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衬衫 | 一个红卫兵的反思

一场红卫兵武斗中, 16岁的他挥舞大棒打死了19岁的他。43年,他常在暗夜中醒来,问自己:“我打死人这事儿该怎么算呢?” 今天,62岁的王冀豫选择站出来向世人说出自己的罪。“忏悔太虚了,我不求原谅,我认账,活该受折磨,遭报应。说出来,是为历史留下证据”

王冀豫

生于1951年,曾是北京中学文革中“老红卫兵”一派的成员。16岁时,他在一场武斗中打死了人。他当过兵、务过农、干过工人,改革开放后最早的一批“玩马”者,自称“牧马人”。1985年参与创办中国最早一家马场——北京稻香湖马场。

2013年6月,《炎黄春秋》杂志刊登了一则特殊的“道歉广告”,61岁的退休干部刘伯勤利用广告向“”中受到自己批斗、抄家和骚扰的众多师生、邻里道歉。在道歉广告中刘伯勤说:“垂老之年沉痛反思,虽有‘’大环境裹挟之因,个人作恶之责,亦不可泯。”这则特殊的广告迅速引发了媒体的关注,更促使人们反思个体在集体行动中的责任。

四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的“革命小将”多数已经退休。那一代人,经历了疾风暴雨的革命,又经历了改革开放的大潮,沧海桑田,际遇或许大相径庭,但那段“革命”的共同记忆一定深深地刻在每个“红卫兵”的心里。红卫兵们究竟如何看待?似乎是一个谜。公开反思自己曾经犯下的“罪”的人少之又少,触目可及的是沉默的大多数。

早在2010年5月,《炎黄春秋》杂志就曾刊登过一篇名为《背负杀人的自责》的文章,文章的作者就是当年的“红小将”王冀豫。时隔三年,记者再一次找到王冀豫,当问到“沉默的大多数”时,他说:“很多人不说也确实是因为这是一种集体犯罪。共犯时代,谁也不能说谁。当然,个人的罪恶是不能掩盖的。比如像我打死了一个人,这是不能掩盖的。”

红卫兵组织很像“义和团”

我是“大院”长大的孩子,“文革”爆发时在铁三中读书,后来又在翠微中学混。翠微中学并不是一个好学校,但由于地理位置的缘故,这里集中了大批的“大院”孩子。所谓“大院”,就是干部子弟聚居区。当时,公主坟以西有包括空军、海军、通信兵、总后勤部、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解放军军事政治学院在内的众多军队大院,也聚集着众多的“大院”孩子,“大院”孩子大多经过保育院和小学寄宿制教育,相互之间感情好、抱团。

1966年,我才十五岁,上初二。“文革”初期,开始组建红卫兵的主力是高中生,以部队干部子弟为核心。我们初中生基本就是跟着高中生跑,跟着起哄,没脑子的那种。高中生则有思想、讲策略。运动初期,红卫兵组织也想搞“正规”,还有点假正经,恨不得拿入党的标准来衡量自己。虽然红卫兵组织企图正规化,但红卫兵组织从来就不是一个正规的组织,它其实就是一个群众的乌合之众。各种红卫兵组织只有看似相近的意识形态,却没有统一的组织形态,更像是白莲教、义和团。

1966年8月,被人称作是“红八月”,是红卫兵打人最厉害的时候。很幸运,当时我不在北京,不然我肯定参与打人。今天的人们都在说“红八月”,吞吞吐吐的,大家都知道那是一个血腥的行为。

“文革”刚一开始,工作组就进入了我所在的铁三中,由于受高中生的影响,我感觉工作组的行为是压制群众,企图用一种正规的方式来把群众运动捆绑在笼子里。我就开始写大字报,给学校提意见,批评工作组“束缚群众”,这下就有反革命的嫌疑了。工作组找到我爸谈话,听说我有反革命嫌疑,我爸马上就慌了,本来就是一野孩子,又有了反革命嫌疑还了得,“你干脆当兵去吧!”就这样1966年6月份,我离开北京,到内蒙古当兵了。我当兵的时间并不长,10月我父亲便出了问题,“兵”就当不成了。到11月份,我的津贴被停了,也未能随部队南下参加抗美援越,只好留在驻地继续放牛。1967年初,大概是春节前,我回到北京。

“却道天凉好个秋”

