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李野航 | 评论(0) | 标签: 时事观点

井研是四川一个不知名的小县,从字面上看,有一种往井里钻研、出不来的意味。有三个截然不同的井研人,生活在截然不同的时空中,他们所做的事触碰到同一根神经——国家之正当性何在?

第一个要说的井研人名叫廖平。廖平(1852—1932年),晚清经学家,四川井研县青阳乡盐井湾人(今四川乐山)。初名登廷,字旭陵,号四益;继改字季平,改号四译;晚年更号为六译。名号的不断更改反映了其一生学术思想的嬗变。这个在现代人看来不过是乡野腐儒的人却做了一件推动中国近代政治思想进程的事———对孔子思想的重新诠释启发了康有为,并因此出炉了两本惊世骇俗的著作《新学伪经考》与《孔子改制考》。而此二书思想实为“戊戌变法”之法理依据。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华农耕文明遭遇到来自西方工业文明的巨大冲击。回应这样的冲击成了国家以及智识阶层的一大历史课题。一个两难的抉择摆在了中国人的面前——在文化意识形态与制度设计上彻底的自我否定以拥抱西方工业文明,还是固守我们固有的农耕文明之文化与制度的本位?这两种极端选择在清王朝而言都是承担不起的。变法势在必行,而变法的最大障碍就在于为大一统之农耕文明而设计之儒家意识形态如何能被装进变法的框架中从而与世界工业文明的洪流接轨。毕竟,守旧派之法理依据来自于孔子所谓“述而不作”、“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当时的改革派是不能超越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儒家语境而言变法的。值此之际,廖平的学说给了改革派以巨大的启发。廖平认为,孔子学说分为早期与晚期两个部分。“述而不作”是孔子早期的思想,而到了晚年,孔子思想有了巨大的变化、走向了“不作”的反面。那么孔子“作”了什么呢?廖平发现,孔子所删定的文献(“诗书”)其实与真实的周朝典章制度并非一致,带有浓厚的“己意”。也就是说,孔子所谓的“宪章”的“文武”不是真实的“文武”,而是出于孔子自己的理想的制度设计。然而,孔子一平民,有什么资格假托“文武”而创设一套其实是崭新的政治制度呢?儒家不是说:“非天子,不议礼、不制度、不考文”吗?廖平认为孔子这样做是不得已,如果没有“天子”去担当这一重大历史使命的话,即使作为庶人,孔子也应当仁不让了。这就是所谓“素王改制”。

“素王改制”之说隐含着一个潜台词,这个潜台词足以动摇汉代以来儒家“君为臣纲”的根本伦理设计。这个潜台词就是制度变革的主导权不一定必须出于君主与政府,也可以出于平民。平民也可以创造历史。而孔子其实开启了“民主”的先河———平民也可以成为推动历史进程的主体。这样的思想在晚清的历史背景下足以惊世骇俗。怪不得康有为表上《孔子改制考》遭致了守旧派与改革派强烈的反弹与质疑、背上了“无父无君”的骂名。而为康有为提供思想资源的廖平也被改革派张之洞批为:“风疾马良,去道愈远。”

廖平、康有为“素王改制”之说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一脉相承的。甚至于其春秋公羊学“张三世”之说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一大成分。毛泽东曾经说:“你们说的共产主义,在我看就是大同”(见《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所谓“大同”,也就是“张三世”之所谓的“大同世”。如果,儒家的最高理想是构建“大同世界”、是让“六亿神州尽舜尧”的话,儒家的终极政治诉求也就和“共产主义”也连成一片了。其实,廖平并非要“国家”致力于民主、民权。且其揭橥之儒家最高理想之“大同”的载体绝非国家、而是超国家的“天下”,因而其理想之实现有赖于国家概念之消解。也恰恰在这一点上,其最高理想与纯粹的布尔什维克潜通款曲。列宁在解释为什么把社民党的名称改为共产党的时候就说:“我们的旗帜上,要写上消灭国家”。二者的不同就在于:儒家之“大同”寄希望于“大道之行”。布尔什维克之共产主义寄希望于从形式到内容彻底地摧毁和改造旧人旧事;儒家之“大同”是让“道”席卷了人心,布尔什维克为共产主义之最高目标却不惜借助于极端悖道的残酷的手段。

