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左翼廢青
公共交通費加價促成了巴西二十年來最大的群眾抗爭在洲際國家盃開幕前夕爆發。即使多名市長已宣布收回公共交通費用加價的決定，但示威未有平息。群眾的訴求已由反加價轉至反貪污、反對花巨資舉辦世界盃、奧運卻沒有足夠資源投放在教育、醫療等民生事業。與同樣在主辦國際足球大賽（世青盃）前面對群眾大型抗爭的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Recep Tayyip Erdoğan）不同，巴西總統羅塞夫（Dilma Rousseff）沒有對示威者採取強硬態度。相反，羅塞夫指示威是民主的體現。即使有示威者越過了所謂「和平理性」的界線，她也沒有藉機抹黑示威者，甚至說行使暴力的示威者只屬少數。
這種肯定示威者的言論，不論是民主還是專制國家的領袖都不容易說得出口。羅塞夫的態度，大概與她的背景有關。年少時，她參加過馬克思主義游擊隊，曾被巴西的軍人政權囚禁。然而，這樣的背景卻更令人思考：為何一位前左翼革命家延續了工會領袖盧拉（Lula）打下的江山，令巴西工人黨（PT）連續執政踏入第十一個年頭，巴西同時成為發展中國家的龍頭之一時，國內的不滿聲音會如此高漲？讓我們簡略回顧一下巴西民主化後的發展以了解巴西人民上街抗爭的背景。
九十年代：「民主」新自由主義
一九八九年，科洛爾（Collor）當選軍人政權結束後首任直選總統。當時屬於右翼國家重建黨（PRN）的科洛爾推行經濟自由化和私有化等政策，將新自由主義落實在巴西。到九二年末，科洛爾因貪污醜聞被迫下台，由副總統薩依內（Sarney）完成餘下任期。九五年的新任總統為獲薩依內支持的卡多佐（Cardoso）。卡多佐所屬的政黨叫社會民主黨（PSDB）。但這個原是中間偏左的政黨卻與右翼結盟。更戲劇性的是，卡多佐本為一名左翼學者，是左翼發展理論依附理論（dependency theory）的奠基者之一。但他成為總統後，卻深化科洛爾的新自由主義政策，將不少國營企業私有化。這些擁抱市場的政策，成為了工人黨的攻擊目標。
廿一世紀：民主社會主義？
經歷了新自由主義帶來的痛苦，拉美不少國家在九十年代中後期起紛紛向左轉。工人黨的盧拉在零二年贏得總統大選（於零三年就職）也是這個潮流的一部分。工人黨成立於仍是軍人統治時代的一九八零年。該黨爭取民主社會主義，與國際有名的無地工人運動（Movimento dosTrabalhadores Sem Terra；簡稱MST）關係密切。在盧拉的帶領下，工人黨主張實行土地改革，在基層也推動了參與式預算這類的基進政策。
因為九十年代末亞洲金融風暴的影響擴散到其它發展中國家，巴西當年也面對經濟危機。卡多佐政府在九八年和零二年兩度向國際貨幣基金會（IMF）求助，接受IMF的貸款以度過危機。IMF的借款條件之一是巴西政府要保持財政紀律，控制開支。這成為了對盧拉政府的束縛。他在競選成功前已聲言不會推翻前政府與IMF的協定。
在零三年上台後，盧拉的經濟政策與卡多佐沒有顯著分別。在委內瑞拉和玻利維亞實行的國營化政策沒有出現。政府的金融政策仍然以控制通脹而非創造就業為主要目標。儘管盧拉執政八年期間失業率確由若11%下降至約7%，但主因是世界經濟經歷了九十年代末的蕭條後回到增長期，令巴西的出口大增，與政府政策沒有太大關係。在土地改革方面，盧拉政府的貢獻也相當有限，甚至與MST漸行漸遠。零五年，MST發起萬人示威才迫得盧拉在就職後首度跟MST的領袖會面。
由於要控制公共開支增長，今次示威的其中兩個焦點──醫療和教育在盧拉政府下的改善相當有限。公共醫療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率由零三年的3.1%增加到一一年的4.1%，與一般發達國家起碼佔6%的情況仍有不少距離。公共教育開支佔本地生產總值的比例則由零四年的4%增加至零九年的5.6% ，升幅不算顯著。
