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宪法实施的意义

  主讲人:蔡霞(中央党校党建教研部教授)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研究员)

  苏小玲(资深媒体人、作家,影响力中国网总裁)

  时间:2013年6月19日(周三)晚7-9点

  地点:北京大学图书馆南配殿报告厅

  主持人:

 张千帆:感谢蔡霞教授的精彩讲演,她的视角非常宽阔,但是主题只有一个:宪政跟主义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宪政,中国社会就将继续动荡,这对谁都不好,包括对执政党自己也不好。中国人啊就是没有信仰,不信常识,不信道理,就相信自己、相信权力。中国从清末开始,宪政的机会就被执政者丧失。如果实行宪政,其实对清政府最好,但它偏偏不要;到民国,宪政对国民党最好,但它又不要;现在到共产党了,看它要不要。

  下面有请荣剑老师,他的视角也很独特。我们都知道,1949年有一个《共同纲领》,但这也是宪法学家的共同盲点,过于关注这个《共同纲领》,没有关注1946年就有一个《共同纲领》。那个时候是“旧政协”,比1949年的新政协更有代表性,所以46年的《共同纲领》比49年的《共同纲领》更好。荣老师从这个视角,进而探讨两岸互动和中国宪政的可能性,大家欢迎!

荣剑  荣剑:非常感谢千帆教授的邀请到北大演讲,蔡老师讲没有到北大上过学的人对北大很向往。30年前我在北大做过一次演讲(那时我在读是研究生)。30年以后在这里跟大家做一个交流感到非常荣幸。今天讲宪政问题,千帆老师也介绍了当前所面临的问题,在这半年内发生了一系列大家不能接受的奇谈怪论,实际已挑战了我们的底线,国民的底线。从他们的理论上来讲,有一个观点涉及到对执政党40年代期间所发表的宪政话语的认识。人民大学杨晓青教授认为,上世纪40年代毛泽东在延安宪政促进会成立大会上发表的《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文章里,讲到了关于宪政的理论,她也认这个账;但按她的说法,中共或者毛在当时所讲的宪政理念只是一种策略性话语,全国政权建立后都不算数了。所以网民问:共产党这不是在欺骗人吗?所以有必要回过头来再看看40年代这段历史。我写了一篇文章《回到“共同纲领”(1946)》,这篇文章是在年初写完,在《炎黄春秋》发表后,共识网、影响力中国网、爱思想三大网站上都在头条发了出来,前两天在洪范的一个研讨会也对此做了一些演讲。

  首先涉及到的问题是:中共在40年代讲宪政的话语究竟有没有诚意?是不是骗人的?根据我对文献的研究,共产党在这期间所讲的关于宪政的一系列话语是有诚意的,并不是为了欺骗国民党、欺骗其他民主派,欺骗所有的中国人。这取决于当时的社会状况,取决于当时各种政治力量的对比关系。抗战即将取得决定性胜利时,对抗战结束以后中国国家的重建,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拿出了他们各自的纲领。1943年蒋介石拿出一个纲领,叫《中国之命运》,两个核心词:一个是自由,一个是法治。毛泽东在1945年七大上所做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治》,其中一个核心观念是民主或者宪政。

  如果们比较这两个文本时,可以看到共产党所提出的文本比国民党的文本更加激进。对于蒋介石来讲,是要按照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三民主义”建设中国,对宪政建设有一个路线图,即大家所了解的军政、训政、。所谓训政的核心,在当时归结于统一全国的政令和军令。蒋介石讲这个话,当然主要是针对共产党的武装力量和共产党当时所建立的根据地。

  在抗战即将取得胜利时,国共之间武装力量对比是4:1,国民党有400万军队,共产党有100万;两党掌握的人口也差不多,国统区有3亿,中共根据地有1亿(当时有4亿多中国人)。在这种力量的对比关系中,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是:它能否单独把天下打下来,如果打下来了,那它绝不会搞宪政。如果打不下来,依靠武装力量夺取不了政权怎么办?采取什么样的方式在国家政权中谋得一席之地?这是共产党所实际考虑得问题。所以,1940—1945年期间,共产党讲了大量的宪政语言,包括民主建设。去延安考察的美国人,看到延安的政治状况很满意,说中共非常廉洁、朝气蓬勃、充满生机。在国共力量对比比较悬殊的情况下,共产党提出按宪政民主的方式参与建设联合政府,具备了国民党一拼的实力。