总之,无论在儒家还是共产主义看来,国家并不具有终极的正当性。最高理想要踩过国家的“尸体”才能达成。廖平客观上做了一件事———在廖平的论证下,孔子成了一位平民革命家,“素王改制”之说,为中国选择走非封建、非全盘西化的革命的道路提供了法理的依据。

第二个要说的井研人名叫刘小枫。,祖籍井研县、生于重庆。著名基督教学者。其以往的关于基督教思想的许多著作(诸如《走向十字架的真》、《拯救与逍遥》等)为许多“寻神”的自由主义者们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然而近来却显得比他的晚清同乡廖平还要善变、从一位文化基督徒一变而为国家主义者。尤其近来流出其似欲奉毛泽东为“国父”的“新国父论”,更是让自由主义阵营炸开了锅,被一些自由主义者视为投机、叛变、堕落。刘小枫的思想“巨变”也不禁让人联想到了一个善变的俄国人,也就是高尔基。从沙皇专制的反抗者的精神导师一变而为列宁斯大林极权体制的热情鼓吹者。不过,发生在高尔基或廖平身上的戏剧性转变与发生在刘小枫身上的戏剧性转变性质之异同,却可以梳理一番。

如果说,廖平把孔子塑造成了推动历史进程、创立理想社会的终极目标的平民的从而在思想上为中国的近代化革命扫清了道路的话,刘小枫近来的语焉不详,言辞含混的新国父论看起来似乎要做另一件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把“”这个符号纳入到中国近百年来重振国家及其主体性的历史性需要中来、并用这样的一种无比正当的历史性需要来凝结共识、从而为“宪政”建立基础。其实,许多来自右派的针对刘小枫的指责大多陷入细节而未中肯綮。刘小枫岂是对毛泽东这个具体的历史人物情有独钟?在刘小枫看来,全盘西化派存在着一个盲区,他们的盲区在于他们臆想中的民主、宪政绕开了自鸦片战争以来我们国家的失败以及由此而激发起来的民族复兴、重建国家主体的历史性需要。而不可否认的是,毛泽东客观上担当起了这一历史性需要、在冷战的地缘政治格局中为国家之独立自主另辟了一条蹊径、从而避免中国沦为西方强国的附庸。而到了今天,重振国家历史性需要不但不过时,反而又重新成了一个问题。

在自由主义者们看来,刘小枫从“认神作父”到“认毛作父”是一种断裂性蜕变,然而,倘若我们把国家视为一个有人格的人、而这个“人” 未能担当起其应负责任正面临着衰败的危险、而这样衰败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这种蜕变就并不那么断然了。孟子讲“时中”,也就是说,一时有一时之“中”,并无一个一成不变的“中”。改革开放之前和初期,中国知识分子的感受是强势的国家的需要压倒了个体。国家没有出大问题,而个体需要扬眉吐气。自由主义思想诉求应运而生、而对国门外的民主制度与乎个人自由之钦羡之情自然溢于言表。作为知识精英的刘小枫为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引入超验的神的维度从而纾解长期以来的“国家压迫感”也就成了其当时的“时中”。不过到了“后改革”时代的今天。在绝大多数的中国人心中,“国家压迫感”早已被“国家缺位的压迫感”所置换。国家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不再是那个为了民族复兴而让个体付出牺牲的国家,国家成了一小部分人化公为私、让全民为他们的私人利益买单的国家。国家又一次面临着失败的危险,只是这次不是来自西方列强、而是来自体制的内部。

尽管今天国家面临的危险与晚清有所不同,但也有其类似的一面,也就是对这种危险的认识以及解决之道在知识界出现了重大的分歧。这一分歧表现为当下的左右之争。很大程度上,左右之争沦为了情绪化的意见之争,而对“毛泽东”这个符号的评价成了这种情绪化的意见之争的焦点。于是乎,对“毛泽东”这个符号的学理梳理以重建国家的法理基础就成了那些有见识的学者的历史性使命,或许,在刘小枫看来,他应该上接廖平的统绪、当仁不让地以这一历史性使命自任。

