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思想｜李洪林：理论求真 风云图辩

　　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几乎贯穿着整个二十世纪的世界史，也贯穿着差不多百年中国史。直到现在，中国走的到底是什么路，所谓改革，应该往哪条路上走，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我们采访李洪林先生时，他结合自己的经历，谈到对国家命运的看法。他提出，应该重新认识“两条道路的斗争”，到底哪条路是正路，并且认为，改革就是离开社会主义道路，重新回到人类文明的共同大道。

　　《大师》：您一直作理论工作。能不能谈谈怎样从一个青年学生进入理论园地？什么年纪入了党？最初是如何接触到共产党思想的？

　　李洪林：你们这个栏目是采访大师的。大师要有学问，我却没有什么学问。小时候家里穷，又到处流浪，没有好好念过书，不过走的路可不少。不是说“两条道路的斗争”吗？我二十岁以前走的是资本主义道路，二十一岁入党，要为共产主义奋斗，走的是社会主义道路。我今年八十八岁，“回顾所来径”，在这条路上已经都走了六十七年，也该重新认识一下了。

　　我出生在辽宁省盖平县大石桥李家屯。父亲童年就失去父母成为孤儿。他只上了两年小学，十几岁就到外面打工，在商店当学徒，去工厂烧锅炉。当学徒时学会抄抄写写，记账打算盘。后来在张学良的东北军骑兵第三师军需处慢慢熬成一个军需少尉，每月挣十九元八角钱养活我母亲和我。我母亲生了四个孩子，农村卫生条件非常差，两个孩子都是脐带破伤风死的，一个是麻疹死的，就剩下我一个孩子了。

　　“九一八”事变后东北沦陷，我和父母亲长年到处流浪，那时候有首歌叫做《流亡曲》，其中唱道：“泣别了白山黑水，走遍了黄河长江”，我还真是走遍了黄河长江，北京、河北、河南、陕西、江苏、安徽、湖北、湖南、四川等地，我都住过。生活很清苦。我上学就更艰难了，小学上了八个，中学上了五个，净转学了，大部分时候都在做插班生，刚刚对新课本入了门，刚刚和同学们熟悉了，又流浪到一个新地方去了。所以学问的基础打得很差，基本上靠自己。我很喜欢读书，什么书都看。家里再困难也还供我上学。只是1940年在四川时我辍学过一次。当时父亲在洛阳前线，母亲领着我住在四川广元乡下。因为生活困难，到一个粮秣厂给人家抄抄写写，一个月可以挣30斤大米。（当时通货膨胀，国家为保证职工生活，用大米作为基本工资，另加有差别的法币）。我当时在广元唯一的中学太华中学读初二，因为功课比较好，校长很喜欢我，得知我辍学，就找人带话，不收学费让我回学校去。当时我家住在离县城十五里的乡下，我就每周从乡下背着干粮去学校，又继续上学了。

　　我至今都怀念我的校长，他叫苏华清，抗日战争中他逃难到四川，在没有中等学校的广元，创办了私立太华中学，利用一座破庙作为校舍，辛苦办学，在这座抗日后方的小县城里，使一大批青少年能受到中等教育。特别是我，如果不是他的关爱，我的求学之路早就中断了。后来我之所以能在颠沛流离中一直读完大学，苏校长拉了我一把，真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是令人痛心的是：太华的老同学告诉我，广元解放后，苏校长在“镇反运动”中被枪决了。我不知道在战时这样困难的条件下，靠私人力量热心办学，对青年学子充满慈爱的一位民间教育家，为什么会成为“反革命”。我现在对此事当然没有发言权。但作为当年太华中学的一名学生，和苏校长朝朝暮暮相处两年（他和我们一样，都住在那所破庙里，洗脸刷牙都在一个院子里），他除了跑里跑外为学校的校务教务和事务奔走以外，还要担任我们班的《国语》课和作文课老师。全班三十几个学生的作文本，他都一一仔细用红笔批改。凡有精彩的句子，都要圈圈点点。而且最后都要写上评语。每次他发还作文本时，同学们都会欣喜地检阅有多少地方得到圈点，整篇作文又得到什么评论。这种教学法使学生的写作水平提高很快。可以说，是他奠定了我白话文的写作基础。我不知道，已经把全部时间和整个身心都放到这群孩子身上的苏校长，怎么还有时间去当“反革命”呢？世界上有如此热爱孩子的“反革命”吗？