然而，這不代表盧拉乏善足陳。他的最大政績應數其家庭津貼計劃（Bolsa Familia）。該計劃為貧窮家庭提供現金津貼。如那些受惠的家庭有兒童成員，則兒童必須接受教育和接種疫苗。這計劃和最低工資增長令巴西的貧窮率由零四年的約34%下跌至零九年的約22%。不過，即使貧富懸殊稍有改善，到零九年巴西的堅尼系數仍高達比今天香港更嚴重的0.547，屬世界其中一個財富分配最不均的國家之一。
工人黨無節制資本
由此可見，盧拉的工人黨在施政上已與一般資本主義國家的社會民主黨分別不大。該黨承認市場框架，利用經濟增長來推動民生事業，故積極吸引外資流入。工人黨不但沒有推行國有化措施，亦沒有透過稅制改革來修正市場分配不公。其實，早在九八年大選挑戰卡多佐失敗時，盧拉已在政綱裏放棄使用「社會主義」這個詞。難怪工人黨執政後的實踐與創黨時的社會主義圖像相距甚遠。
在一一年上台的羅塞夫，她上台時就要面對新一輪金融危機令巴西的經濟增長放緩這難題。另一個難關則是儘管經濟增長減慢，但通漲回升。在這背景下，她沒有如盧拉那樣大幅提高公務員的待遇，結果造成去年八月的公務員大罷工。同一個月，為了振興經濟，路塞夫竟宣布總值650億美元的私營化方案，準備將公路、鐵路等私營化，仿佛重回九十年代的新自由主義道路。
工人黨執政逾十年，無疑在滅貧上是做出了一點成績。但今次的示威可見國民認為其它民生範疇上，服務的質量沒有隨著過去十多年的經濟起飛而有足夠的改善。當這些民生需求未被滿足時，政府卻要花大量資金在世界盃和奧運這些隨時變成大白象的工程中。再加上國內貪污情況依然嚴重（盧拉和羅塞夫政府都有閣員因貪污指控下台），這些龐大工程也很大可能變成政商精英的肥缺。因此，公共交通加價這措施能一石激起千層浪，其實反映了人民對巴西發展模式和財富分配不公義的不滿。
如何實踐左翼理想？
據報今次上街民眾有幾大特質：以年青人、高學歷者為主、強調不支持任何政黨。換言之，這些抗爭者的社會地位比工人黨的主力支持者為高。儘管示烕者亦強調自己不屬左翼或者右翼，但他們有關教育和醫療的訴求，其實帶有左的色彩。或許這次的抗爭可以這樣理解：一群巴西的中等階層指控工人黨政府在部分民生政策上做得不夠左。當理應在經濟上相對保守的中層也提出這樣的訴求時，身為左翼政黨的工人黨著實相當尷尬。為何一個理論上代表工人，曾經高舉社會主義旗幟的政黨會在它執政逾十年時，因為投入在醫療和教育開支不足而觸發中層大規模抗爭？
由卡多佐到盧拉到羅塞夫，連續三位巴西總統的履歷表都有左翼背景，但上台後卻都背棄了在野時鼓吹的原則。究竟是甚麼原因？是理想主義的失落？是因為工人黨在國會從來不是絕對多數派，為了與其它管治聯盟的黨派合作而作出的妥協？是證明了全球化下即使被尊為金磚五國之一也突破不了資本主義法則？
無論答案是甚麼，巴西的案例告訴我們：理想社會不會因為換了選舉方法和換了元首就自然出現。事實上，暫時組織鬆散的巴西抗爭民眾還未有將茅頭指向羅塞夫的舉動。這是否代表了巴西群眾深知問題的核心不在個人身上？我們活在香港，由董到曾到梁，所有社會問題只見愈來愈嚴重。下台年年叫，七一年年行。究竟要怎樣做才能令社會變得更進步、平等和民主？我想我們和巴西民眾一樣仍在摸索方法，仍在學習之中。
主要參考資料：Hunter,Wendy (2011) ‘Brazil: The PT in Power’, in Steven Levitsky and Kenneth M.Roberts (eds) The Resurgence of the Latin American Left, pp. 306-24.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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