 于是,提出了联合政府的概念,怎么建立联合政府?又进一步提出了“共同纲领”。在官修的党史教材中,一讲到《共同纲领》,大家都普遍认为是指1949年政治协商会议所形成的共同纲领,即《共同纲领》的1949版,其核心是确立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容许民主党派参与政治格局。但是,中国最早提出的《共同纲领》是在1946年,这个《共同纲领》和1949年的《共同纲领》,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版本,性质差别极大。

  抗战胜利前夕,蒋介石要求毛泽东去重庆谈判,谈判结果形成“双十协定”,根据“双十协定”确定1946年1月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按我的理解,这个政治协商会议相当于美国费城会议,有预备立宪的功能。政治协商会议形成一个共同纲领,根据纲领召开国民大会,在国民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根据宪法确定国家的治理模式。共产党为参加这次会议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思想上,1945年前就提出了一系列的想法,提出了和平民主建设的新阶段口号。为了参加政协会议,共产党提出了纲领草案,即关于《和平建国纲领》草案。

  政治协商会议是1946年1月10日正式召开,1946年1月16日《新华日报》发表了社论:《论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是共产党人的说法,国民党并不认同。开了16天会议以后,形成的纲领不叫共同纲领,而是叫“和平建国纲领”。但是,“和平建国纲领”的草案基本上是由共产党提出的。也就是说在这个会议上,国民党没有自己的草案,当时民主党派提了草案,共产党提了草案。草案涉及到十多个议项,比如关于国民大会、地方自治、政治民主、言论自由,宪政的所有内容都有,其中最核心的议题是军队国家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关系问题。国民党的要求是,先军队国家化,再政治民主化。共产党则提出先政治民主化,再军队国家化。这涉及到两党之间武装力量的归宿问题。在军队国家化问题上,国民党最后做出了最大让步,按共产党要求进行军队整编。原来国民党包括所有民主党派提出的是军队混合整编的议案,只有共产党不同意,它认为混合整编下来,中共掌控的军队就没有独立性,它要求是独立整编,按比例缩编军队。在这个问题上,国民党还是做了妥协,按共产党的方案达成了关于军队国家化的初步共识。

  政治协商会议结束后,共产党获得重大的政治胜利,所有要求基本得到了满足,国民党则不高兴。按照这个纲领,本应在1946年5月5日召开大会,通过《中华民国宪法》。共产党为落实这个纲领做了三方面准备:一个是思想上动员,在党内下指示说现在可以不打仗了,可以跟国民党搞议会斗争了。二是提出组阁名单给国民党,毛当副总统,周恩来当行政院副院长,并准备把中共的指挥机关从延安搬到淮安(淮阴)。三是军队裁员问题,中原军区30多万军队裁了10万。这表明共产党当时对这个“共同纲领”高度认可,因为这个纲领满足了共产党的所有要求。

  相反,国民党不那么认为,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国民党的右派和保守派提出反对意见,认为国民党在这次政协会议上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所有便宜都被共产党占走了,在党内形成了一股要求否定共同纲领的强大声音。共同纲领最后破产,按照我的看法,国民党应负主要责任,因为共产党对当时达成协议是愿意执行,而国民党却不愿意。陈诚给蒋介石提供了一份军事分析报告,认为在3-6月时间内可通过军事手段消灭共产党。之后国共双方大打出手。打得不可开交,最会在战场上决一胜负。1949年国民党退出大陆,共产党成立新政权,1949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召开,共产党明确提出“共同纲领”,《共同纲领》正式亮相。在后来的党史编纂中,《共同纲领》就是1949年版本,1946年的《共同纲领》被当成了历史垃圾,弃之角落,差不多已被人们完全遗忘。

  现在重新认识这段历史,重新挖掘1946年的《共同纲领》有什么现实意义呢?这一段历史已经过去了,按我的说法,中国离宪政转型仅差一步之遥,失之交臂。当时是一个很好条件,除了国民党、共产党,还有第三方力量即民主党派,这种政治生态非常有利于宪政架构的建设。因为时间问题我不能充分展开对这个问题的言说,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上网搜索我这篇文章。

