼声（这种呼声发端于业已产生的朝气蓬勃的经济自由）尤为防范，因为他们认为此种呼声意义非凡，是党继续保持其垄断权力的中长期威胁。

未来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如何——对这一问题极为重要的最后一种力量则是军队。作为一个在35年前就开始研究中国的人，我依然觉得这个国家的军队是世界上最神秘的军队之一。这也是大多数中国学者和世界上大部分分析家的结论。

像很多国家的军队一样，中国人民解放军就价值观、传统和它固有的民族主义特点而言是一支保守的力量。然而，在中国的体系下，军队在很多方面与中国政府分开运作。通常来说，解放军和政府在区域和世界问题上的政策视角仅在共产党的最高梯队层面（通过中央军事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合二为一。这常常带来不透明的问题，这种问题会诱发（中国）对其邻国或与其拥有相同战略环境的国家制定“最坏打算”的计划。自然地，解放军会辩驳说，美国和其盟友针对中国的应急计划使得它（指中国）除了做最坏打算之外，很少有回旋的余地。

正因为此，为了求得自身永久生存的战略性互不信任和军事反制措施仍旧持续。然而，这个数量级风险管理的问题是：它承受着变为自我应验的预言的风险。为明天最糟糕的情况做计划常常催生今天的政治（短视）行为。

这场中国内部的争论（在自由国际主义者、政治保守派和军队之间）如何解决对我们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核心问题仍是——一旦中国变成世界最大经济体，它的外交足迹和战略力量会随之拓展，中国会谋求改变战后国际秩序所确立的规则、习惯吗？如果会，那我们该做何应对？

不管你喜不喜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会影响我们的明天：如果欧洲的经济危机越滚越大，中国一跃成为新兴的全球性债权国，那欧洲的经济一体化前进会如何？伴随着中国的军事影响力日趋显著，未来的亚洲安全秩序会呈现出怎样一番景象？考虑到北京具备投反对票的实力，我们对联合国安理会主导下的国际人道主义干涉当作何展望？

我早先的时候注意到，世界上关于中国前途的争论不仅仅是一只手的鼓掌声。我们中其他人的态度和行动不论好歹也能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遗憾的是，对于这个争论大多数的西方国家准备不足，尤其是考虑到每个国家因为专注自身经济前景而各自为政以及由此引发的美国和欧盟在政治上的日益偏狭，大西洋两端的政策精英（奥巴马政府的某些部门除外）在很大程度上避开了本世纪最重要的话题——中国崛起。然而，在亚洲并不是这种情况，由于地缘相近的原因，在这里，关于中国的政策争论更为复杂、微妙和尖锐。尽管如此，仍然会有一种因为“缺席”而催生全球和区域新秩序的现实危险——缺乏西方富有建设性的外交参与，这种新秩序可能会变成对西方价值观和利益的严重抵触。

那么，接下来该怎么办呢？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西方积极将一种中央组织原则奉为未来我们与中国打交道的国际秩序？我相信这是有可能的。但这需要集体智慧的努力、外交上的密切协作、持久的政治意念，更重要的是，持续、开放和直率地与中国政治精英接触。因此，许下如此诺言的核心要素会是什么呢？

首先，国际社会必须接受：在国际谈判桌上，中国绝对有发出更大声音正当性。不仅因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文明，更因为中国已经再次成为一个强国。国际体系不应被视为西方世界专有的利益表达机制。欧洲的殖民统治历史已经让殖民者的道德权威在前殖民地国家的心目中大打折扣。欧洲人对此却视而不见。未来国际体系是建立在普世价值的基础上，这些普世价值体现在联合国大量的规范性文件里，而不是呈现为特定国家集团的狭隘利益——明确这一点非常重要。在这个框架下，中国、印度、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主张能够发挥更重要的作用，包括依靠自身的文明传统做出贡献。

其次，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向中国的政治精英表明：当前的自由国际主义秩序已经在三分之二个世纪中保障了国际和平并促进了世界繁荣，这一秩序必须被一以贯之。这将需要加强与中国在应对世界安全、宏观经济、宏观金融、贸易、投资、社会、环境和人道主义挑战方面的合作。

所有成员国所寻求的任何单边主义、民族主义和重商主义行径均应被视为不可接受的做法。这一原则必须在我们（包括中国）之间严格实施。这也意味着，不仅在国家利益没有受到威胁时，中国要通过自己的政策行动强化现有的秩序，（而是）无论何时，中国都要用自身的力量去守护这一秩序的完整性。这种方式和前世行行长罗伯特·佐利克主张的中国要扮演一个负责任的全球利益相关者的原则不谋而合。

