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 | 郑永年:新时期的中国共产党:挑战与机遇

  摘要:当今中国的政治改革必须包括三个主要维度:开放政党、精英竞争与公共参与。第一,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变得越来越开放,而这种变化正在导向一种开放的政治体系。第二,政治精英之间的有限竞争,正在这个开放的政治体系中形成。第三,在这种政治竞争的背景下,社会参与逐渐得以实现。总之,开放、竞争与参与是中国政治模式的三个核心特征。尽管在中国的政治体系中,这些特征正在形成,但在实现这些政治价值上,未来依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如果党内民主不能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未来将充满不确定性。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政治开放;社会参与;中国模式

  一、“中国模式”评估

  近年来,学术界与公共政策领域对中国模式的广泛争论,主要集中在对中国经济发展的问题上,而有意无意地避开了对于中国政治模式的探讨。然而,不了解中国的政治模式,就很难理解中国的经济模式。在中国文化的特定背景之下,政治因素对中国模式的影响要远远大于经济因素。正是在政治与政治因素的驱动下,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才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得以形成。因此,政治才是中国模式的核心。但是,由于政治领域的敏感性,人们对政治的讨论存在一定程度的缺失。然而,要科学、客观地理解中国模式,就必须考量中国政治模式的问题。缺乏对中国政治模式的深刻理解,我们就只能设定“中国不应该做什么”,而不能指明“中国应该做什么”以及“政治改革应当如何开展”。

  知道“不能做什么”,而不知道“应该做什么”,这就是中国当前的处境。改革早期,邓小平这样的政治强人依旧健在,那时中国还具备政治改革的条件,中共的领导层也有能力动员资源,实现改革目标。如今,在强人时代过后,中共的领导层受限于内部的相互制衡。多年以来,中国的最高领导者们已经明确了“不能做”的领域,其中包括西方的民主制度、三权分立、多党制以及联邦制。如果“不能做”继续成为权威当局的关注点,那么这个“不能做”的领域很有可能会继续扩大。然而,党“能做”什么,以及经济增长能否解决中国日益增加的社会政治问题,这些才是问题的关键。许多问题,只有通过政治改革才能解决。而要解决这些问题,领导层就需要知道“做什么”和“如何做”。对现存问题有意或无意地忽视,都无助于问题的解决。那么,如何去发现根本的问题,以及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就成为我们讨论的核心。要回答这些疑问,我们首先要对近几十年来的中国模式进行解释与理解。

  中国模式并非一夜形成,它是在中国政治实践过程中日渐形成的。这种实践模式,可以是隐性的、非正式的,也可以是显性的、制度化的。因此,探求那些隐性与显性的行为模式,对我们讨论中国的政治模式就显得十分必要。而过去几十年中国政治发展的整体轨迹,正是由它们塑造出来。

  中国政治模式的核心是什么?通过对传统中国政治的反思,以及对当代中国政治的观察,我认为,可以用三个相关的概念恰当地总结中国模式。这三个概念是“开放政党”(open party)、“精英竞争”(meritocratic competition)与“公共参与”(public participation)。政治开放,是精英竞争与公共参与的前提条件,也是其最重要的指标。在当代中国,“开放”通常用来表示中国对他国的开放,而在政治领域,“开放”意味着政治过程向不同社会团体开放,精英竞争与公共参与二者均源于政治开放。竞争并不限于社会成员之间的自由竞争,也存在于被挑选的精英之间有条件、有限制的竞争。而挑选的标准,就是这些精英在管理国际事务、社会事务与经济事务中的专业水平。换言之,那些来自不同社会团体的有能力的个人,在竞争政府职务之前,首先要被挑选出来的,这正是中国精英政治的悠久传统。由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政治体系的支柱,其开放性也就决定了整个中国政治体系的开放性。考察中国政治体系的开放性,就是考察中国共产党通过从不同社会团体选拔精英的方式,如何逐渐地、缓慢地向社会开放其政治过程。开放性是竞争的前提。没有政治过程的社会开放,精英人才就很难进入政治过程中去,竞争也就无从谈起。政治过程的闭合则意味着,政治过程被现存权力者所垄断,而社会被阻挡在外。竞争并不意味着单纯的西方式选举,而是一种挑选之后的选举,或者说是一种以精英管理为基础的民主。无论在什么样的经济、文化条件之下,任何政治竞争都是有条件、有限制的。与西方的政治竞争受制于经济因素(如选举资金)不同,中国的政治竞争更主要地受制于政治、文化方面的因素,而经济因素对政治竞争领域的作用尚未凸显。公共参与指的是不同社会团体在政治过程中的参与,这就是中国的“人民民主”,或者“社会民主”。竞争是参与的前提,没有竞争,就没有参与。公共参与不仅可以在人才挑选过程中得以体现,还可以在政策的制定与执行过程中得以反映。