那时的北京红卫兵运动早已是另一番景象,“老兵”、“联动”已经被打压下去,各个学校的红卫兵你争我夺,各个群众组织风起云涌。派别斗争愈发严重,革命小将继续捣乱。面对当时的混乱局面,我非常轻蔑,“他们算什么革命组织,简直就是牛鬼蛇神犯贱”。

对于我这样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不上学了,整天就是贴大字报、辩论,要么就是以破“四旧”的名义抢鸽子。在这期间,我们不断地积蓄力量,许多“老兵”的关系越来越紧密,大家抱团与其他派别的人对抗,最后演变成武斗。

不仅在北京,我们还到外地去参加武斗。我记得内蒙古武斗就提出叫“北京联动”去支援,内蒙古的红卫兵把车停在公主坟附近,请大家上车,拉到内蒙古去支援“革命”,其实就是去帮人打架。各地的红卫兵组织都分成对立派,总体上说,我们是“保守派”也就是保地方政府组织的,跟造反派对着干。这也好理解,我们这帮人的父母都是国家干部,造反派是要打倒我们的父母,我们自然要保卫我们的父母。

虽说表面上“老兵”不存在了,但实际上我们还很有力量。1967年5月19日,是红卫兵成立一周年的日子,在北京我们开了纪念大会,老兵乐队、老兵合唱团也成立起来。我们只是没有像造反派那样得到中央文革的首肯和支持。

武斗、抄家、打人,在当时是普遍现象,人人参与。时过境迁,很多人不愿意再说,并不是不反思,他们是懒得说。换言之,就是“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欲说还休,却道天凉好个秋”,他们中多数人没有做过大恶,多数人就是跟着抄家起哄。

今天我们书写“文革”初期的那段历史,似乎仅仅局限于“迫害者和被迫害者”的问题,事实并不那么简单。95%是迫害者,5%是被迫害者。但是每个5%的人也都想变成95%,而每个95%的人都可能沦为5%,这是一个循环的状态。

“文革”初期,遇罗克写了一篇《出身论》,作为平民子弟,他们从心理上是希望融入体制的,《出身论》的核心就是说,“人人都有革命的权力”。实际上,并非如此。郑义是“文革”前特别优秀的一个学生,被当成家庭出身不好的孩子接受改造的典型,到了“文革”为了不被大家抛弃,他能把毛主席像章别在肉上,为什么?就是为了说明自己不是那5%。可他出身不好,大家仍然不允许他走出那5%。那他对毛主席的忠诚是不是真的?肯定是真的。所有人,无论5%还是95%的人都在忠于毛主席的感情里斗来斗去。这绝不是个人问题,而是社会的问题。很多人不愿再提起往昔,也确实因为那是一种集体犯罪。当然,个人的罪恶是不能掩盖的,比如像我打死了一个人,这是不能掩盖的。这种道歉只能针对个人情况,如果说每个人都能站出来,那太好了,但是不可能,做不到。

从打人中找到乐趣

我刚从内蒙古回北京的时候,还不敢下狠手,后来就越打越凶。至今我还记得那个转折点,“那是人性底线的堤坝溃败的开始”。

1967年初,四三派在工人体育馆筹备 “红卫兵代表大会”,我们 “老兵”就杀过去捣乱。具体讲,就是去打他们。当时,我们学校也得到消息,“造反派在工人体育馆开会”,老兵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在工人体育馆的不同角落聚集。一群群穿着军大衣的孩子,一看就是部队大院出来的,一脸的桀骜不驯、不可一世。大院子弟从小吃得好、营养好,身体特好,从小过集体生活,组织性强,并且因为家庭的原因,几乎都受过初级的军事训练,打起架来很凶。我混在其中跟着打,一般都是三四个人围住一个打,被围住后撒腿就跑的好点儿,挨了两下打还想反抗的就惨了,那就纯粹是被殴打,我发现大家打得都特利落,特痛快,管你会不会武术,噼里啪啦地拳打脚踢就把人打翻了。

空军大院的孩子都有那种硬头的军用飞行靴,他们把人打倒后,还用飞行靴踹。我看到被踹的人脑袋嘣嘣地与水泥地撞击,鲜血直流。当时我有点受不了,我就扑上去抱着那个人头,大叫“别打了,太残忍了,要把他打死了”。就在我大喊时,一个不知来自哪个部队大院的高中生,将我一把拽起来,一通训斥:“你是什么阶级感情,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是流氓,他是我们这个社会的渣子,他是人民的敌人!” 听了这番话,我的第一反应是惭愧,我简直就觉得自己的阶级感情出了问题,我怎么就不能站在无产阶级一边呢?结果我一咬牙,就投身在打人的行列中了。

