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球第三届智库峰会上,有人向世界传递一个声音(这已不是第一次):中国经济不是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个重大的风险区,更不是最大的风险区。

这个观点,很吸引眼球,但作为学者,还是要较真一下,不能马虎,因为这事涉中国未来经济如何决策,唯有正确地面对自身问题,才会寻找到未来可行的道路,要想,这是最起码的常识。

故写此文。为尊重同行,以免被人讥笑为文人相轻,故以“误读先生”名之。

如果这只是一个基于爱国主义热情的政治表态,那我为“误读先生”鼓掌。但如果这是一个学术问题或决策依据,那么我就反问:是世界误读了中国,还是中国误读了世界?

发出这个声音的“误读先生”,实是清华大学教授、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就是在这类人做央行货币政策顾问期间,中国出现史无前例的通货膨胀与印钞后遗症,就是这个人,曾经无数次地错误判断了世界与中国经济走势:赞同并推动国家于2008年鲁莽地推出4万亿刺激计划,并于2009年10月还在死硬地坚持认为,退出刺激政策必须符合四个条件,即使退出,也要渐进、缓行,货币先退,财政保持刺激;2010年初,他主张中国通过多途径不断增持黄金,并坚持认为“我国外汇储备中的黄金储备可以发挥价值稳定的作用”;2010年7月,提出中国经济增长速度未来十年仍能保持9%的口号民,再次向全国人民放卫星;2011年5月,提出中国股市的估值已经“非常低”;2011年8月,明确提出中国股市调整到位,经济不再需要新的刺激;同时认为,美债危机只不过是其国内的一场政治内讧,根本不具有经济与金融上的影响;坚持认为黄金是很好的避险品种与对冲工具;2011年底,预测2012年中国股市出现转折点;2012年2月,推动中国政府进行“长期救市政策”,并为迎合政治人物的“稳增长”口号而坚持认为“稳字当头、稳中有变将成为重点”;但恰好十分奇怪的是,在2013年5月,正是此人,反而呼吁并提出“抱怨A股不好可以把钱撤出来”。所以,我们作一个全程回顾,发现,没有一次是对的。结果在最后呼吁股民割肉出来时,恰恰是我们号召百团大战日,好不可笑!

如今,这类人还在掩耳盗铃,掩盖中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一味地唱好粉饰,恰恰忘记了厉以宁先生的忠告:拖延,只会使改革付出更大代价。事实上,粉饰太平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一如脸上擦粉无法根治口腔溃疡一样。文人中存在这种马屁遗风,恰恰是中国5000年来太监太多的后遗症。

究竟是中国误读了世界,还是世界在误读中国。我们错误地以为美国只是在进行一场“内部政治内讧”,而忽视了美国近年来在导演着世界性的一盘大棋,他们以地球为棋盘,以各国为棋子,下了一盘货币战争的大棋。三年前,我们对此讳莫如深,如今美国胜局已定时,才开始在人民日报等刊物上大呼小叫起来,这究竟是我们误读了世界,还是世界误读了我们?!

当前,世界经济学家有一种担忧,即中国的经济结构严重失衡,以及通货膨胀严重程度之高、民间金融风险与影子银行风险加剧, 都使中国经济面临严重的不确定性,而中国的经济风险(我称之为“长城效应”)或会为世界经济带来致命的一击。尤其是,中国在应对本轮世界性经济危机时,采取的是一贯的恶劣手法,即以政府代替市场,完成政府独大的强势投资,带来虚假的繁荣与GDP增长,但留下无穷的后遗症。

他们的看法,真地误读了我们中国吗?而“误读先生”却提出三点理由,为中国经济的“安全”作辩护。

理由三项可简要为:中国政府负债和央行资产负债表并不是最严重的,因为世界各国都负债;中国经济未来增长点清楚,城建、治水、洁空气;金融体系与贷款风险可控,未来会通过金改来治愈旧病。这三点,听起来很有道理,但细起全都是歪理。中国负债是政府负债,是以卖地为还债基础的,不具有可持续性;中国经济的结构失衡你只字不提,只是说未来治水洁空气这些虚东西,并未改变房地产泡沫与结构失衡等大病;中国金融风险,真地是金改可以治愈的吗?

如果我们不能正确、客观地面对自身存在的实际问题,那么,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甚至连问题本身都不敢去正视一眼。唱多与粉饰固然是人们所喜欢听到的,这是人性的惰性使然,但股市的故事就无数次表明这种做法的荒谬:历来唱多的那些人们,最终只是骗了一批又一批人套死在下跌的路上,而他就是在旁边赚卖报纸的钱。

莫用晚清遗风来小视洋人的能耐。不是世界误读了中国,而是中国一直在误读着世界,并且一直误读(或为政绩而故意扭曲)着我们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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