　　历来新统治者上台，都要巩固自己的地位，办法一是侧重立德（例如大赦天下），一是侧重立威（例如焚书坑儒）。立德使人拥护，立威使人害怕，办法就是杀人。中国传统的政治文化虽然属于专制主义，但除法家主张严刑峻法，儒家都提倡“不嗜杀人”和“尚德慎刑”。

　　“镇压反革命”当然属于立威，但是把它作为一种“运动”，也就是把杀人作为一种运动，甚至给下面规定指标，而且以杀人之多感到自豪的，恐怕只有毛泽东一个人，显然这种政治文化和人类文明是背道而驰的，在那种“杀人运动”中，“扩大化”滥杀无辜是必然的。我不能断定苏校长之死是否属于“滥杀”，但我相信，等档案解密以后，事实总会清楚的。

　　我入党是在西北农学院上大学的时候，和我住一个房间的同学李殿成是地下党员，他比我大五六岁，见多识广，每天给我讲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又指导我看书，所以我当时对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和一般理论都懂得一些。他后来还跟我讲延安，介绍他在延安的生活。我觉得这个地方真好，能当个共产党员更好。有一天傍晚我们在校园散步时我问他，你能不能找到共产党？他说：“我就是。”哎呀，我非常高兴，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他就是共产党，而且是特委书记，有权批准入党。我说那我能参加吗？他说你行啊，我可以批准你。地下入党，一切从简，也不用什么仪式，我就成为共产党员了。他给我详细交代了地下工作的严格纪律，并且很严肃地对我说：“你一定要记住今天这个日子，这是你政治生命开始的第一天。”那一年我二十一岁，那一天是1946年6月30号，它和我的生日一样，我都会记一辈子。那时候入党只有危险，让国民党抓住是要杀头的，但当时完全不在乎，而是把全部精力投入学运、罢课、闹学潮。1947年“六二”全国“反饥饿反内战”大罢课，西北农学院也参加了。我不但组织本班同学参加罢课，而且在自己主编的《农经学报》上报导了这场学潮。我当时别的东西都不懂，只懂得马克思主义，而且从心里相信共产主义是最伟大的事业，加入了共产党，一心一意就是为这个事业献身，别的什么都不顾。当时的心态真有点像和尚出家一样，六根清净，一心成佛。

　　我父母这辈子没过什么好日子，父亲虽然有个饭碗，在国民党军粮厂做军用饼干。但是抗日战争胜利后，军粮厂撤销他就失业了。家里没有生活来源，他们俩就靠给人洗面袋为生（把旧面袋洗净漂白，再卖给面粉厂，面粉厂再印上商标就能重新使用）。我大学毕业后，按照组织派遣，到陕西郿县一所中学教书。当时通货膨胀，每月挣140万法币，学校伙食费一个月要138万，剩下的钱都买不了几根烟抽，也养不了家。

　　国民党那时候对思想文化的控制比共产党差多了，重庆可以出共产党机关报《新华日报》，三联书店可以出版很多进步书籍，而且在大学里的小书摊上就可以买到。像中共七大的毛泽东报告《论联合政府》，朱德的《论解放区战场》，以及《新民主主义论》等在西北农学院都可以买到。我上大学是全公费，吃饭不要钱。除了伙食费还有点结余。另外我还给报纸副刊投稿挣些稿费，所以我买了很多进步书籍。后来在中学教书时，用这些书给学生建了一个地下图书馆，书都分散在学生手里，互相私下传阅。当时我很注意，书上都没有我的名字，就这样教书教了一学期都没被发现。可是学期快结束时，有个学生把一本苏联小说放在课桌上，被国民党派到学校的教导主任（实际上是个特务）发现了。他就开始查这本书的来头，还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一看，这个地下图书馆迟早会整个暴露，而且一定会查到我这儿，所以立即找校长辞职，说我叔父帮我找到了待遇更高的新工作。校长说：“我们浅水养不了大鱼。可是这一学期还没有完，怎么办？”我立刻把西北农学院一个失业在家的同学邓鹏翔请来顶替我，这才跑掉了。

　　我这一跑，家里一点也不知道，我父母两个人辛苦一生，晚年唯一的指望就是我。我毕业后教书虽然工资仅够自己糊口，但毕竟人还在他们身边。如今忽然渺无踪影，不知去向，连一封信或一个字都没留下，对他们的打击太大了。两人昼夜倚门而望，终于都病倒了，在床上躺了几个月，多亏一位东北同乡热心照顾，才熬到一年后我回家见面。我现在一想起来就后悔，对生身父母这样狠心，真是昧了良心！但那时却义无反顾，投身“革命”，就像和尚出家，根本不管双亲，真正是“六亲不认”。