五分钟后,我比那些同伴打得更凶。而且我居然从打人的过程中尝到了一种乐趣,我发现罪恶是有乐趣的。就这样我一步一步走下来,直到最后在武斗中打死人。其实,自从我感觉到“打人是乐趣”的那一刻开始,命运就注定了。

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

1967年夏,各地红卫兵已经形成了独立的系统。在北京,中学生的红卫兵组织一般分为三个派系——“老兵派”、“四三派”和“四四派”。因为各派观点不同,派系之间“斗争”不断。一般大院孩子认为,“老红卫兵”是好的,“四三派”是坏的。

8月5日中午,那天天空混沌。与我同住空军大院的师院附中(北京师范学院附属中学)同学常某急冲冲跑到我家:“粮校(北京粮食学校),‘四三派’的狗崽子们搞阶级报复。现在正召集各大院‘老兵’找他们算账。”我积极响应,并招了五六个本院的同学骑车赶往翠微中学,与28个在校门口的同学汇合后,一群人骑着车向师院附中进发。这就是“粮校武斗”的主力。

当我们赶到师院附中,几个高中生还争论,并一再叫初中生冷静。大约一小时后,空军大院同学张某跑来对我们说:“真是阶级报复。李红星在粮校门口被截,因为有育英中学的‘四三派’同学在,李红星没当回事。抓进粮校后,几个穿工作服的人押他去地下室,在楼梯上用刀刺他。李红星狂踢狂打,冲出校门,蹿过围墙,游过运河。因为中了三刀,流血过多,游到岸边就昏过去了。要不是大伙绕道沿运河来师院附中,半道儿上发现李红星,赶紧就送空军总医院,李红星就完了!”

听到这些,我气愤极了,大喊“跟他们拼!”不顾高中生劝阻,二十几个“疯家伙”砸了校体育器材库、工具库,将体操棒和大镐把等能打人的东西翻出来,人手一件,冲出校门。

我们是外校来增援的,在不冷静中反成了主角。最初双方没有实际意义的交手,都在试探。对方冲出校门虚晃了几下,以满天的飞石和用螺帽为弹子的弹弓伺候我们。我们只能依仗树木为掩体,捡石头还击。

一个小时后,一辆满载人员的卡车出现在我们的背后。一个低沉的吼声:“打倒联动??”有人轻声说:“我们被包围了!”随着卡车停下,车上人员跳下车,与校内冲出的对立派同学组成一股强大的冲击力,有两三百人向我方涌来。

由于道路不宽,刚好是个“冷兵器”耍得开的战斗面。二十几个人,前后两排,可交叉换位、相互作用。后撤就是溃败。无奈中我不知动了哪根筋,大喊:“别退了,叫他们追到什么时候!后面的人截住他们,我们往回打呀!”

在这种莫名仇恨的驱使下,我们打红了眼,这时一块砖头击中了我的手臂,我紧握木棍呆了一下,眼余光扫见那个身穿蓝工作服的用砖头砸我的人。我疯狂地蹿起来大叫:“打死他们!”事后据别的同学说我跳的高度超过众人半个身子。我盯住砸我石头的同学狂追过去。他好像不敏感,跑得挺稳健。在路的东侧,我在他毫无防范的状况下,一棍击中了他后脑部。他好像飞出去的袋子,倒在路旁的坡上滚下来,又动作迟缓地爬起。当时,我疯狂兴奋地大吼:“你跑不了了!”又一棍击中他的前额,血溅到棍子上。其实我已虚脱,直到腹部挨了一砖头疼得蹲在地上才停止追打。

“我方”同学陈某从后面跑来,说:“咱们打死了一个,就是你打倒的那个。”我惊呆了,第一反应是“不是我干的吧!”

在校医务室,那人平躺着,已被包扎了一下,但是他的颈动脉仍喷着血泡,双眼微睁,只有出气,没有进气,面色惨白。这景象我终生不忘,惨极了。此时,我得知他叫“王雁鸿”。我问校医情况,被告知没救了,如五雷轰顶,我想说“我不是故意的”,事实却永不能更改——我杀人了!