第三，未来不管什么原因，如果中国超越了约定的规范，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要准备的不仅仅是坚决说不，还要采取相应的行动。可以理解的是，国际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将会对这种可能性避免做出正面的答复。

第四，严酷考验中国崛起（角色）的是亚太地区。这里需要以共同国际价值为支撑的新型区域组织来主导确保共同安全和维护共同财产的原则和实践。过去，亚洲没有释放这一功能的强制性或会员国组织。但随着去年11月东亚峰会的扩容（增加了美国和俄罗斯），现在，所有这一区域的主要强国围坐一桌，得以在最高级别的会议上对政治、经济和安全问题开放授权，这在亚洲历史上尚属首次。互信机制和安全机制、更大的军事透明度，共同应对自然灾害（对这一区域的人们而言是最大的灾祸）以及开放经济和可持续发展的共同使命成为可能。

构建一个可靠的新亚太——一个多边的、区域性的、基于规则的更广阔的区域体系首次成为我们能力范围内的事情。鉴于中国国际角色的扩张，新亚太最终可能转变为更广泛的和平，而华盛顿当局的全球性主导地位将会继续式微。重要的是，当前亚洲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试图用中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取代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切实可行的多边主义的、基于规则的秩序一起存在于一个特殊的体系，在这里，所有具备正当性的利益相关者对支撑这一秩序负有共同的责任。

这对有某些人来说可能是过时了，但总的来说，我仍乐观地认为，这一伟大的全球和区域转型不会简化成政治/军事上的冲突或者战争，而会以和平的方式铺开。然而，遗憾的是，对于身处亚洲的我们而言，欧洲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系列不愉快的先例。

从十六世纪的宗教战争到1945年攻克柏林，（如果同意这其中存在一些争议的话）乃至1991年苏联的垮台，欧洲一直是一个饱受血雨腥风洗礼的大陆，因为任何新兴强国或者新意识形态（宗教的抑或世俗的）的兴起总是会导致旷日持久的战争，这种战争常常是一个工业规模级别的。然而，如果忽略这些悲剧，战后欧洲的政治工程（虽然当前欧盟正承受着金融危机）的相对成功还是为我们提供了希望的基础，因为这表明使远古的争斗让位于谋求未来合作这一更本质的需求是可以实现的。

我的看法并不是一种盲目的乐观。我曾经在中国生活过，游览过。我生命中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以某种形式研究中国。像所有的文明一样，它反映了一种历史经验、历史观念和历史成就的累积，但中国的历史确实可以为我们这种乐观提供合理的依据。我研究了几十年的中国，在过去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并未侵犯过其它国家。尽管明朝时期它的导航能力和舰队规模与当时的西方国家相比更为先进，中国也不曾寻求在世界范围内建立殖民统治。

从鸦片战争到抗日战争结束之间这一百年，已经被其例行公事般，看似合理地描述为中国外交史上的百年屈辱——这种做法使得中国的现代政治意识严重萎缩。事实上，人民共和国历史的上半叶在国际舞台上是孤立的，只有在过去的三十年它才开始有组织地再次参与世界事务。今天，中国用一种全球的眼光，希望其古代文明和现代经济的卓越贡献能够得到世界各国的尊重。这些都是身处西方的我们能够与之合作的历史借镜。

然而，中国是否会启动民主化进程以及它是否会适时遵守相关国际公约并将其应用于国内的人权实践仍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所有熟悉这个国家发展进程的人同样深谙赞同和反对其实现可能性的声音。

同时，我们（包括中国在内）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能够对付一个非民主中国一跃成为国际秩序框架下的超级大国。我相信，在未来几十年里，我们有足够的常识和共同利益、乃至共同的目的让我们和平地克服艰难险阻。那需要高度的政治智慧——这种智慧必须基于理性参与，并且不以任何形式的妥协为基础。成功从来不是必然能够实现的。它需要冷战结束以来业已出现的最高水平的政治参与和深思熟虑的外交手段。而后，如果中国能够通过国民自己选择成为一个民主国家，那就更好了。然而，将我们的未来一段时间的外交政策建立在这样一种假设之上，确实也是够愚蠢的。

如果我们西方国家能够继续与中国内部的自由主义力量精诚合作——让国家的领导层认为他们国民的长远利益存在于当前自由主义的、基于法律规则的国际秩序中——这种秩序自二战结束以来就相当好地服务于国际社会——那我们就能成功，并且巧妙地为我们自己构筑一个真正的太平洋世纪。

陆克文是澳大利亚前总理（2007-2010）以及外交部长（2010-2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