其实,今天的对毛泽东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在晚清政治语境中就是对儒家伦理的全盘肯定或全盘否定。在冷静如廖平者流看来,两个极端其实都是有害的。历史需要人们找到另一种看问题的视角。在廖平们看来,我们为什么一定要受汉儒忽悠把孔子及其儒家思想看作是秦汉以后崇尚霸道的封建帝制的维护者呢?我们为什么不可以从儒家固有的民本/大同思想中去发掘出近代民主宪政的法理依据呢?“毛泽东”问题也是一样。如果今天我们面临的主要历史性问题的国家的失位、利益集团的坐大以及由此而带来分崩离析的隐忧的话,我们为什么不可以去发掘、发扬“毛泽东思想”中寻求公平正义的成分、来为今天我们重塑国家形象服务呢?在右派看来,重塑国家形象有赖于彻底甩开毛泽东。这就像我们过去彻底甩开孔子。然而历史证明这是多么地不切实际,因为“毛泽东”和“孔子”这个符号的背后背负了太多的历史性主题与需要,是我们无论如何甩不开的。不错,刘小枫是要为国家之正当性张目。刘小枫似乎要通过将“毛泽东”国家化来抗拒国家的衰败以及由此带来的又一轮革命。因此上刘小枫在器局上就要比崇尚大同的儒家以及纯粹的共产主义者要小一些。卑之无甚高论,毕竟,只有负责任之国家能为吾等小民提供最起码的安全感。

尽管刘小枫绕着弯子拼命地维护国家之正当性,而我们现实中国家是否愿意维护自己的正当性,则未必不是一个问题。我母亲也是一个井研县人,与廖平、刘小枫相较,是另一个极端,是现今生活于中国最底层的合法权益备受侵害人。左右之争离他们的生活很远。但有些事离他们却很近。也就是政府与开发商要拆他们的房子,而他们总是发现,他们的利益与政府的公信力被牺牲了。为了维护他们的利益,他们找到相关的出于政府的法律条款以及颁发文件向政府讨说法、也就是所谓上访。尽管他们实际上是在拼命维护政府的信用,但他们总被当作“与政府作对的人”遭到种种的欺骗、拖延、甚至打击迫害。但他们坚持不懈地上访,因为他们相信政府是应该说话算话的、他们认为主持公道是政府正当性之基础。但他们对事情的理解却与政府(尤其基层政府)有着很大的差距。政府认为经济增长的需要是压倒一切的。为了保经济增长,可以牺牲一切。确保经济增长才是国家正当性之基础。至于高速增长的经济对谁有利对谁不利、一旦由于不可抗拒的原因失去了经济增长的能力而国家正当性之基础又安在则不在政府(尤其基层政府)考虑的范围以内。政府认为:政府不需要信用,只要政府能让一些人发财、只要这些发了财的人拥护政府就行了。

基于这样的一种逻辑,政府习惯性地不肯为被牺牲了利益的人们主持公道。它认为满有公平正义的社会并不利于经济奇迹的创造、不利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 基于这样的体制性思维,当官员与既得利益者听见刘小枫辈的“奉毛为父论”也会怫然震怒。因为一旦国家继承了毛的某些关乎公平的理想而把个人升官发财当作是打击的对象的话,官员与既得利益者的好日子也就到头了。官员与既得利益者真的拥护国家吗?从他们随时准备叛逃国外的动向就可以得出明白的答案了。而国家的天平却依然倾向他们的一边,就连“群众路线”之“教育”,也要他们来传达。这就是国家的荒谬。

国家之正当性究竟何在?现在真成了个问题。刘小枫用“毛泽东”这个凝结着地缘政治、平均主义、民粹主义内涵的符号来重建国家正当性之基础、上访户则用他们的依法维权来维护国家正当性之基础。而政府流行的惯性的体制性思维则适相反对、它把国家正当性之基础建立在经济增长的泡沫之上。而经济增长泡沫破裂之风险却越来越大了。

可惜,国家并不具有人格。如果国家是一个人,它会怎么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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