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苏共扮演着一个全能党全能政府的角色,垄断一切权力,脱离人民群众,将所有资源裹挟其中,同时在自我绝对化和神圣化的逻辑进程下将自己也陷于其中不能自拔。苏共就是契科夫笔下的别里科夫,既是制套者,也是套中人,苏共不随生产力的发展而与时俱进,最终深受自我编织的政治、经济僵化的体制套子所累而丧失执政地位。这场悲剧不能不引起全能党(政府)的警觉和反思。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以后,应时刻联系群众,不能脱离群众;时刻代表人民的利益;在政治上应该与时俱进,改革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政治体制;经济上应该大力发展生产力;促进社会主义社会的全面发展。

  【关 键 词】苏共/别里科夫/制套者/被套

  契科夫小说《套中人》的主人公别里科夫“总想给自己包上一层外壳,给自己制造一个所谓的套子,以便同人隔绝,不致受到外界影响”。不仅仅是他外表,他的“思想也极力藏在套子里”,更可恶的是他还要求别人也生活在套子里,只有全部装在套子里才觉得安全稳妥。他不仅老是“发表套子式的议论”:“千万别闹出什么乱子来”,还不准这样、不准那样,有突破套子的行为和言论,他会去警察厅告密。虽然别里科夫只是个中学教师,无官无职,但是“教师都很怕他,整个中学控制在他手中”,甚至“全城都受他的控制”。别里科夫是个套中人,同时也是一个制套者。

  重读这篇小说,突然想到苏联崩溃,想到初衷是为了人民、代表人民的苏联政府、苏共最后竟然完全背离了人民而走上不归之路。这种反差和悖论难道不是因为苏共那种别里科夫式统治的结局?可以说苏共就是别里科夫,它编织了无所不在无所不罩的僵化的套子,同时也使自己越来越深受其套,作茧自缚而不能自拔,失去一次次破茧机会,最后连自己的执政地位都丧失殆尽。

  一、苏共被套的滥觞

  作为无产阶级政党,俄共(布)(后称苏共)与其他政党有共同性,但又不同于其他政党。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并没有说这个无产阶级政党是由职业革命家组成的先锋队组织,但却明确指明无产阶级政党——共产党是一个不同于历史上所有其他政党的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先进性的政党。无产阶级政党并不是像资产阶级政党那样是从国家政治体制内,而是从体制外产生出来的,它一开始就把批判和否定现存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合法性作为自己存在和发展的依据,是“具有鲜明的反体制特征”的“特殊政党”。[1]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要求其必须组织成为“一个不同于其他所有政党并与它们对立的特殊政党”。[2]这个“特殊政党”的根本涵义在于,首先,强调“革命是政治的最高行动”,把夺取政权作为自己的根本任务,而所有的教育、宣传和组织都是进行革命的手段;其次,共产党作为无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经由最有觉悟的先进知识分子把革命思想从外部“灌输”到绝大多数没有机会接受教育的无产阶级群众中去,使它由一个“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最后,由于无产阶级政党的这种反体制性质,注定它成为资本主义政治的一个异物,也注定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政治生态环境中往往处于被排斥的边缘地位,因而需要以内部整齐划一和高度凝聚来抵御外部环境的压力和争取有利的地位,这就要求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在思想上和政治上保持高度的独立性和坚定性,“一分钟也不忽略教育工人尽可能明确地意识到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敌对的对立”;[3]组织上有“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明确自己的目标和政策,决不能成为资产阶级政党的尾巴。显然,在马恩关于无产阶级政党理论中,党已经被赋予了高度内敛的特征,鲜明的立场、严密的组织纪律和统一的行动,这些要素作为一个准绳对当时处于白色恐怖的无产阶级政党来说,是具有积极作用的。而且实践证明其理论也是正确的。