　　我从郿县逃出后，找到组织上的一个关系和地下通道，就和我的领导人李殿成一起到延安去了。1975年我五十岁时，曾经写过一组古体诗给他，纪念我们当时的经历，其中一首这样写道：“朝闻还乡路，暮乘一叶还。

　　敢辞风波险，为见慈母颜”，这是一种典型的“革命豪情”，把自己真正的慈母扔下不管，去投奔了共产党这个“慈母”。我那次从他们眼皮子底下失踪，让他们经历了整整一年倚闾而望得煎熬，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健康。“党性”已经完全吞没了我的人性！这就是我那时的精神境界，它使我抱憾终生。

　　《大师》：之后理论工作是怎么做起来的？

　　李洪林：我和李殿成一起到延安，他因为组织关系丢掉了，要接受审查才能恢复党籍，地下工作都是单线领导，所以我的党籍也必须等待他恢复之后才能恢复。于是组织部就把我分配到延安大学，让我一边学习一边等待。当时延安大学专门吸收国民党统治区的青年学生，经过短期训练再分配工作，我到延大先要考试，就是写一篇文章，这我很在行。他们一看好像我还有点马克思主义水平，就留在教育处做理论工作。全国解放以后，我先在西安后去兰州，在西北师范学院一边做政治工作一边教政治课，之后又在中央党校学过两年哲学，毕业后调去中央政治研究室，可以说没离开过理论工作。其实我的理论基础还是做地下工作时打下的，至于理论工作所必需的文化知识，除了有幸在中小学遇到一些优秀老师受益不浅之外，主要得益于自学。一有时间就找书来看。甚至在逃难途中都利用机会找书来看。那些年逃难主要是坐船，一坐就是十天半月，特别是从重庆去广元，在嘉陵江里逆水而上，整整坐了两个月的船。真是看了不少书。上大学时，我虽然入了党要做地下工作，不过学习并不吃力，拿学分没有问题，所以全部课余时间都如饥似渴地阅读一切所能找到的进步书籍和报刊。

　　《大师》：反右时没波及到您？

　　李洪林：没有。那时候我已经调到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这个单位是直接给毛泽东服务的，专门作调查研究，写些理论文章。陈伯达是主任，胡绳、田家英是副主任。鸣放时，党支部书记到处找人征求意见。胡绳的秘书很热心地提了些意见。反右时，支书从小本子上把他的意见汇在一起揭发出来，把他打成政研室唯一的右派。算是完成任务了。

　　《大师》：大跃进时期，您曾给《红旗》杂志起草社论《十分指标，十二分措施，二十四分干劲》为大跃进鼓与呼，这恐怕是您最脱离实际的理论工作阶段了。试想，如果您当时了解一点儿生产一线的真实情况，又会怎么做？就真的能我手写我心了吗？

　　李洪林：那篇文章应该算我写的文章里最“拔尖”的一个，最主观主义、最左的一篇。那时候工作很忙，我的主要工作是编辑《思想界动态》，没有精力到下面去看一看实际，只能通过报纸和内部资料来了解情况。那时候各种信息也都发热得厉害，满脑子被那种“大跃进”的气氛鼓舞起来了，当时很少有人是清醒的。像我给《红旗》写的那篇社论，就是真心实意写的，如果能到下面真正了解实际情况，我不会那样写，因为我没学会瞪着眼睛说瞎话。

　　《大师》：1959年庐山会议召开时，您因刊登青年张治水的一封信受到批判。这是您第一次在党内“犯错误”受处罚吗？当时总结出什么教训没有？

　　李洪林：张治水当时是武汉华中工学院的一个学生，他当过志愿军，复员后上大学，家在农村，眼看着所谓“三面红旗”对群众造成的灾害这么严重，就给毛写了一封信，大概有三万字，全面地把农村情况反映了一下。他很有水平，批评大跃进、人民公社，说人民公社是个“怪胎”。我觉得在1959年能把人民公社称为“怪胎”的，全中国只有他一个人，真正把问题都写透了。中央办公厅接到这封信以后很重视，觉得是一个动向，直接转给政治研究室。政治研究室编的《思想界动态》不对外发行，只给中央委员、候补委员和各省第一书记和各部部长看，每期只印几百份，一个月两期，由我负责编。

　　第一次看到张治水的信真使我大吃一惊，因为我根本不了解下面的实际情况。但是他写得有鼻子有眼，真可以说是用血泪写成的信，(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