  开放、竞争与参与三要素,嵌入在传统的中国政治之中。自改革开放以来,这三要素也存在于中国的政治实践当中。历史表明,中国政治的起伏变迁,与开放的程度紧密相连。当政治开放时,竞争产生,社会便拥有了参与的机会,这一过程转而促使善治实现。反之,当政治封闭,竞争消失,社会变得与政治无关时,政治衰退也随之而来。

  二、中国传统政治的开放性

  在中国的悠久历史中,开放性历来是中华文明最突出的特征。与其它文明不同,中华文明是世俗化的。宗教文明具有明显的“排他性”,相比之下,世俗文明则更强调“包容性”。包容性意味着开放性。比如中华文明,它常以开放而非排斥的姿态,共存于其它文明之间。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中华文明汲取了其它文明的许多元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对佛教文明的成功吸收。诚然,每一次对外来文明的内化,在最初的阶段都曾引起了各种冲突,带来了不小震动。然而,每一次对外来文明的兼容并包,都使中华文明获得了引人注目的进步与发展。

  与此同时,传统的中国政治,或者说皇权的行使过程,也具有相当的开放性。皇权,作为古代中国国家的象征,在绵延了数千年之后才被西方的现代国家击溃。正是这一系统内部的动态变化性,帮助中国的古代政治体系避免了重大的革命性变迁,使其得以延续数千年。在近代,当中国屡次战败于西方国家时,人们常常归咎于帝王之责。然而,对皇权的简单否定,并不利于我们深入理解中华文明。显而易见的是,在开放程度上,中国的帝国体系要远高于西方现代国家出现前的封建社会。尽管皇权本身是排他性的,但官员的职位却是向社会开放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君王享有对国家的“所有权”,而向全社会开放对国家的管理权。虽说君王及其家族独享皇权,但除了帝位本身,其它任何职位都不具有世袭继承的合法性,中国与欧洲政治家族的世袭继承体系有着巨大的差异。

  向社会各个阶层开放的,还有行政权力,科举制度将这种开放性高度地制度化。从理论上讲,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然而,在实践中,皇权可触及的范围,则是有一定限制的。由于政府拥有实际的管理权力,所以皇帝常常是“统而不治”。的确,古代中国的这套复杂的官僚体系,后来被欧洲人发现并受到了欧洲人的高度赞赏。并且,行政权力的开放性直接促进了社会的开放性。在现代社会科学的概念中,古代中国仅有“阶层”与“阶级”的概念,而没有在其它社会中流行的“氏族”或“种姓”。阶级与阶层是开放的,一个人可以通过个人的努力,改变其所属的阶层或阶级。相反,氏族与种姓则是不可变更的,个人的努力无济于事。因此,中国的儒家思想强调“有教无类”,认为每个人都是可以被教化的,而每个人都可以在教育中改变自己。在儒家思想中,人性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教育正是改变人性的根本。人,也因之区分成有教养和无教养的两类。

  中国的世俗文明可以延续数千年而没有中断,正是与这种开放的本性密切相关。不过,传统文明的这种开放性,也有其自身的局限。从文明融合的角度来看,中华文明在历史的某些阶段,曾一度失去自信,逐渐隔绝于外部世界。明朝时期,朝廷终止郑和西行就是一个例子。但必须指出的是,这种“封闭性”与“排他性”是不同的。在中国,“封闭性”仅仅是自我防卫的一种体现。长城的修筑、闭关锁国的政策,这些都是用来保护国家而非排斥外来文明的。因此,当中华文明重拾自信时,便又恢复了它开放的姿态。另外,皇权本身是对古代中国开放性的最大限制,或者说最大敌人。皇权所具有的排他性、垄断性与世袭性,都与开放、包容格格不入。改变的唯一办法,就是一次次的革命,一次次的朝代更替。正如其他社会一样,中国皇权的封闭性,直接导致它最终走向了衰退与灭亡。尽管在其它社会中,皇权被边缘化,仅成为一个政治象征,但中国的皇权,却被一个现代组织化的权力所取代,这个权力,就是政党。