  受俄国落后的历史文化和残酷的专制制度背景以及由此形成的俄国革命传统的影响,俄国无产阶级先锋队主要是由少数革命的知识分子组成并且只能处于非法的状态下进行地下秘密活动,这是特加乔夫“少数人”“密谋”思想和列宁“从外面灌输”理论产生的现实背景。在俄国,没有一个能够自由地进行广泛的思想传播的活动场所,更谈不上有比较成熟的有规模的无产阶级运动。在这种严酷的政治现实下,俄国无产阶级政党更倾向于确立那种严格的自我约束规则即列宁在其著名的《怎么办》一书中所表明的任何加入革命先锋队的人都必须遵守党的纪律、无条件地服从组织的思想。这在理智上意味着:党的个体话语与批判必须让位于组织“界限”。就是说,革命先锋队“建立在话语限制的基础上”,“知识分子由此被他们的组织工具所改造。”[4]正如雷蒙·阿隆所言:革命知识分子“以要求自由为起点,却最终屈服于国家和政党的严格纪律。”[5]可以说,俄国无产阶级政党一开始就面临这样一个严酷现实的限制。而这样的逻辑演绎和现实展开,很可能与发起创立先锋队的革命知识分子的理想、信念等相出入。

  二、苏共制套笼罩一切

  如果说上述这种限制如同罗莎·卢森堡所说的是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自愿的自我约束”,而不是由布尔什维克党中央委员会强制实行的限制,[6]那么,俄国无产阶级政党的发展尽管有自相矛盾的现象(其实任何一个政党多多少少都有所限制),但不会像后来那样走向自我封闭、自我僵化的绝路,相反,它将因这种开放的“自我约束”而不断吐故纳新、完善自己。但是,严峻环境下列宁的布尔什维克党不可能做到这点,党被理论和现实规制所限,同时党又以这些去限制每一个组织成员。而夺取政权不久就发生的内战及外国武装干涉又“迫使这个革命的政党为了挽救革命的根本逐渐放弃了某些抱负、愿望和理想。在这一过程中,党的本身,它的领袖和追随者,都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精神上和政治上的变化。”[7]一方面,英雄主义时代党与人民的那种密切关系似乎越来越萎谢,革命摧毁了旧制度,却无法满足人民的日常需要;另一方面,职业革命家为了不使刚得到的政权落到随时觊觎这个权力的反革命手中,又不得不建立强大而又集中的权力机构。而随着权力的不断增强,“他们逐渐将他们的理想——无产阶级民主、弱小民族的权利、最后还有他们自己的自由——都一点点地交给了这个权力机构。”[8]而问题是坚信理想者自己也已经越来越不再想打碎那种权力机构,而是将自己等同于权力,以致这批革命家几乎全被融入进直接行使权力的党组织并全心全意地依附于它。就此,这个建立了如此伟大功勋的党则越来越成为一个完全“制度化”了和“神化”了的组织,成为凌驾于一切之上的“至善之物”。[9]这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苏维埃政权被苏共覆盖得形同虚设,几乎丧失了自己的作用。苏维埃政权是十月革命胜利后确立的国家政权的组织形式,列宁对此赞赏有加:“苏维埃是新型的国家机构……同资产阶级议会制比较起来,这是在民主发展过程中具有全世界历史意义的一大进步。”[10]但当“议行合一”的苏维埃制度付诸实践时,却受到现实政治的诸多变数——制度设计方的理论认识和实际操作水平、公众政治参与的能力特别是政治参与的渠道与方式、国内外的政治环境等的影响和牵制。本应由选举产生的各级苏维埃机构的各个系统的代表、干部及人民团体机构的干部等不得不由党的中央委员会直接任命、委派。政治局、特别是书记处(斯大林任书记处总书记)几乎决定着党和国家的所有组织工作和干部人事调动、提拔、任命和审查等,还向地方组织委派“负责的特派员”并负责在各部门设立政治部。这种做法,使得这个中央机构(也是任命的)拥有极大的权力,控制和操纵了党和国家各级机关的事务。在这个过程中,“先进阶层”——俄共(布)执政党最高领导层的作用,党对政权机构的影响是绝对的。虽然从法理上说,苏维埃是苏俄(苏联)国家最高的权力机关,是唯一的立法机构,而党的决议并不具有法律效力。但是,在实际的政治生活中,不具有法律效力的党的决议,对于苏维埃政权机关来说,却是最高的律令,具有巨大的约束力,并要求无条件地得到执行。在俄共(布)八大通过的《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中和后来俄共(布)十二大的总结报告中都能够一目了然地看到这种关系:党应该领导一切,党必须掌管一切。对此,列宁解释道:“我们深深知道,俄国文化不发达是什么意思,它对苏维埃政权有什么影响;苏维埃政权在原则上实行了高得无比的无产阶级民主……说起来苏维埃机构是全体劳动者都可以参加的,做起来却远不是人人都能参加,这是我们大家都知道的。”列宁强调:“只有工人阶级的先进部分,只有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才能领导自己的国家。”[11]在1922年俄共(布)十一大政治报告中,列宁以斩钉截铁的语气说道:“当我们说到‘国家’的时候,这国家就是我们(作者按:这个“我们”当时指参加党的代表大会的代表中央委员们),就是无产阶级,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国家就是工人,就是工人的先进部分,就是先锋队,就是我们。”[12]列宁对“党即苏维埃国家”的观点作了反复强调,从而为党国同构(即党国一体、以党代政)提供了理论上的支持。这对苏联政治制度的营构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斯大林时期,为了加速工业化需要,更强化了以党代政独揽一切权力资源的体制。斯大林说:“党要检查各管理机关的工作,政权机关的工作,纠正那些不可避免的错误和缺点,帮助这些机关执行政府的决议,竭力保证它们得到群众的支持,而且它们通过任何一项重要的决议都非有党的有关指示不可”。[13]卡冈诺维奇在谈到党中央机关作用时,也毫不含糊地表达了党领导一切、包揽一切的观点。他说:“中央委员会不仅花时间来指导国际政策问题、国防问题和经济建设问题,而且还同时处理这样一些问题,诸如:课本、图书馆、文学、剧院、电影院;处理那样一些问题,诸如:唱片的生产,肥皂的质量等等。布尔什维克的领导艺术也就在这里,就是说,要分出主要战线,全力以赴,同时又要注意到整个战场,任何一个地段都要观察到。”[14]这里,我们可以深切地体会到苏共对政的领导和控制的统领性、全面性、细微性和深入性及党在整个国家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至高无上性。难怪有人批评道,“自从布尔什维克党夺取政权以来,苏维埃的全部作用归结为在‘人民委员会’的决定上盖上一个印章”,[15]苏维埃代表像是“婚礼上的闲人”。[16]