在监狱里开始思考

自从打死人后,我就一直在家等待警察。我报过警,可警察不管这事儿。为了洗刷自己,我打算参加抗美援越,去越南“革命”。我花了近半个月的时间,从北京颠沛到海南,企图说服躲避在海南岛秀英港的越南海军带自己上战场。当时,越南海军公开挂着中国军旗、国旗,穿着中国人的军装在海南岛休整。可惜人家越南人看不上我,根本不理睬。我只好留在了海南。

在海南岛,又赶上武斗。我本不想参与武斗,可碰巧赶上。海南的武斗比北京学生们之间的“打群架”级别高多了。造反派,拿着机关枪向我们射击。我们也不示弱,自制“手榴弹”也很厉害。所谓“手榴弹”就是拿一个罐头盒子,用火药和铁渣子混在一起,有个捻儿,用火点的,点着以后扔到水里都能引爆,那威力真是很厉害,有效杀伤范围能有20多米,把人炸得哭爹喊娘。

当时“造反派”拿着冲锋枪扫射我们占据的大楼,高呼“你们投降吧”,好猖狂。我们没有枪,只有手榴弹。其实,他们也不敢上来,我们在扔“手榴弹”之前也喊“你们上来吧,给你们吃吃我们的‘铁西瓜’,味道还不错吧!”他们听到这么流利的普通话,就知道是“北京联动”的,就知道这个楼不好攻。随后我们就扔了几个“铁西瓜”,他们就撤了。

在海南呆了两三个月,1967年的12月4日,我被北京警方以政治犯的名义逮捕。罪名是政治武斗。武斗中杀人不是刑事犯,第一,不是图财害命,第二也不是蓄意杀人,第三也不是阶级报复。在“文革”的武斗中杀人,都算政治犯。

1968年1月,我被关进了半步桥监狱,当时监狱很拥挤,定员12个人的一个房间都关了20个人,我们那个房间更多,总共关了22个人。可我在监狱里高兴着呢!孩子嘛,没有什么愁滋味,狱友也基本上都是政治犯。在监狱里什么也不想,脑子空空的。不过,我在监狱里接触了一些人。一些老政治犯,思想都挺睿智的,在这种思想氛围里我得到一种精神灌输,我发现自己读的书太少了,言之无物,所以就想读书。

1968年9月27日,我从监狱出来,开始读书思考,进了中央学习班第三期。到1969年2月,我被宣布“教育释放”:不戴帽子、不记档案、不剥夺政治权力、组织上负责保密。

我们那一代人的反思

我之后的人生和很多人一样,下乡、当兵、当工人。我们这代人经历差不多,很多人都有反思,只是很少人公开谈。我的反思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可以说突然一下子就有了。我自己归结为生理原因,就是到了一定岁数的自然流露。

活到50多岁,我就觉得自己特别倒霉,很不顺,觉得奇怪。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养马人。他说我肯定做过大恶,还不止一次。还有一次,我去看我姨妈,她那大楼里住着一位老头会算命。我让他给我算命,他张口就问“你打死过人没有?”我强说没有。我下乡在内蒙古时,也有一个算命的老瞎子说“你命大,你经历过很多大事,最后都不了了之。”我说“我杀死人呢?”他说“那也不了了之”。还有更绝的。我在杭州跟人打架把人给捅了,我去自首,结果一个小时之后反倒变成英雄。因为那个被我捅的人正好是个通缉犯。

人年轻的时候,有些事儿根本就不在乎,或者能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托词,只有到了50多岁以后,发现这事儿是个事儿,晚上会睡不着觉。倒不是会做噩梦,就是觉得良心上对不起人家,难受。

我刚才说,我们这一代人有很多共同的经历,其实每一代人都有某种共同经历,或者说共同记忆。我们都到岁数了,到了这个岁数好多人也就浑浑噩噩地活着。只有在同龄人之间才会有真正的碰撞,才能反思。你说他们是“沉默的大多数”,其实不对,四十多年过去了,大家的际遇是天壤之别,有人大富大贵,有人默默无闻,新仇旧恨交织在一起,说不清,所以也就不想说。

本文来源《国家人文历史》 作者:王冀豫/口述,纪彭/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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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7月18日, 7:29 上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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