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摘要:如果说新中国前30年以“合”为主要特征,改革开放以来则以“分”为主要特征。但是多年来,由于“分”的方法不当,不能从价值方向上正确引导社会,不能有意识地推进行业与社会自治等,今天以“分”为特征的中国改革正面临着失控的巨大危机。如何保证“分”的改革不至于失控,达到以“分”促“合”,则是考验执政党的最大难题之一。儒家王道提出了解决分—合矛盾的一种理论方案。从儒家王道、特别是《春秋》正始之道看,当前中国改革的首要任务并非激进的政体改革,而是通过政府力量重建价值、重塑人心,引导行业与社会自治。中国改革的根本出路在于重建王道。

  关键词:改革 重建王道 分—合矛盾 重建人心 行业自治

  “十八大”后,人们议论最多的话题之一,是中国改革下一步怎么走。过去30年的改革,在取得巨大成功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社会矛盾。如何在改革中解决这些矛盾和问题,无疑是下一步改革的重中之重。但是,在所有这些问题中,什么才是最重要的、牵一发而动全身的问题?如果找到了这个问题,无疑找到了下一步改革的最佳切入口。《凤凰卫视》邱震海先生曾在2012年12月下旬以来的若干节目中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对于这个问题的回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有的说是城镇化,有的说是反腐败,有人说是缩小贫富差距,有人认为是政治体制改革,有认为是利益结构调整,也有说是收入分配机制,还有人说是GDP增长,等等。

  我认为,这个问题的答案不在别处,就在2000多年前的《春秋》中,更具体地说是在《春秋》公羊学中。董仲舒《春秋繁露》有云:

  《春秋》之道,以元之深,正天之端,以天之端,正王之政,以王之政,正诸侯之即位,以诸侯之即位,正竟内之治。五者俱正,而化大行。(《玉英》)

  其中所谓“元”,董仲舒解释道:“元者,始也,言本正也”(《春秋繁露·王道》)。这段话阐释《春秋》的“正始”之道,其精神是,天下安定系于“元”;“元”即天地之始、化生万物者,可以“生生之道”称之;这个“元”,可借牟宗三之语称为“人生宇宙之本源”[1];我曾称为文化的最高理想[2]。《春秋》学的核心之一在于认为:改革的首要任务是先确定价值理想,此即所谓“道统”;其次,让各行各业回归正位,即所谓“正名”,本文称为“行业自治”。这套治道,也被称为“王道”。

  儒家这套王道在今天有什么意义呢?本文将说明,它是指通过重塑人心,重建价值和信仰,通过把人人能够接受的最高价值理想(即所谓“元”)贯彻落实到现实中去,即可找到中国改革的根本有效之路。

  1、中国政治的千年死结:分与合的矛盾

  美国著名汉学家白鲁恂(Lucian W. Pye,1921-2008)认为,中国文化有强烈的集权和专制倾向,不能容忍多个权力中心并存并处于竞争状态;在中国人看来,分权会导致帮派之争(factionalism),破坏和谐秩序。[3]根据他的分析,中国人重视集权,恰恰是因为分裂、离心的倾向根深蒂固。具体表现为中国人真正信得过的从来都是私人关系,而不是官方权威;只要一遇到个人问题,他们首先想到的是求助于私人关系,而不是官方渠道。[4]

  白氏点出了数千年来中国历史的内在张力,即分与合的矛盾。中国古代就有所谓“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所谓“合”指统一的中央集权以及专制;所谓“分”,指社会的独立与自由,其中包括行业、宗教及地方的独立与自治。“合”的极端而典型的体现,就是秦朝为代表的集权与专制。它不顾人民死活,不许行业自治,不给社会以空间,不让思想有自由。它对于地方的管理,主要靠行政命令和武力镇压。这种高度集权和专制的政体,为人们深恶痛绝,往往不能长久。“分”的极端而典型的体现,则是以春秋战国所代表的分裂与混战,在中国历史上出现过不止一次。它的最大特点是中央权威丧失殆尽,地方势力各行其是;诸侯争霸,国无宁日,生灵涂炭。它的另一特点是“利”和“力”成为社会生活中的主导力量,由于道德价值为人不耻、人心个个唯利是图,社会秩序彻底崩溃,社会信任和安全感普遍丧失。这种状态,被儒家称为“礼崩乐坏”。