  其次,是党完全宰制了国家强力部门。斯大林时期是如此,后斯大林时代也是如此。斯大林的工业化、农业集体化、1930年代大清洗以及强制性的民族迁移,都是通过国家强力部门的实施展开的,甚至要求保持思想领域的高度的一致性也同样出动了强力部门。那些企图保持自己独立思想和要求自由的人士被当作“人民的敌人”、“帝国主义的走狗”、“异己分子”和“持不同政见者”等,受到监视、迫害甚至生命威胁。而且,这一切始终是在党和人民这样一种总体性的名义下。斯大林去世后,无论是内务部长的贝利亚还是后来国防部长朱可夫为首的军队都曾经试图摆脱党的全权控制,但“都没有逃脱被苏共中央机关一一收拾的厄运。”这进一步明确表明苏共是“国家政权的真正主人”,“是无所不能的”。[17]

  再次是社会经济生活陷于“套中人”境地。在以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党不但“科学”地规定了经济领域的发展顺序(如优先发展重工业)、资源、资金和人员等生产要素的配置额度,规定了企业和集体农庄必须怎样生产、生产什么、生产多少,还“科学”地规定了人员构成、劳动工资定额甚至规定了产品的价格等等。不可否认,这种制度安排在短暂的特定的非常时期确实发挥过高效率,而且这种战略选择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严峻的现实考量,当然还有政治体制、意识形态尤其是对公有制计划经济的一般理解。[18]然而,在和平时期,应该改革经济的发展。作为经营者主体的企业则在这种所谓的科学的计划经济下彻底失去了自由甚至自主性。所有企业(包括集体农庄)都在党国的计划安排和控制下,它们根本没有主动性和创造性空间。俄罗斯著名学者安·米格拉尼扬对此揭示道,“对财产机械地重新分配破坏了在社会机制中形成的所有有利于社会迅速发展的刺激因素”,这种所有制在制造公正、平等的幻觉所带来的“短暂的兴奋之后”,整个社会经济生活便陷于长时期的萧条和瘫痪状态。[19]这种完全排斥市场、靠强制的行政手段运行的计划经济体制造成资源、资本、人力和时间等投入上的高成本和收益上的低效率。在这种体制下,企业与国家形成一种奇特的暗暗的“抬杠”心理,根本不愿意为挖掘自己的潜力、提高积极性、采用新技术、注重产品质量和增强竞争力等方面下功夫。(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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