  回到现实,在目前的情况下有没有可能建立起一个宪政架构?我文章的题目是“回到《共同纲领》”,并不是要回到1946年去,但可以参照1946年的原则和精神重新认识建造宪政架构可能性。从大陆情况看,不具备1946年相同的力量均衡关系,现在是一党独大,政治环境大家心里很清楚,在这里就不多说了。如果把这种力量关系放宽到两岸来看,情况就大不一样了。实际上国共对峙的并列的关系现在仍然存在,1946年以来的政治生态并没有终结,国民党在台湾是执政党,有法统有军队。如果放开到两岸政治格局上来观察,可以看到这种宪政架构的基础是存在的。今年国民党与共产党有四次高层对话,习近平总书记已经接见吴伯雄。江丙坤最近提出了关于两岸政治议题的开放问题,希望通过民间里呼应和推动对相关问题的讨论。民进党政治元老张俊宏在2008年就提出,在民主和法治的基础上统一中国,即“一国一制”论。大家可能也注意到了,昨天许信良提出了成立中国议会的主张,直接涉及到制度安排了。

我的看法是,如果从两岸的大格局来看,重提1946年的《共同纲领》是有现实意义的,这个共同纲领是共产党提出的,并不是哪个国民党人提出的,这是共产党唯一可以利用的宝贵精神财富。按照共同纲领来搭建一个宪政架构,不仅解决了大陆政治民主化的问题,同时解决了两岸统一问题。马英九放出话来,如果大陆是民主的、自由的、法治的制度,他们愿意谈统一问题。以宪政方式统一中国,那是一个多么巨大的贡献,不光是获诺贝尔和平奖,而且是名垂史册。

  中国在目前的情况下,充满着多种可能性,宪政的可能性并不是说由良心发现或者某一个理念认识而导致的,实际来源于各种主张宪政的力量的推动。我始终认为,一个党派一个组织绝对不可能决定一个国家的命运,这个时代已经过去。现在执政党所面临的最大压力是民心思变、民智已开,同时面临的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这是前所未有的。80年代的社会危机都只浮在表层,北大可以成为风暴的中心。现在来看,北大已经完全边缘化,矛盾和危机的中心是在社会的基本领域。这是执政党必须面对的现实,这个现实不是把眼睛闭上了看不见了就不存在了。

  因此,对中国未来转型应当保持乐观态度,中国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智慧,也具备解决这些问题的现实力量。如果执政党能够看到这个发展趋势,真正回到它以前提倡过的宪政源头上,它是能够把已经失散的民心重新聚起来,能够领导这个国家和平地完成政治转型,执政地位并不一定会丢掉。现在没有一个能够和它抗衡的大的政治力量,1946年存在着十几个党,现在没有这个情况,它完全可以从容地主导这个转型进程。我就讲这些,谢谢大家!

  张千帆:谢谢荣剑教授的精彩报告。他很有说服力地论证了,1946年的《共同纲领》体现了现在执政党真诚的宪政愿望,这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扫盲”,因为我原来也和杨晓青的观点类似,45年前后的共产党宪政只是一种公关策略,是说给美国人的听的、说给投奔延安的文艺青年听的,骗取了一大批国人的信任。现在荣剑这么一讲,执政党还真没有必要把自己想得那么坏。

  很可惜,中国宪政失去了多次机会,1946年可能是近代最后一次机会,结果失之交臂。但是荣剑教授又提出一点希望,国民党被赶到台湾去了,能不能再回来(现场笑)?87年,你们都知道台湾发生了什么,我当时在美国做学生。那个时候我就写过一篇评论,如果国民党能够回来多好。

  荣剑:我补充一点,吴稼祥老师提出一个细节,87年统战部长提出邀请国民党上岸展开国共第三次合作,说前两次合作都失败了,期待第三次合作的问题。这个问题提出过。

  张千帆:如果这样,中国宪政就将获得一次新的生命,通过第三次合作走向第三共和。至今我们有过两次共和,1911年建立了民国,49年也没有完全消灭,现在局限于台湾列岛。1949年的第二共和发生过很大的动荡,现在需要再造共和。能否通过两党合作走向第三共和,要看现在的执政党有没有胆识、魄力、决心。对此我还是不太自信,不像总书记那么自信。如果真的自信,就应该迈出历史性的一步。

转自《影响力中国》网站,原文链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