  三、从传统帝制向现代政党的转变

  中国古代王朝虽绵延数千年,却在西方现代国家面前不堪一击。在清王朝覆灭后的半个世纪里,中国经历了一次最重要的转型,即从传统皇权向现代组织化权力———政党权力(“党权”)的转变。这次转型,在中国的近代历史上,具有最重要的文化意义。因此,虽然拥有相同的名称———“政党”,但从一种文化视角入手来考察中国政党体系,要比简单地从西方语义上理解更有助益。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这个问题看起来容易,实际上却很难回答。在学术界,学者们通常以看待其他国家执政党的方式来理解中国的执政党。尽管在形式上,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国家的执政党具有相似性,特别是与其他国家中的列宁主义政党相似。但是,与其他国家的执政党相比,中国共产党在文化意义上具有显著的不同。

  在多党制体系中,不管是在西方民主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一个政党通常代表的仅仅是一个社会中的局部利益,也就是个别团体的利益。“党”一词的本意指涉的就是部分人群,而非全部。在多党制体系下,政党的生存与发展依赖于其自身的开放性。如果一个政党要掌握政治权力,它就必须获得大部分人的认可。此外,如果在一个政党的内部,不同政治力量之间有冲突,它的内部成员还可以分别成立新的政党。这种现象,可以称作“外部的多元主义”。“退出”是时常存在的。同时,人们可以自由地在不同政党之间进行选择。如果一个人不满意政党A,他还可以转向政党B、政党C或者其他。这样的政治过程,衍生出了政党的动态性,迫使政党通过开放,以吸引不同的利益群体。在当代中国,尽管有不少的民主党派与政治组织,但中国共产党依旧是唯一的执政党。其他的党派与政治组织,只能通过中国共产党主导的政治过程来参与政治,而不能与其竞争国家权力。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支配地位是不言而喻的。自从1949年建国以来,这种支配性就不曾改变,而在可见的未来,它的这种支配性也不太可能发生变化。这不仅仅是因为中国共产党本身的存在与发展需要这种支配性,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的这种支配性地位具有深刻的历史与文化根基。中国漫长的历史并没有孕育出现代政党的概念。而与现代政党概念相对接近的,就是中国文化中的“朋党”。虽然“朋党”常常存在,但它在中国政治文化中却没有任何合法性。在每一个朝代中,都频繁上演着对朋党的打击与镇压。

  在中国,现代政党的概念来自西方,但其含义,自它引入之时就发生了变化。多党政治传统的缺失,使中国缺乏多党竞争的文化基础。而中国文化更偏好一元的权威。这种一元的权威,在古代是皇帝,而在现今就是一个组织,比如政党。在过去,人们渴望一个良善的帝王,而在如今,人们则希冀一个政党的正确领导,不管是个人还是集体。人们拥护的对象从帝王向政党的转变,正是需要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当前,社会中的许多人,是以看待帝王的方式来看待政党以及政党领袖的。

  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暗示着,政党在中国,几乎不能发展成为西方意义上的政党。不过,中国政党在组织形式上又与传统的帝制有所区分。传统帝制是一个封闭的体系,是“家天下”的统治。相反,政党供给的是一个面向所有社会成员和不同社会利益、并具有开放性的政治过程。尽管在结构上,传统帝制与现代政党有些相似之处,但后者却拥有前者所不具有的开放性。因此,传统帝制因为其载体是个人与家庭而无法民主化;而现代政党的载体却是组织,这就为民主化的产生提供了可能。

  四、一党执政下的开放政党体系

  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的转型逐渐显示出中华文明的种种特征,即中国共产党是一个开放性的政党。正是这一点,使中国共产党与前苏联及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政党相比,显得独树一帜。随着社会经济转型的深化,(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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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 2013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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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5日, 10:01 下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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