  无论是“分”,还是“合”,哪一个走到极端,都会造成巨大的破坏和悲剧,也是任何中国统治者必须严肃面对和绝力避免的。但是,“分”“合”虽相互对立,却又共同需要。道理很简单,只有“分”没有“合”,就变成了分裂与混乱;只有“合”没有“分”,就变成了极权与专制。“分”与“合”这种既共同需要、又相互矛盾的关系,决定了它们对于中国社会发展的特殊重要性,处理不好容易导致“一统就死,一放就乱”。可以说,“分”与“合”的矛盾主导了中国历史几千年。

  研究过欧洲历史的人知道,希腊人喜欢分裂和自治,安于分裂和自治。古希腊同一民族据说有近千个城邦,小的只有几千人,大的也不过几十万人。希腊人并不认为国家越大越好。亚里士多德曾在《政治学》第七卷探讨了一个理想的城邦人口和疆域的限制,以能在物质上自给自足、人际上相互熟识为原则,超过了这个限度将不利于建立理想城邦。这种把“分”发展到极致的传统,在罗马帝国崩溃后的西欧再次出现过。、刘青峰曾用“马铃薯”与“混凝土”来分别形容西方和中国古代社会结构之别。[5]然而,这种希腊式的分而不合传统,在中国文化中似乎走不通。春秋战国就是与希腊类似的分而不合,但由于长期战乱,人心思定,最终走上了“合”的道路。可以说,分与合的矛盾是中国特色。

  既然中国文化不适合走希腊式“分而不合”的道路,又不适合于秦朝式“合而不分”的道路,那么它是如何摆脱“分”与“合”的张力的呢?如果说,在现实中,中国历史上的多数王朝走的是一条“寓分于合”的中道的话;那么可以说,在理论上,儒家的王道学说提供的就是彻底解决分—合矛盾的方案。我们都知道,儒家坚决反对无止境的“分”。孔子的《春秋》讲尊王、正名分,后世的“三纲”提倡君为臣纲,讲的皆是此理。那么,儒家既然要维护“合”,凭什么解决分与合的矛盾呢?儒家的逻辑其实很简单,那就是认为:如果你不搞专制和特权,老百姓就会真心实意地拥护你;如果你爱民如子、任贤使能,你的地位就会稳固,权威就更强大;如能真正顺应民意,尊重人民的尊严,天下就更统一,就“合”得更好。换言之,如果利用特权与民争利,凌驾于人民之上,控制人民思想,打压社会正气,人民就会背叛,与你“分”道扬镳。孟子曾经非常经典地说明了这个道理。他说,“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则“天下之民皆引领而望之矣”。(《孟子·梁惠王上》)“失道寡助,得道多助。……多助之至,天下顺之”(《孟子·公孙丑下》)。“天下顺之”,就是理想意义上的“合”,故有“地方百里而可以王”(《孟子·梁惠王上》)。

  我曾在有关地方论证说明:孟子的性善论会导致行业的自治[6];同样,孔子的“修文德”思想(《论语·季氏》)在今天也会导致行业与社会的自治,这可以从“正名”的角度来解释。儒家认为,仁政爱民、行业自治等等,由于让人们“各尽其性”,能导致“人心归服”、“天下一统”,所以能彻底解决分与合的矛盾。这就好比有的家长强迫子女服从,教育手段僵化,故与子女关系紧张;有的家长尊重子女意见,教育方式民主,故与子女关系融洽。前者是求合而导致分;第二种是由分而实现合。可见,分与合并不是必然矛盾的,关键是领导者、管理者能否认识到这个道理,实现思想的突破,处理好二者的关系。

  然而,在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历史上,真正能按照孔、孟倡导的王道来做的王朝基本上是没有的。这并不是因为王道本身不现实,而是由于帝王的心胸不够。朱熹在与陈亮的交流中,之所以说过去千百年都是“架漏牵补”[7],原因正在于此。现实中所存在的之所以多是王霸杂用,甚至外儒内法,问题就出在君王的心胸上。因为急于求合,即统合、控制天下,是每一个执政者本能的渴求;当他们遇到分的要求时,往往难免想到用霸道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从而在压制分的时候也扼杀了社会的生机与活力。然而,王霸杂用事实不能说明儒家王道理想不现实。正因为多数王朝没有完全抛弃王道,所以不会像秦朝那样短命;也正因为多数王朝不能完全行王道,所以往往长不过二、三百年。

