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直把贫穷视为一种社会现象而不是经济现象。在阅读了经济学家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合著的《贫穷的本质》一书以后,我更加确信了这样的看法。不过,这本书在原先的既有观点之上,又为我补充了不少鲜活而又有说服力的注释。

 

想要理解所谓的贫穷,我们得首先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在古代欧洲,贫穷现象更多地是在宗教道德领域被人解读的。穷人阶级作为一种既定的社会存在,其意义在于证明了上帝安排的“神圣秩序”,也就是说,贫富乃是天注定,大量穷人的存在也就成为了教会有组织进行施舍救济的背景,体现着上帝对子民的关怀以及宗教社会的和谐盛景。直到近代商业社会,经济获得大发展,人们逐渐不再将贫穷视为上帝的安排,而视作一种可待改善经济状况。毫不夸张地说,现代商业社会重新“发明”了贫穷,把它从道德领域直接拽到了经济领域。

 

但商业社会的到来真的让贫穷的人口消失,并且给了每个人致富的机会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世界银行的报告显示,发展中国家有14亿人生活在每天1.25美元生活费的贫困标准之下,这比1981年的19亿减少了不少,但要说贫困问题得到了什么根本性的改变或者这个世界即将消灭贫困,当然是不符合事实的。

 

这也是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在《贫穷的本质》提出的重要观点:贫穷的表面原因是因为财富的匮乏,但其深层的原因是因为社会机会的不平等。而这种机会的不平等会让那些原本有可能凭借自身的智慧和能力改变经济状况的穷人失去重要的脱贫机会。这一观点直接继承自印度著名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在《贫困与饥荒》中,深邃的社会洞察力让森将贫困视为一种“权利的不足”,而不单纯是供给不足。这种权利,很大程度上可以被理解为机会均等的权利。

 

什么叫做机会不公平?作者在书里为我们举了诸多事例。比如,当人道组织为非洲贫困地区的农民提供化肥援助时,使用化肥的贫农都获得了较好的收成,但第二年持续使用化肥的贫农数量却远远低于预期。调查人员一询问,才知道很多获丰收的农民第二年依旧难存下足够的钱购买化肥。越是贫穷的人群,意外开支越大。

 

作者写道:“穷人肩负着生活中的多种责任。”家庭的琐碎开支让他们鲜有储蓄的机会,尤其奇怪的是,当收入增多时,这些意外开支往往也会增多。原本就不多的利润,经过它们的分食之后,很难有效地投入再生产。而在这方面,政府并没有为穷人提供足够多的机会。例如更优质的医疗、社会保障的提供,就可以明显减少穷人们的家庭开支,而更方便获得化肥等生产资料的渠道,此外,建设更近的收购站,增派售后辅导人员等等,都能够明显降低穷人使用化肥的成本。这点成本或许对有钱人来说微不足道,但在那些艰难的穷人眼里,这一点资金对自己的再生产活动却有雪中送炭般的重要性。

 

然而,大部分国家的政府会这样考虑问题吗?答案似乎是否定的。

 

在世界上的相当一部分地区,穷人意味着社会竞争中被淘汰的那一批人,或者说是一群经济上的“失败者”。在社会“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下,失败者的增长肯定是远多于成功者的。而在一个成功学泛滥的社会,穷人阶层往往被主流文化所先天忽略。长此以往,贫富差距的问题愈加显著。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财富流向的不合理源于国家分配体系的不公正。因此,制度层面的不合理是导致一个社会贫富阶层固化直接原因。正因为这个巨大而不合理的制度存在,一个国家里的绝大部分穷人被挡在富裕的大门之外,或者说被剥夺了可能致富的机会。

 

贫富阶层固化有着直接的经济后果:经济的低增长和劳动低效率。而《贫穷的本质》全书的一个基本价值观是:机会的缺乏意味着社会中最有价值的财富——人,并没有发挥自己的价值。虽然高报酬的赢家通吃规则将市场上的财富分给了最有才能和最富生产力的人,但这个过程无疑产生了很大的人才资源浪费。

 

我们再以教育为例。众所周知,富人通常有机会接受良好的教育,而教育程度低造成穷人就业的困难,因此,不得不谋生的穷人们只好跻身为城市非正规经济大军的一员。地摊、小贩、打零工等等活路成了这些人主要的谋生手段。但这些价格低廉的工作实际上无法让他们积累足够的储蓄和资本,他们的后代实际上也没办法得到更好的教育机会和就业机会,也没有经济能力独立创业,如此,贫穷的恶性循环依旧世世代代在延续。

 

为穷人提供充分的机会才是扶贫真正该着手的事情。本着这个目的,孟加拉经济学家尤努斯开创了“小额贷款”的服务,使得那些被大金融机构忽略的“贫穷创业者”也有致富的机会。这一概念在印度等地得到了非常深入的推广。人们能通过储蓄与信贷从这里获得人生的第一桶金,虽然数额微不足道,但对于一个日均收入在一美元左右的穷人来说,这一点财富和经验或许就是他改变命运之路的开始。谁敢保证从这里不会产生未来的大企业家呢?

 

中国人常说,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为贫穷的人创造一个更良性的社会经济环境,为他们提供原本属于他们的机会,我想这才是我们应有的扶贫逻辑。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在这本书里表达出的态度似乎也和这条中国古训不谋而合。难能可贵的是,这两位作者在书里以一个个详实的事例论证了如何为人们提供充分的机会。但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一个个例子具体论证呢?我认为这看似繁琐的工作恰恰体现了作者的人文关怀和严谨的研究精神。因为每个人陷于贫穷的原因都不尽相同,或许是缺乏足够的知识和信息、或许是启动资金不足、或许是没有好的项目,或许缺乏足够的社会关系,甚至是限于落后的生活观念……当扶贫这项工作为每一个穷人设身处地考虑,为他们补上脱贫的机会中缺失的那一环,我想,所谓的扶贫工作才算真正尽到责任。

 

总而言之,阿比吉特?班纳吉和埃斯特?迪弗洛没有把穷人视为不可救药的“失败者”或“懒人”。在他们眼里,绝对意义上的“机会均等”乃是一种幼稚的臆想,但是,容许贫困肆虐的社会显然是不道德的,因为这意味着社会里的资源和机会分配出现了严重的不均等,而改善贫困并没有某种一劳永逸的办法,原因正如前文所说,穷人的具体处境各不相同。“至少我们不能再假装已找到解决的办法”,承认这一基本事实,承认贫困的形成有着复杂的社会肌理,在两位作者看来,是人们与贫困作斗争时所应有的态度。

本文由自动聚合程序取自网络,内容和观点不代表数字时代立场

墙外新闻实时更新 欢迎订阅数字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