  大家可能说,王道既然是尊重人性的需要,实现行业和社会的自治,那为什么非要走大一统道路,而不走希腊式的分裂道路呢?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习性决定的。关于文化习性(the cultural predispositions),这里无暇多说,但可以简单地概括一下。按照目前文化心理学的研究成果:一方面,中国文化是一种集体主义文化。中国人需要在一个更大的集体中寻求安全感,这使人民愿意归附贤能之君;另一方面,中国文化是一种关系本位的文化。人际矛盾普遍,勾心斗角盛行。这种文化习性在政治上的后果是,在同一汉文化圈内,当分裂发生时,诸侯国之间相互觊觎、明争暗斗,大家都没有安全感;到最后,大家斗得筋疲力尽,人心思定,统一成为大势所趋。从春秋到战国,诸侯国之间斗得越来越厉害,秦统一中国虽靠武力,与人心思定也不无关系。同样的规律也发生在从三国到隋唐的统一。从五代十国到宋、辽、金,因为有多个异族王国兴起,情况比较特殊,我们这里讲的统一主要针对汉民族内部而言的。

  2、今日中国政治的最大困境仍然是分—合矛盾

  现在我们来思考从清末到建国、从建国到现在的道路,就可从发现分—合的矛盾同样一直贯穿其中。1912—1949年的中国历史证明:当中央政府不强大时,诸侯兴起、地方称雄,中国历来都是天下大乱,国无宁日;所以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一直是国家安定、经济发展、社会繁荣的前提。但是,不是谁都能建立一个真正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更不是任何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都符合民心,因为国民党的统一和集权也会带来专制极权、压制人民、特权腐败等一系列问题。

  现在我们来看看1949年后分与合的矛盾是如何演变的。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文革”中,“合”的趋势被发展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在经济领域,一切归党领导;在私人生活中,一切按意识形态宗旨办事;在学术、教育以及各行各业中,国家意识形态可以说无孔不入。这是一种典型的集权式统治,与历史上的“合”的传统并无二致。可以想象,由于它把党/国家/意识形态放在至高无上的地位,也就谈不上社会的自治,个人的自由,思想的独立,行业的自立。这从根本上是不利于合的,有可能导致相反的极端,即彻底的分裂。因为这种做法会引起人民普遍的反感,激烈官民的强烈对抗。

  改革开放以后,“合”的趋势被解禁,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控制放松了,学术和思想有了一定的自由度,经济领域更是实现了大规模的自由化。但与此同时,又出现了另一种趋势,那就是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群体性事件时有发生,国家官员失去信仰,群众与政府离心离德。事实上这早已成为执政党的巨大心结,担心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会出现政治动荡、社会分裂,后果不堪设想。所以党和政府长期处在极端痛苦的两难徘徊中:一方面,不能再走回头路,必须允许社会一定的自由,这是经济发展和社会活力的必要条件;另一方面,“分”的终极方向究竟是什么尚不清楚,如何才能保证“分”的趋势不至于失控亦不得而知。

  让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治的中分—合矛盾是如何展现的:

  首先,意识形态与市场经济矛盾。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改革开放后遭到了比较多的质疑,共产主义信仰受到严峻挑战。这不仅与开放后越来越多的西方思潮涌入有关,也与市场经济在行为方式上对人们的改变有关。今天,信仰真空问题已构成对执政党合法性的巨大挑战,严重地妨碍着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落实。

  其次,主流价值与利益驱动矛盾。改革的主要策略是放权让利、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其动机虽然是为了全民富裕,但却导致了全社会疯狂的逐利潮,摧残着社会道德的底线。于是出现了这样一种悖论的现象:一方面鼓励人们去逐利,另一方面仍然要不断地宣扬集体主义、爱国主义。理论与实践的背离和脱节,对于刚刚从“文革”噩梦中醒来的中国人来说是无法承受的。今天,对于教条主义说教的反感及其所导致的道德滑坡,已日益严重地瓦解着社会的秩序,阴碍着制度的实施。结果是违法乱纪很正常,坑蒙拐骗不可耻。

  其三,特权争利与人民觉醒矛盾。中国人自古有强大的反特权、抗暴政的“革命”传统,这一点只要拿中国与印度、日本比较一下即可看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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